南宋开禧三年（一二0七）正月，一位名叫方信孺的青年登门拜访，问诗陆游。其年陆游八十三岁，退居山阴镜湖多年，方信孺三十岁，时任萧山县丞。后生晚辈虔诚就问，陆游欣然手书“诗境”二字相赠（事见刘克庄《宝谟寺丞诗境方公行状》）。孰料，这两位年龄相差五十三岁的诗人之间的一次寻常的交游，竟在诗界引起了一个绵延数百年的“诗境”情结。方信孺在此后的仕宦生涯里，几乎每到一地，都会择山水之尤兀奇处，摹刻放翁先生所赠“诗境”二字。
　　嘉定四年（一二一一），放翁早已放舟东海，弃世三年，方信孺时知韶州，在武溪九成台（位于今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刻下“诗境”二字，跋曰：“开禧丁卯正月书。时信孺丞萧山，而放翁退居镜湖，年八十三矣。后五年嘉定辛未，信孺假守曲江，谨抚刻于《武溪深》碑阴。九月旦莆田方信孺识。”（抗战时期，武溪诸石刻遭日军炸毁。）次年，方信孺知道州（今湖南道县），筑“诗境”诸景（见方信孺：《 九嶷环观记》），并将“诗境”刻于窊尊（今不存）。后转任广西，在桂林中隐山、隐山、龙隐岩三刻“诗境”：中隐山刻于嘉定六年，云：“诗境癸酉三月三日游”（此处“诗境”为方信孺之号）。隐山“诗境”刻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九月（石刻今不存）。龙隐岩“诗境”刻于嘉定七年正月，二字中间有“陆游书”三小字，跋语分列于左右，云：“此字始刻于韶之武溪，再刻于道之窊尊，三刻于桂之龙隐岩。嘉定七年正月望，方信孺孚若。”（石刻今不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京都大学藏有拓本。）
　　刻石之外，方信孺还以“诗境”自号。刘克庄称方信孺为“诗境方公”“诗境方公信孺”“诗境公”（见刘克庄《诗境集序》《方景绚判官》《方元吉诗》）。清人翁方纲、陆增祥、杨翰等人的金石著录均言方信孺号“诗境甫”。据刘克庄所撰《行状》，方信孺知真州（今江苏仪征）时，在中堂作复阁，匾文“诗境”。另据刘克庄《后村集·仲弟诗》题跋，方信孺曾珍藏陆游手录诗稿一卷，题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计七十八日，得诗百首。”
　　以上种种，足见方信孺对“诗境”的珍爱，陆游的手泽已然成为一个精神符号，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如影随形。陆耀遹《金石续编》曾对此感慨道：“信孺固自号‘诗境甫’，其题临桂之西山、中隐山、北牖洞，皆但书‘诗境’以代姓名，又尝名其集曰《好庵游戏诗境集》，刘克庄序之。信孺殆有诗境之癖，何其抚勒不厌邪！”
　　“诗境”二字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魔力，使方信孺“抚勒不厌”呢？关于方信孺，《宋史》于《陆游传》后，有《方信孺传》，称其“有隽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杨万里见而异之”。方信孺性格“疏豁豪爽”，诗作得好，他交游的更是一代文豪，年少时便得交辛稼轩（弃疾）、陈同父（亮）等当世大贤（《行状》）。刘克庄在《诗境集序》中说：“诗境方公时语出惊人，为诚斋（杨万里）、放斋（曹粹中）所知。稼軒所居雪楼火，公唁之，有‘何处卧元龙’之句。时乐轩（陈藻）章豪一世，公以偏师劘垒。……岂非阜陵（宋孝宗）所谓‘气高天下’者为之本欤！”信孺之诗，走的是“气高天下”之路。气高者往往难于下人，与陆游的一面之缘，却带给方信孺如此巨大的影响，可见陆游不仅在诗格上对方信孺有所指点，在人格方面亦对方信孺有所教导。
　　所谓诗境，指诗歌创作时的环境，也指诗歌表达的精神意境。唐人先有“诗境”一说，王昌龄《诗格》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仿佛诗境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可以根据心情去勾皴点染。然而白居易《秋池二首》又说“闲中得诗境，此境幽难说”，将诗境视作一种可意会而难言说的幽境，要到达这个境界，还得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须在“闲中”，须“身闲无所为，心闲无所思”。那么陆游所说的又是何等样的“诗境”呢？想来野老闲居，为远方来的小诗友作书，他所题的“诗境”，一定兼具王昌龄之格与白居易之闲，是那种雅致闲情的、属于湖山林泉之乐的诗歌境界吧？
　　却不然。陆游作诗忌“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韵》“大巧谢雕琢”），提倡“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即不刻意营造某种境界。所作《示子遹》诗说：“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在哪儿？在诗人的情怀和对生命的关怀中，诗人移此“情”于诗，于诗中见真性，便是诗境。陆游一生创作诗歌近万首，营造了一个“以气为主”的诗境（《桐江行》“文章当以气为主”），他的浩然之气，是倾注在家国之中的。正如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所言：“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在国破半壁的形势下，陆游南冀王师，北望中原，虽有溪柴狸奴相伴，梦中却总是铁马冰河，家国情怀是他一生的“诗境”。
　　在方信孺来访的开禧二三年间，南宋正经历一场名为“开禧北伐”的悲喜剧。在丞相韩侂胄的主持下，南宋仓促发动了对金朝的复仇战争，试图收复北方的旧疆。然而宋军全线大败，几乎重蹈靖康之耻的覆辙。陆游、辛弃疾都是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因而失败给他们的打击更甚。可能通过忘年好友辛弃疾的中介，方信孺才来拜会隐居镜湖的放翁先生。陆游在给小诗友题字之余，会说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老一少间的谈论与唱和，一定离不开时事国运。这一点，大致可从陆游作于方信孺到访之年的诗略窥一二：
　　渔村樵市过残春，八十三年老病身。
　　残虏游魂苗渴雨，杜门忧国复忧民。（《春晚即事》）
　　老民愿忍须臾死，传檄方闻下百城。（《五月二十一日风雨大作》）
　　老生自悯归耕久，无地能捐六尺躯。（《闻蜀盗已平献馘庙社喜而有述》）
　　传闻新诏募新军，复道公车纳群策。
　　忠诚所感金石开，勉建功名垂竹帛。（《秋日村舍》）
　　得官若使皆齐虏，对泣何疑效楚囚。（《观诸将除书》）
　　诗中这位忧国复忧民、忍死、欲捐六尺躯的诗人，顿于山水之间，看山远，露忧伤之怀;看水东，振奋发之志。心无时无刻不在国事，诗无句无字不在恢复，所书所赋自然“十九从军乐”，其中怎会有闲士仁山智水、优哉游哉的靡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