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琳，在香港就读新闻专业的湖南女孩，传统中学教育和全新大学教育的碰撞中，追溯当年中学校园的故事，触摸成长的脉搏。因为昨天的那个“我”，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我”。
　　我是善忘的人。中学生活的记忆到了现在，任时间过滤之后，留下的只有一些断续的剪影。而第一个涌入我脑海中的剪影，则是夜幕初降之时，我与好友才推着单车从校门口走出，在错落的梧桐树影下继续着未完的讨论。
　　每周一次的读书会讨论，恐怕算不上什么新鲜的发明，唯对好友与我来说意义非凡。那时我们刚进高一不久，省理科实验班已开始赶进度，繁重的数理化功课排山倒海袭来，好似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几乎将课余时间吞食殆尽，让人说不出的苦闷。
　　可是，好友与我都有着颇反叛的性格。作业越令人辛苦，我们越是要苦中作乐。刚从自由自在、多面向发展的初中岁月结伴走来，我们对高中伊始便已被剥夺上历史、政治这类文科课程的权利感到尤为不适。不知怎么，我们都认为扩大阅读面是极重要的事，一个人全面的知识积淀应比一纸分数重要得多。我与她每日一起放学，交流各种稀奇古怪的点子，于是就在某天决定开展一个“读书会”计划，呼朋引伴地共同阅读好书并交流感想、展开讨论。我们很快就在各自认识的师友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成员，开始了每周五放学后学校小树林凉亭里风雨无阻的聚会。
　　从日到夜的交界，一个星期上学日的完结，我们的心情轻松而不乏兴奋，没有负担的年轻的生命充满好奇，讨论起各种问题也是恣肆昂扬。一两年的时间里，我们谈论过的话题不下数十个，比如“中国电视文化的危机”、“我们应如何评价盛世”、“国学与地震之后”、“城市和农民工”、“当代文学焦灼现状”、“下流社会的困局”等等。大约十个人的小集体里，每次由一人作为当次读书会的主持，提前选定好参考书籍或资料，发到公共博客上让大家看看以熟悉话题，然后引入并主导最开始的讨论，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各抒己见。我们往往是越讲越激动、越想越发散，直至触及事物最复杂的核心后立即碰壁的惘然与沉默。天色渐暗，我们意犹未尽，但又必须在家长的短信电话催促下暂时放下心怀中仍激荡不已的新知与新困惑，与彼此挥手告别。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读书会中仅有的一位次次出席的指导老师是地理老师。我和好友刚一莽撞地邀请她加入时，她便毫不犹豫地同意。而我们邀请她加入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过她弹吉他，甚至听说过她曾在地下通道弹吉他表演，“气味相投”的默契甚至可以取代任何一个具体理由。说是指导老师，但她更像我们的同伴，从不用自己的意见否定其他人的想法，人生经验显然更为丰富的她，宁愿提出一个个开放性的问题，让我们在思索过后形成自己的答案，又能敏锐地发现讨论过程中的一些漏洞与局限，让我们的思考范围更全面。
　　还记得那次讨论“城市与农民工”的话题，我们一起设想如果城市建设离开农民工会是什么样？房子没人建了，道路没人铺了，马路没人扫了，写字楼、居民楼的快餐纯净水煤气罐没人送了……“城里人”历来是农村人对遥遥不可及的城市居民的普遍称谓，城乡发展差异让这三个字成为众多农村人挣脱农耕生涯改变命运的终极身份目标。可是当农民怀揣希望涌进城市，所有美好的向往不得不在固不可破的城乡差异观念和政策差异面前破碎，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是被妖魔化了的“农民工”。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城市喧嚣里被贬低、被忽视。经济地位低下使农民工疲于奔命，融入强大而陌生的城市文化遥不可及。
　　地理老师又提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跟随父母走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在从小亲近城市文化、习惯了城市便利生活以后，已经从根本上抛弃了他们父辈的农耕意识。他们大都不愿再回到落后的乡村。但从城里人的眼光里，他们看不到认同。他们的明天会更好吗？人生而平等。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多彩的梦想。农民工不应该仅仅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劳动工具，他们的叹息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不能承受之重。农民工的福祉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融入城市，不应该是农民工心中一个难圆的梦。
　　在那样的年纪里，有什么比去发现、去思考，然后再自由地表达更令人舒畅的呢？我们读了许多本好书，想了许多似乎不用去想但其实非常值得去想的问题，在升学压力作用下千篇一律的高中课堂中为自己打开了一个主动求知的缺口，然后最明亮的光就从中投射到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中学生活中影响深远的珍贵印记。一个中学生应该关心什么、思考什么，从来不能够被简单规定，可塑性最强的青春，只有自己发乎内心的填充挥洒，才对得起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最好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