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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简称《背叛》）是“文革”中最重要的大批判文章，换言之，它是“文革”中唯一一篇中共中央发通知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认真组织学习和讨论”的大批判文章。
《背叛》不是个人署名文章，而是中共中央党刊和党报两家的编辑部文章，按照周恩来在讨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时的说法，其档次要高于个人署名——这也是起草者所希望的事情；这篇文章的起草者是“文革”初期十分活跃的两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关锋。
王力和关锋为什么写《背叛》？是根据毛泽东在他们1967年3月份所写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刊《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加的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黑体为笔者加）虽然出现在王力、关锋所写的文章中，但“著作权”并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毛。
十分明白，王力和关锋写《背叛》是最高指示——直接的最高指示，甚至最高连提纲都给他们拟定了！换言之，《背叛》不过是“直接最高指示”的注释。在某种意义上说，认为：《背叛》所批者为“最大的走资派”，而作者则是最高也不为错，也不为过。其严重性比毛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进了一步！它公开表明毛要对刘（少奇）做全面（包括现实和历史）清算从而要彻底打倒了。
所谓《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王力、关锋写的《背叛》，我们说，就是毛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段话的展开和发挥。毛既然在他们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段话，毫无疑问，他们也有责任和义务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也就是展开和发挥。为此，我们先评论一下毛对《修养》的批判。
《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审阅，毛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王力和关锋究竟是怎样展开和发挥毛对《修养》的批判的。
《背叛》开宗明义地指出：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是刘少奇的代表作，这是事实。它是“大毒草”，罪大恶极，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是《背叛》作者提出的任务。
《背叛》接着严厉地指出：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修养》的罪恶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按照《背叛》作者一个理论性的说法，这就是“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
《背叛》作者对《修养》下如此尖锐和严重的判断，究竟提出了什么根据？我看就是这样两条：一曰“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二曰在引用列宁其中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时拦腰把它“砍掉”。
我们将《背叛》和最高对《修养》的批判对照一下，可以看到：《背叛》作者所提出的根据（或者说论据），第一条连语言都是“最高”的；第二条，可说是《背叛》作者“独立”在《修养》本身抓到的一个“把柄”。《背叛》作者突出创造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在这两条所谓“根据”上面给“最大走资派”又明白地扣上一顶“背叛”的帽子（这顶帽子在最高的批判中还是潜在的）。要知道“背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从列宁（注意：是从列宁）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最大、最高的罪名，考茨基可能是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第一人（参见列宁1918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特别是其中的《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一节）。最高（以及《背叛》作者）的本意也就是要把“最大的走资派”打成继承考茨基衣钵的人！
先看《背叛》作者第一个论据。他们说：“他（指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这本长达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还说：“《修养》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这个论据不能成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修养》中语），毛泽东在谈中国革命或当时阶级斗争时也没提过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说来，责难《修养》“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无的放矢？！
说到1962年修订再版“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也算不上什么错误和罪过。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最根本，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附会；请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什么时候这样说过和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整个学说中最重要、最根本。如果不论写什么文章和什么著作都一定要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画蛇添足，是延安整风所强烈和坚决反对的“党八股”吗？《背叛》的作者说“长达五万字”的《修养》“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或者“砍掉”（我还是袭用《背叛》作者这样充满所谓无产阶级激情的愤怒的说法）所引用的列宁语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是“党八股”的一种恶劣表现。 顺便说说，“文革”后，20世纪90年代，或进入21世纪，我和关锋交往时（我是关锋的学生，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就是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因而不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我对关锋都是执弟子礼），他对他和王力在“文革”中根据毛的意见写的《背叛》还认为“基本上是对的”（2001年3月30日和笔者谈话）。这也反映着他对“文革”的基本态度。我认为，关锋服膺“党文化”，受“党八股”影响（也可说：毒害）很深，这也就是他，主要是他（和王力）撰写《背叛》的思想根源。
我说关锋是写《背叛》的主要人物，这从《王力反思录》可得到说明，王力在《反思录》中虽然谈到毛（及江）批《修养》，但几乎没谈到他和关锋写《背叛》的事；我看其原因不是别的，大概就是因为他不是写《背叛》的主要人物。这一点，关锋在2001年3月30日和我谈《背叛》时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为了写《背叛》，还有两个帮他（和王力）看各种稿子的青年（一个是1964年毕业的本科生，一个是1964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们毕业后都被挑选和调到《红旗》杂志社）集体看了一天半《修养》，——看来，关锋为写《背叛》是下了大工夫的。谈到王力，关锋只说，他概括的“越养越修”一句话，很受毛欣赏。王力在其《反思录》中之所以没怎么谈及写《背叛》的事，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掠别人（关锋）之美，贪别人之功。一句话，写《背叛》，关锋的责任要比王力大。
至于说《修养》“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该书的实际。《修养》讲“万里长征”是不是谈“现实的阶级斗争”？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是谈“现实的阶级斗争”？
我们再看第二个论据。他们说，《修养》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把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砍掉”了。这有什么可责难的。一是《修养》的作者觉得“砍掉”不影响意思，或者说够用了。这或许是《修养》作者一个非常重要和高超的考虑，即当时中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还不到谈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不“砍掉”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既然30年代初版没有（用《背叛》作者的话说：“砍掉”了），60年代再版为什么一定要加上？维持初版的原状为什么不对？……《修养》的作者刘少奇已经作古40多年，1962年编辑再版《修养》的陈伯达、康生也不在了，再无法询问究竟。然而，不管怎么说，认为《修养》在引用列宁的语录时“砍掉”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成立的。
不仅如此。《背叛》的作者还以栽诬的语言，宣判：《修养》“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这个宣判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这里不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说马克思主义；因为我认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的首创权属于布朗基派”（秦晖、金雁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言论中确实也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其含义和布朗基派说的有很大不同（不可否认在这个问题上，马恩也受到布朗基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马恩从来（特别是他们的晚年）没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学说或理论的实质或灵魂，而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灵魂或实质的是自诩遵循和继承以及被誉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和毛泽东。所以，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和逻辑，谁在某个场合没提无产阶级专政，就说你（实际上，是诬你）：“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
所谓按照《修养》去做“越养越修”
《背叛》指责《修养》“抛开”现实斗争谈“修养”。它说：“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这就是说，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脱离实践，脱离现实搞面壁独思的“自我修养”，结果“越养越修”。这个指责，完全是自欺欺人，根本不符合《修养》中的白纸黑字。
所谓“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的不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吗？请看白纸黑字。《修养》明明白白地写着（《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6—127页）：
“无产阶级即使胜利以后，也还有极困难的任务需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是不同的。比如资产阶级的革命，通常是以获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取得政权以后。”
取得政权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否则什么也干不了。这个道理，这个逻辑，连普通人都不会有怀疑，两个笔杆子、大秀才怎么却视而不见？难道这些白纸黑字没进入他们的眼帘？毛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刘说：获取政权“这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这难道不是同样的意思？
说什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开”即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要人们搞面壁独思的“自我修养”，在激烈的战争年代和革命环境中，作为共产党的一个高级领导并有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他能够在大庭广众场合向成千上百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作这样的报告？他如果真作这样的报告能够赢得在场的广大党员和革命青年认可？应该说这都是属于常识范围的事情。况且刘少奇不是作一次报告，而是连续多次。他的报告，不仅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还印成书，并上了“整风文献”，我们想想，《修养》若没有点符合当时革命斗争实际需要的货真价实的东西能成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少奇在1940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即接班人），《修养》起了重要作用，而在60年代他被彻底打倒，《修养》又成为压死他的比千斤陨石还重的一块“石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仅仅三四个月前，《背叛》的作者之一关锋，还肯定和赞誉《修养》，然而，时过仅仅百日，写起《背叛》来，却把《修养》骂得一塌糊涂，也真难为其做人。这种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转得快”，恐怕这是无条件站在官方立场上的“笔杆子”一个免不了和免不掉的特点。
1966年初，关锋和吴传启合写了《评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刊《哲学研究》1966年第1期，《人民日报》同年3月19日转载），其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这段话鲜明地表明了关锋的道德观，他认为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根本不能继承，但他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肯定和赞扬的。不过我认为，刘少奇恐怕觉得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还是有继承性的。这属于百家争鸣的学术问题，本文不赘。
《修养》谈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从学科讲，属于道德学或伦理学。《修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今年76岁，在上世纪50年代十七八岁时，读的遍数最多的政治著作就是《修养》。通过读这本书，我有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懂得了党的宗旨，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终于在1955年18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认为，《修养》是刘少奇精心撰写的，并反映其思想观点和理论水平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本书，它是“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再看这本书，我有几点和过去不同的认识，借助本文概要谈谈：
第一，它只讲阶级性和党性，不讲人性。它所谓党性、阶级性，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和中国共产党一向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致的，也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特点在道德学或伦理学中的反映和表现。
第二，它不讲民主、自由、人权，书中连这样的概念也没有。它讲的民主只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民主作风，和民主的科学概念不沾边。它不讲自由，但反对自由主义；也可以说，在这本书中“自由”是一个贬义词。人权和自由这个最重要的人权，根本没有进入“修养”及其作者的视野。
第三，它过分强调党的利益，认为党员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虽然也谈到个人利益，说要照顾个人利益，但其基本上是处于从属和被忽视的地位。
第四，和宣传“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相联系，它不讲独立思考。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驯服工具论”，这和《修养》恐怕是有思想渊源的。1958年，《北京日报》开展了“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刘少奇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去《北京日报》社同编辑部的人座谈，讲了党员应该正确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问题。他批评了“有些人把党当成汽车，他是开汽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驭党的现象，提倡党员个人应该服从党的需要，说：“作党的工具好不好？作驯服的工具好不好？很好。”
我所以要谈对《修养》这样的几点认识，意在防止走极端。即不要因为它在“文革”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就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文革”中对《修养》的批判是政治批判，是为了一定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从方法论上讲，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指鹿为马”，栽赃诬陷。《背叛》一文没有丝毫的理论和学术价值。批判《修养》是一个冤案，天大的冤案，要完全把它翻过来！
（作者为《求是》杂志编审、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殷之俊
《背叛》不是个人署名文章，而是中共中央党刊和党报两家的编辑部文章，按照周恩来在讨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时的说法，其档次要高于个人署名——这也是起草者所希望的事情；这篇文章的起草者是“文革”初期十分活跃的两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关锋。
王力和关锋为什么写《背叛》？是根据毛泽东在他们1967年3月份所写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刊《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加的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黑体为笔者加）虽然出现在王力、关锋所写的文章中，但“著作权”并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毛。
十分明白，王力和关锋写《背叛》是最高指示——直接的最高指示，甚至最高连提纲都给他们拟定了！换言之，《背叛》不过是“直接最高指示”的注释。在某种意义上说，认为：《背叛》所批者为“最大的走资派”，而作者则是最高也不为错，也不为过。其严重性比毛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进了一步！它公开表明毛要对刘（少奇）做全面（包括现实和历史）清算从而要彻底打倒了。
所谓《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王力、关锋写的《背叛》，我们说，就是毛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段话的展开和发挥。毛既然在他们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段话，毫无疑问，他们也有责任和义务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也就是展开和发挥。为此，我们先评论一下毛对《修养》的批判。
《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审阅，毛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王力和关锋究竟是怎样展开和发挥毛对《修养》的批判的。
《背叛》开宗明义地指出：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是刘少奇的代表作，这是事实。它是“大毒草”，罪大恶极，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是《背叛》作者提出的任务。
《背叛》接着严厉地指出：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修养》的罪恶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按照《背叛》作者一个理论性的说法，这就是“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
《背叛》作者对《修养》下如此尖锐和严重的判断，究竟提出了什么根据？我看就是这样两条：一曰“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二曰在引用列宁其中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时拦腰把它“砍掉”。
我们将《背叛》和最高对《修养》的批判对照一下，可以看到：《背叛》作者所提出的根据（或者说论据），第一条连语言都是“最高”的；第二条，可说是《背叛》作者“独立”在《修养》本身抓到的一个“把柄”。《背叛》作者突出创造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在这两条所谓“根据”上面给“最大走资派”又明白地扣上一顶“背叛”的帽子（这顶帽子在最高的批判中还是潜在的）。要知道“背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从列宁（注意：是从列宁）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最大、最高的罪名，考茨基可能是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第一人（参见列宁1918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特别是其中的《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一节）。最高（以及《背叛》作者）的本意也就是要把“最大的走资派”打成继承考茨基衣钵的人！
先看《背叛》作者第一个论据。他们说：“他（指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这本长达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还说：“《修养》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这个论据不能成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修养》中语），毛泽东在谈中国革命或当时阶级斗争时也没提过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说来，责难《修养》“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无的放矢？！
说到1962年修订再版“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也算不上什么错误和罪过。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最根本，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附会；请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什么时候这样说过和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整个学说中最重要、最根本。如果不论写什么文章和什么著作都一定要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画蛇添足，是延安整风所强烈和坚决反对的“党八股”吗？《背叛》的作者说“长达五万字”的《修养》“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或者“砍掉”（我还是袭用《背叛》作者这样充满所谓无产阶级激情的愤怒的说法）所引用的列宁语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恰恰是“党八股”的一种恶劣表现。 顺便说说，“文革”后，20世纪90年代，或进入21世纪，我和关锋交往时（我是关锋的学生，196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就是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因而不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我对关锋都是执弟子礼），他对他和王力在“文革”中根据毛的意见写的《背叛》还认为“基本上是对的”（2001年3月30日和笔者谈话）。这也反映着他对“文革”的基本态度。我认为，关锋服膺“党文化”，受“党八股”影响（也可说：毒害）很深，这也就是他，主要是他（和王力）撰写《背叛》的思想根源。
我说关锋是写《背叛》的主要人物，这从《王力反思录》可得到说明，王力在《反思录》中虽然谈到毛（及江）批《修养》，但几乎没谈到他和关锋写《背叛》的事；我看其原因不是别的，大概就是因为他不是写《背叛》的主要人物。这一点，关锋在2001年3月30日和我谈《背叛》时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为了写《背叛》，还有两个帮他（和王力）看各种稿子的青年（一个是1964年毕业的本科生，一个是1964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们毕业后都被挑选和调到《红旗》杂志社）集体看了一天半《修养》，——看来，关锋为写《背叛》是下了大工夫的。谈到王力，关锋只说，他概括的“越养越修”一句话，很受毛欣赏。王力在其《反思录》中之所以没怎么谈及写《背叛》的事，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掠别人（关锋）之美，贪别人之功。一句话，写《背叛》，关锋的责任要比王力大。
至于说《修养》“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该书的实际。《修养》讲“万里长征”是不是谈“现实的阶级斗争”？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是谈“现实的阶级斗争”？
我们再看第二个论据。他们说，《修养》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把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砍掉”了。这有什么可责难的。一是《修养》的作者觉得“砍掉”不影响意思，或者说够用了。这或许是《修养》作者一个非常重要和高超的考虑，即当时中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还不到谈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不“砍掉”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既然30年代初版没有（用《背叛》作者的话说：“砍掉”了），60年代再版为什么一定要加上？维持初版的原状为什么不对？……《修养》的作者刘少奇已经作古40多年，1962年编辑再版《修养》的陈伯达、康生也不在了，再无法询问究竟。然而，不管怎么说，认为《修养》在引用列宁的语录时“砍掉”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成立的。
不仅如此。《背叛》的作者还以栽诬的语言，宣判：《修养》“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这个宣判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这里不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说马克思主义；因为我认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的首创权属于布朗基派”（秦晖、金雁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言论中确实也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其含义和布朗基派说的有很大不同（不可否认在这个问题上，马恩也受到布朗基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马恩从来（特别是他们的晚年）没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学说或理论的实质或灵魂，而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灵魂或实质的是自诩遵循和继承以及被誉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和毛泽东。所以，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和逻辑，谁在某个场合没提无产阶级专政，就说你（实际上，是诬你）：“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
所谓按照《修养》去做“越养越修”
《背叛》指责《修养》“抛开”现实斗争谈“修养”。它说：“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这就是说，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脱离实践，脱离现实搞面壁独思的“自我修养”，结果“越养越修”。这个指责，完全是自欺欺人，根本不符合《修养》中的白纸黑字。
所谓“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的不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吗？请看白纸黑字。《修养》明明白白地写着（《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6—127页）：
“无产阶级即使胜利以后，也还有极困难的任务需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是不同的。比如资产阶级的革命，通常是以获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取得政权以后。”
取得政权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否则什么也干不了。这个道理，这个逻辑，连普通人都不会有怀疑，两个笔杆子、大秀才怎么却视而不见？难道这些白纸黑字没进入他们的眼帘？毛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刘说：获取政权“这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这难道不是同样的意思？
说什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开”即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要人们搞面壁独思的“自我修养”，在激烈的战争年代和革命环境中，作为共产党的一个高级领导并有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他能够在大庭广众场合向成千上百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作这样的报告？他如果真作这样的报告能够赢得在场的广大党员和革命青年认可？应该说这都是属于常识范围的事情。况且刘少奇不是作一次报告，而是连续多次。他的报告，不仅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还印成书，并上了“整风文献”，我们想想，《修养》若没有点符合当时革命斗争实际需要的货真价实的东西能成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少奇在1940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即接班人），《修养》起了重要作用，而在60年代他被彻底打倒，《修养》又成为压死他的比千斤陨石还重的一块“石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仅仅三四个月前，《背叛》的作者之一关锋，还肯定和赞誉《修养》，然而，时过仅仅百日，写起《背叛》来，却把《修养》骂得一塌糊涂，也真难为其做人。这种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转得快”，恐怕这是无条件站在官方立场上的“笔杆子”一个免不了和免不掉的特点。
1966年初，关锋和吴传启合写了《评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刊《哲学研究》1966年第1期，《人民日报》同年3月19日转载），其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这段话鲜明地表明了关锋的道德观，他认为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根本不能继承，但他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肯定和赞扬的。不过我认为，刘少奇恐怕觉得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还是有继承性的。这属于百家争鸣的学术问题，本文不赘。
《修养》谈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从学科讲，属于道德学或伦理学。《修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今年76岁，在上世纪50年代十七八岁时，读的遍数最多的政治著作就是《修养》。通过读这本书，我有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懂得了党的宗旨，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终于在1955年18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认为，《修养》是刘少奇精心撰写的，并反映其思想观点和理论水平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本书，它是“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再看这本书，我有几点和过去不同的认识，借助本文概要谈谈：
第一，它只讲阶级性和党性，不讲人性。它所谓党性、阶级性，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和中国共产党一向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致的，也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特点在道德学或伦理学中的反映和表现。
第二，它不讲民主、自由、人权，书中连这样的概念也没有。它讲的民主只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民主作风，和民主的科学概念不沾边。它不讲自由，但反对自由主义；也可以说，在这本书中“自由”是一个贬义词。人权和自由这个最重要的人权，根本没有进入“修养”及其作者的视野。
第三，它过分强调党的利益，认为党员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虽然也谈到个人利益，说要照顾个人利益，但其基本上是处于从属和被忽视的地位。
第四，和宣传“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相联系，它不讲独立思考。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驯服工具论”，这和《修养》恐怕是有思想渊源的。1958年，《北京日报》开展了“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刘少奇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去《北京日报》社同编辑部的人座谈，讲了党员应该正确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问题。他批评了“有些人把党当成汽车，他是开汽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驭党的现象，提倡党员个人应该服从党的需要，说：“作党的工具好不好？作驯服的工具好不好？很好。”
我所以要谈对《修养》这样的几点认识，意在防止走极端。即不要因为它在“文革”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就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文革”中对《修养》的批判是政治批判，是为了一定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从方法论上讲，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指鹿为马”，栽赃诬陷。《背叛》一文没有丝毫的理论和学术价值。批判《修养》是一个冤案，天大的冤案，要完全把它翻过来！
（作者为《求是》杂志编审、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