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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德里罗的小说一直以来都对生态环境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他的《大都会》则更明显地将焦点聚集于精神生态的领域。故事模仿了《尤利西斯》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主人公埃里克为了解决失眠的问题，在一天内乘坐豪华轿车穿过整个城市到达儿时的理发店的所见所闻。而这段旅程也仿佛一场精神失衡与回归之旅，作者一边揭示以埃里克为代表的后现代人种种的精神困扰，一边以“自我救赎”的方式帮助埃里克找到精神失衡的原因并逐渐回归自我。从中也揭示出精神危机的根源——现代工业文明和剥削制度，只有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尊重自然界所有生命的内在价值，才能平衡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唐·德里罗；《大都会》；精神生态；失衡；回归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127-03
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一直以来都对生态环境保持着高度关注，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再到精神生态，作者从多方面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不懈探究，体现出一名作家强烈的生态责任感和人道主义关怀。《大都会》是德里罗的第13本小说，它仿照《尤利西斯》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主人公埃里克在一天内乘着私人豪华轿车穿越整个城市去儿时的理发店的各种遭遇和所见所闻，真实再现了后工业时代美国大都市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早期的生态小说《白噪音》和《地下世界》相比，《大都会》更关注现代人精神生态危机。书中主人公埃里克是一位年轻的超级富豪，精于金融投资和股票操控，事业如日中天，可生活中却问题不断，孤独、失眠、多疑、贪婪、对妻子冷漠、与同事疏离……这一切都是现代都市人精神生态“失衡”的典型表现。而他的理发之路更仿佛一段“奥德赛之旅”，充满着精神救赎和“回归”的味道。
20个世纪70年代，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P.Duvigneaud）在其《生态学概论》最后一章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污染”这一概念，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2000年，鲁枢元教授在《生态文艺学》中总结了世界众多领域的学者对精神污染问题的看法，将现代人的精神疾病病癥状概括为：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和心灵的“拜物化”。这些精神“失衡”的症状在德里罗的《大都会》得到了多层面的展现。
一、精神生态“失衡”的大都会
鲁枢元教授指出，现代都市人普遍具有精神“真空化”的特征，即现代人既失去了动物的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传统价值尺度，生活失去了意义，普遍感到无聊和绝望。德国学者古茨塔夫·豪克（G.R.Hocke）将这种症状称为“精神真空病”，而自戕和害人则是填补真空最常见的方式。在《大都会》中，埃里克曾经途经一个电子音乐轰鸣的剧院，看到一群疯狂的青少年在聚众吸毒，他们在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中张着嘴，摇头晃脑，神情恍惚。在埃里克眼里，这群人没有思想，远离忧虑和痛苦。而电子音乐，因为它的响亮、乏味和没有生机吸引着人们，最终连他的保镖丹科也加入其中。贝塔朗菲认为，精神“真空”的实质是人类赖以支撑自己精神信念的“符号宇宙”已经崩溃。缺乏信仰，人生会变得迷茫，人也更容易误入歧途。就像丹科，原本是参加过巴尔干半岛战争的老兵，历经无数磨难和痛苦，有过自己的信仰，退役后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成为埃里克的保镖之一。由于埃里克对他的员工十分冷漠，对于用生命保护他的人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使丹科无法通过努力工作赢得尊重，再加上身体的痛苦和毒品的诱惑，他很快就染上毒瘾，自甘堕落了。小说中的杀手本诺·莱文在自白书中也提到，因为事业受挫，自信心受到打击，变得自暴自弃，染上了全球性疾病“莎司托”，也就是丧失了灵魂。他意志消沉，浑浑噩噩，幻想着通过谋杀埃里克来获得存在感和价值感。这样的精神个体都是因为失去了自身带有符号的精神信仰而变得绝望消怠，是后现代都市人典型的精神失衡表征。
行为的“无能化”是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无能感》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现代人失去生存勇气、一味被动依赖的状态。在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科技与现实面前，个人的无能感和依赖性不断增强，从而引发内心无端的紧张和焦虑。金融市场上的埃里克精于计算，投资精准，创造了他的帕克金融帝国，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患上了失眠症。为了解决睡眠问题，他用过镇静药和催眠药，使他对药物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最终决定通过寻找儿时记忆的方式来缓解症状——尽管他一贯排斥回忆。埃里克的焦虑还体现在对自己“前列腺不对称”的过分担忧，尽管私人医生天天为他体检，也明确告知他没有大问题，他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听说本诺也患有此症，并且从不为之担心时，他才“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长时间深埋心底的痛苦就这样消逝了”。埃里克的身体疾患大多来自精神的压力和紧张，这使他变得过于依赖医生和药物，医生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让他神经高度紧张，并为此忧心忡忡，做出一些异于常人的举动，比如这次危机重重的怀旧之旅。海德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迫使着人们囿于技术的视野，把有丰富内容的存在物限制在一个方向上，使之符合技术功能性的尺度。埃里克的座驾是一辆豪华加长轿车，是他的移动办公室，通过这辆车他可以随时了解金融市场的动态，也使他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可是他的生活仿佛也被“困”在这样一个舒服的环境里了，使他与外界格格不入，在人际交往方面给人以“无能感”，妻子、情人、下属都与他有距离感。
“疏离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世界产生有意或无意的生疏。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现代人很少愿意直接与大自然接触，他们习惯了在装修精美的空调房里欣赏窗外的四季变化。埃里克的妻子是位富有生活情调的诗人，她兴致勃勃地邀请丈夫一起去宁静的湖边享受二人世界，可是却遭到了拒绝。在丈夫看来，他宁愿待在做了降噪处理的豪车里，尽管自己都觉得那样的隔音处理只是一种心理安慰。他躲避噪音却又渴望噪音，因为噪音能给他带来对技术的依赖感。而对于身边实际存在的人和物，他又充满着抵制情绪。他对妻子冷漠，对下属冷淡，这既是现代社会“竞争”与“拼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高科技发展的衍生品，人与人身心之间的真诚亲近转变为指尖与电键之间的亲近，最后连人自己内心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心灵的呵护、精神的守望也被淹没在物质的滚滚洪流中。埃里克从未在内心深处肯定过他的新婚妻子，对于她的美貌、教养和天赋也从不关注，他只在乎她的家族和财产，“他们俩一起虚构出了她的美丽，共同策划了让双方都满意和快乐的神话。他们的婚姻中隐藏着这种约定”。所以每次看到她，他都只是想从她身上得到性的刺激。直到他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在参与了裸体群演的活动后，才发现她的好和自己对她的感情。而这时，妻子已经决定结束这段冷漠的婚姻。 《大都会》中的杀手本诺也是一个与社会“疏离”的人，在激烈的工作竞争中，他无法得到上司的肯定，事业受挫，自信心受到打击，开始自暴自弃。他离开了家人和朋友，独居在废弃的楼房中，他的生活的动力和生存价值就是干掉埃里克，虽然最终“碰巧”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也毁掉了自己。他和埃里克都生活在无可排解的抑郁之中，他们的软弱、孤独、空虚、绝望……都是都市存在“疏离感”带来的结果。
除了上面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病症，心灵的“拜物化”和生活的“齐一化”也都在书中有典型性的描写。在后工业时代，统一的文化观念、物质化的文化方式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思考、个性的展现全都没有了时间和空间；一切希望保留个性的人，由于经济上的无能为力，都只能被物质化的主流文化淹没。埃莉斯是本书中较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低调、纯朴、浪漫，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可她却被丈夫漠视，被婚姻抛弃。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其最后的结局恰好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保持个性的艰难。丹科曾经是名勇敢的战士，他经历过战争，拥有坚毅的品格和军人的信仰。可当他回到社会，就不得不依附于埃里克，成为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保镖。他的品格和信仰被物质一点点地腐蚀，最终拜倒在摇滚乐和毒品的脚下，他的精神被“齐一”的生活同化了。
二、埃里克的精神回归之旅
埃里克的精神回归之旅在经历了交通瘫痪、情人约会、恐怖袭击、馅饼刺杀、歌手葬礼、股市崩盘、裸体表演等际遇后，最终到达理发店。这个行程犹如奥德赛之旅，虽有凶险波折，但却让他找回精神归属，找回了自己，这是一场自我救赎之旅。这场旅行起源于埃里克的失眠症，他想通过一种方式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儿时的理发店是他能寻回童真和信任感的地方，所以他决定穿越整个城市去“理个发”。童年总是珍藏着最深刻的记忆，然而对于极速向前发展的个人和社会来说，历史和过去最容易被遗忘。埃里克自己也承认：“只有在没有回忆干扰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力量才能发挥到极致。”因此，他一般不喜欢回忆过去，也从不看好生活中那些陈旧的、跟不上时代的事物，厌弃人们还在使用的提款机、电话、听诊器……而对新的、虚拟的数字和事物充满好感，“新的东西没有危险”。但是，当他的睡眠出现问题时，他感到，只有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才能让他放下内心的防备，释放压力。让一个厌恶“过去”的人用“怀旧”的方式找回记忆，用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注定了埃里克的怀旧之旅充满坎坷。起初他企图从各种刺激中获得存在感：补充食物，在葡萄糖燃起的欲望中获得满足感；约会情人，让女保镖用电枪击他，在性和生理疼痛的快感中感受生命的真实；佩戴太阳镜，从别人眼中获得存在感；主动感受被暗杀的威胁，在恐惧的刺激中寻找存在感……然而这一切并未让他真正感受到自由和真实，相反，他一直厌烦的“旧事物”却一直在填充他的存在感：投资失败的现实给予了他从未有过的自由；在说唱歌手葬礼上的歌声中，他开始痛哭，开始反思。埃里克终于发现：“他已经摆脱了一切，只有无比的宁静感，一种淡泊和自由的宿命感。”失去资本的他终于不必再为货币市场的变化忧心了，这是一种解脱。他认识到，如若他得不到身边人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么挣再多的钱也不能让他如费斯一般获得尊重。他需要像费斯歌曲唱的一样：“回归本我。”于是，他关掉了显示屏，将车内恢复到原始状态，这是他人性回归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最终，车子到达了理发店。街道上的旧门面、理发店里的旧摆设勾起了埃里克对童年时代的回忆，直爽的安东尼和憨厚的司机易卜拉欣让他放下戒心，把困扰自己很久的暗杀威胁告诉了他们。在那一刻，他体会到，信任别人的感觉真好。最后，他竟然有了久违的睡意，在安东尼和易卜拉欣模糊的声音中沉睡过去，还由衷地感叹：“世上有什么比入睡还简单！”过去那个自视清高、敏感多疑的埃里克终于变了。睡醒后的他带着安东尼的老式手枪离开了理发店，并参加了一场裸体演出，当除去身上所有的衣饰，赤裸面对同样裸体的人们时，埃里克终于找回了最真实的自我。而当他又一次偶遇妻子，两人赤裸相对、拥吻、发生关系后，他也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他深爱着她！情感的回归加深了他对自己的了解。尽管如此，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他最终还是要面对一场策划已久的暗杀。只是这一切又来得与预期不同，面对着杀手，埃里克放下了自己的孤傲，与杀手一同深刻而又细致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孤独、绝望、空虚是如此的相似，连不对称的前列腺也一模一样。坦然说出这一切后，两个人都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相互理解、尊重、和谐相处，竟是这样的简单。埃里克的精神回归之旅结束了，他失去了婚姻、金钱和地位，却换回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他的精神和人性得以回归。
埃里克的精神“失衡”和自我救赎之旅表明，精神生态的失衡来自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这与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金的观点不谋而合。科技的发展、物质的富足和过度的两极分化使得整个社会生态被打破，进而导致现代人在生活上过于依赖科学技术的同时又无法摆脱精神的困境，这是整个后现代社会的顽疾。德里罗通过对精神生态的关注呼吁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多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用真诚、善良和责任感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育一个和谐、平衡和有序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冯·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G.R.豪克.绝望与信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4〕P.迪維诺.生态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唐·德里罗；《大都会》；精神生态；失衡；回归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127-03
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一直以来都对生态环境保持着高度关注，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再到精神生态，作者从多方面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不懈探究，体现出一名作家强烈的生态责任感和人道主义关怀。《大都会》是德里罗的第13本小说，它仿照《尤利西斯》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主人公埃里克在一天内乘着私人豪华轿车穿越整个城市去儿时的理发店的各种遭遇和所见所闻，真实再现了后工业时代美国大都市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早期的生态小说《白噪音》和《地下世界》相比，《大都会》更关注现代人精神生态危机。书中主人公埃里克是一位年轻的超级富豪，精于金融投资和股票操控，事业如日中天，可生活中却问题不断，孤独、失眠、多疑、贪婪、对妻子冷漠、与同事疏离……这一切都是现代都市人精神生态“失衡”的典型表现。而他的理发之路更仿佛一段“奥德赛之旅”，充满着精神救赎和“回归”的味道。
20个世纪70年代，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P.Duvigneaud）在其《生态学概论》最后一章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污染”这一概念，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2000年，鲁枢元教授在《生态文艺学》中总结了世界众多领域的学者对精神污染问题的看法，将现代人的精神疾病病癥状概括为：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和心灵的“拜物化”。这些精神“失衡”的症状在德里罗的《大都会》得到了多层面的展现。
一、精神生态“失衡”的大都会
鲁枢元教授指出，现代都市人普遍具有精神“真空化”的特征，即现代人既失去了动物的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传统价值尺度，生活失去了意义，普遍感到无聊和绝望。德国学者古茨塔夫·豪克（G.R.Hocke）将这种症状称为“精神真空病”，而自戕和害人则是填补真空最常见的方式。在《大都会》中，埃里克曾经途经一个电子音乐轰鸣的剧院，看到一群疯狂的青少年在聚众吸毒，他们在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中张着嘴，摇头晃脑，神情恍惚。在埃里克眼里，这群人没有思想，远离忧虑和痛苦。而电子音乐，因为它的响亮、乏味和没有生机吸引着人们，最终连他的保镖丹科也加入其中。贝塔朗菲认为，精神“真空”的实质是人类赖以支撑自己精神信念的“符号宇宙”已经崩溃。缺乏信仰，人生会变得迷茫，人也更容易误入歧途。就像丹科，原本是参加过巴尔干半岛战争的老兵，历经无数磨难和痛苦，有过自己的信仰，退役后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成为埃里克的保镖之一。由于埃里克对他的员工十分冷漠，对于用生命保护他的人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使丹科无法通过努力工作赢得尊重，再加上身体的痛苦和毒品的诱惑，他很快就染上毒瘾，自甘堕落了。小说中的杀手本诺·莱文在自白书中也提到，因为事业受挫，自信心受到打击，变得自暴自弃，染上了全球性疾病“莎司托”，也就是丧失了灵魂。他意志消沉，浑浑噩噩，幻想着通过谋杀埃里克来获得存在感和价值感。这样的精神个体都是因为失去了自身带有符号的精神信仰而变得绝望消怠，是后现代都市人典型的精神失衡表征。
行为的“无能化”是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无能感》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现代人失去生存勇气、一味被动依赖的状态。在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科技与现实面前，个人的无能感和依赖性不断增强，从而引发内心无端的紧张和焦虑。金融市场上的埃里克精于计算，投资精准，创造了他的帕克金融帝国，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患上了失眠症。为了解决睡眠问题，他用过镇静药和催眠药，使他对药物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最终决定通过寻找儿时记忆的方式来缓解症状——尽管他一贯排斥回忆。埃里克的焦虑还体现在对自己“前列腺不对称”的过分担忧，尽管私人医生天天为他体检，也明确告知他没有大问题，他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听说本诺也患有此症，并且从不为之担心时，他才“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长时间深埋心底的痛苦就这样消逝了”。埃里克的身体疾患大多来自精神的压力和紧张，这使他变得过于依赖医生和药物，医生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让他神经高度紧张，并为此忧心忡忡，做出一些异于常人的举动，比如这次危机重重的怀旧之旅。海德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迫使着人们囿于技术的视野，把有丰富内容的存在物限制在一个方向上，使之符合技术功能性的尺度。埃里克的座驾是一辆豪华加长轿车，是他的移动办公室，通过这辆车他可以随时了解金融市场的动态，也使他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可是他的生活仿佛也被“困”在这样一个舒服的环境里了，使他与外界格格不入，在人际交往方面给人以“无能感”，妻子、情人、下属都与他有距离感。
“疏离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世界产生有意或无意的生疏。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现代人很少愿意直接与大自然接触，他们习惯了在装修精美的空调房里欣赏窗外的四季变化。埃里克的妻子是位富有生活情调的诗人，她兴致勃勃地邀请丈夫一起去宁静的湖边享受二人世界，可是却遭到了拒绝。在丈夫看来，他宁愿待在做了降噪处理的豪车里，尽管自己都觉得那样的隔音处理只是一种心理安慰。他躲避噪音却又渴望噪音，因为噪音能给他带来对技术的依赖感。而对于身边实际存在的人和物，他又充满着抵制情绪。他对妻子冷漠，对下属冷淡，这既是现代社会“竞争”与“拼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高科技发展的衍生品，人与人身心之间的真诚亲近转变为指尖与电键之间的亲近，最后连人自己内心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心灵的呵护、精神的守望也被淹没在物质的滚滚洪流中。埃里克从未在内心深处肯定过他的新婚妻子，对于她的美貌、教养和天赋也从不关注，他只在乎她的家族和财产，“他们俩一起虚构出了她的美丽，共同策划了让双方都满意和快乐的神话。他们的婚姻中隐藏着这种约定”。所以每次看到她，他都只是想从她身上得到性的刺激。直到他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在参与了裸体群演的活动后，才发现她的好和自己对她的感情。而这时，妻子已经决定结束这段冷漠的婚姻。 《大都会》中的杀手本诺也是一个与社会“疏离”的人，在激烈的工作竞争中，他无法得到上司的肯定，事业受挫，自信心受到打击，开始自暴自弃。他离开了家人和朋友，独居在废弃的楼房中，他的生活的动力和生存价值就是干掉埃里克，虽然最终“碰巧”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也毁掉了自己。他和埃里克都生活在无可排解的抑郁之中，他们的软弱、孤独、空虚、绝望……都是都市存在“疏离感”带来的结果。
除了上面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病症，心灵的“拜物化”和生活的“齐一化”也都在书中有典型性的描写。在后工业时代，统一的文化观念、物质化的文化方式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思考、个性的展现全都没有了时间和空间；一切希望保留个性的人，由于经济上的无能为力，都只能被物质化的主流文化淹没。埃莉斯是本书中较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低调、纯朴、浪漫，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可她却被丈夫漠视，被婚姻抛弃。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其最后的结局恰好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保持个性的艰难。丹科曾经是名勇敢的战士，他经历过战争，拥有坚毅的品格和军人的信仰。可当他回到社会，就不得不依附于埃里克，成为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保镖。他的品格和信仰被物质一点点地腐蚀，最终拜倒在摇滚乐和毒品的脚下，他的精神被“齐一”的生活同化了。
二、埃里克的精神回归之旅
埃里克的精神回归之旅在经历了交通瘫痪、情人约会、恐怖袭击、馅饼刺杀、歌手葬礼、股市崩盘、裸体表演等际遇后，最终到达理发店。这个行程犹如奥德赛之旅，虽有凶险波折，但却让他找回精神归属，找回了自己，这是一场自我救赎之旅。这场旅行起源于埃里克的失眠症，他想通过一种方式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儿时的理发店是他能寻回童真和信任感的地方，所以他决定穿越整个城市去“理个发”。童年总是珍藏着最深刻的记忆，然而对于极速向前发展的个人和社会来说，历史和过去最容易被遗忘。埃里克自己也承认：“只有在没有回忆干扰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力量才能发挥到极致。”因此，他一般不喜欢回忆过去，也从不看好生活中那些陈旧的、跟不上时代的事物，厌弃人们还在使用的提款机、电话、听诊器……而对新的、虚拟的数字和事物充满好感，“新的东西没有危险”。但是，当他的睡眠出现问题时，他感到，只有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才能让他放下内心的防备，释放压力。让一个厌恶“过去”的人用“怀旧”的方式找回记忆，用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注定了埃里克的怀旧之旅充满坎坷。起初他企图从各种刺激中获得存在感：补充食物，在葡萄糖燃起的欲望中获得满足感；约会情人，让女保镖用电枪击他，在性和生理疼痛的快感中感受生命的真实；佩戴太阳镜，从别人眼中获得存在感；主动感受被暗杀的威胁，在恐惧的刺激中寻找存在感……然而这一切并未让他真正感受到自由和真实，相反，他一直厌烦的“旧事物”却一直在填充他的存在感：投资失败的现实给予了他从未有过的自由；在说唱歌手葬礼上的歌声中，他开始痛哭，开始反思。埃里克终于发现：“他已经摆脱了一切，只有无比的宁静感，一种淡泊和自由的宿命感。”失去资本的他终于不必再为货币市场的变化忧心了，这是一种解脱。他认识到，如若他得不到身边人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么挣再多的钱也不能让他如费斯一般获得尊重。他需要像费斯歌曲唱的一样：“回归本我。”于是，他关掉了显示屏，将车内恢复到原始状态，这是他人性回归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最终，车子到达了理发店。街道上的旧门面、理发店里的旧摆设勾起了埃里克对童年时代的回忆，直爽的安东尼和憨厚的司机易卜拉欣让他放下戒心，把困扰自己很久的暗杀威胁告诉了他们。在那一刻，他体会到，信任别人的感觉真好。最后，他竟然有了久违的睡意，在安东尼和易卜拉欣模糊的声音中沉睡过去，还由衷地感叹：“世上有什么比入睡还简单！”过去那个自视清高、敏感多疑的埃里克终于变了。睡醒后的他带着安东尼的老式手枪离开了理发店，并参加了一场裸体演出，当除去身上所有的衣饰，赤裸面对同样裸体的人们时，埃里克终于找回了最真实的自我。而当他又一次偶遇妻子，两人赤裸相对、拥吻、发生关系后，他也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他深爱着她！情感的回归加深了他对自己的了解。尽管如此，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他最终还是要面对一场策划已久的暗杀。只是这一切又来得与预期不同，面对着杀手，埃里克放下了自己的孤傲，与杀手一同深刻而又细致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孤独、绝望、空虚是如此的相似，连不对称的前列腺也一模一样。坦然说出这一切后，两个人都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相互理解、尊重、和谐相处，竟是这样的简单。埃里克的精神回归之旅结束了，他失去了婚姻、金钱和地位，却换回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理解，他的精神和人性得以回归。
埃里克的精神“失衡”和自我救赎之旅表明，精神生态的失衡来自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这与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金的观点不谋而合。科技的发展、物质的富足和过度的两极分化使得整个社会生态被打破，进而导致现代人在生活上过于依赖科学技术的同时又无法摆脱精神的困境，这是整个后现代社会的顽疾。德里罗通过对精神生态的关注呼吁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多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用真诚、善良和责任感来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育一个和谐、平衡和有序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冯·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G.R.豪克.绝望与信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4〕P.迪維诺.生态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