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是为了集中批判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揭示了其矛盾性和虚构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批判了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哲学方法,指出其将自己头脑中对经济范畴的排序虚构为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在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阐述了“现实的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历史的主体与客体又辨证地统一于现实的人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主体观,从而实现了对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超越。
关键词:《哲学的贫困》;构成价值;辩证法;人民主体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7-0017-04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撰写的。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学者,《贫困的哲学》的法文题目直译为中文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文译本对其前半部分的省略容易让读者误认为这本著作讲述的是“哲学很贫困”。其实这本书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探讨的是经济方面的贫困现象及其诊治办法。①只不过蒲鲁东认为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掌握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哲学方法,解决了“自古以来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脱节”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也可以看作是哲学著作。
从1840年撰写《什么是所有权》到晚年,蒲鲁东一直关心并致力于解决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现实社会不平等在经济上的具体反映。蒲鲁东探讨并致力于解决的其实是关于人民主体问题,正如他在《贫困的哲学》中所指出的,他致力于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使资本从属于人民,把权力交给人民”②。正因为蒲鲁东对人民主体目标的探索和追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他给予肯定,“我们一再提起这一点……蒲鲁东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的。”“蒲鲁东写作的出发点……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③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则对蒲鲁东进行了集中批判,批判他追求人民主体目标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哲学方法的双重错误,批判他追求人民主体目标的错误方案。基于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人民主体观进行批判的理论旨趣是为了阐述自己不同于蒲鲁东的人民主体观。马克思对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批判还体现在写于1844年的《神圣家族》、1846年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1865年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中有“蒲鲁东对财产的起源问题的错误看法”一节)等文献中。
一、马克思对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的批判
就全书的结构而言,《哲学的贫困》由第一章“科学的发现”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共两章构成。第一章“科学的发现”这一标题是反语,是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构成价值理论的讽刺,这一章揭示和批判了构成价值理论自身的矛盾性和虚构性。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交换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正是贫困最主要的根源。④可见,蒲鲁东认为不平等和贫困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构成价值概念,构成价值是表现交换中的确定的比例,这种比例本身的基础是人民的劳动。“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⑤蒲鲁东看来,如果一切产品都按照在生产自身时所耗费的劳动量随时随地直接进行交换,成为构成价值,那么社会中的一切成员就都会变成平等的、交换等量劳动的劳动者。这样就能实现公正、平等原则,就能解决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蒲鲁东为了说明构成价值的合理性和实践性,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描绘成是一系列经济范畴或阶段的辩证发展过程,即“经济矛盾的体系”。其中每一个范畴或阶段都具有“好”和“坏”两个对立的方面,后一个范畴或阶段是为了消除前一范畴或阶段的“坏”的方面而出现的,只要回到构成价值,所有的矛盾就能解决。这就是蒲鲁东解决贫困问题或不平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遭到了马克思的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为了解决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而发现的构成价值,以此实现完全以相同劳动量进行平等的商品交换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虚构。他认为蒲鲁东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⑥蒲鲁东认为,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产品包含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马克思指出,这是李嘉图早就揭露的亚当·斯密所犯的错误,而蒲鲁东还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错误。⑦这样,马克思就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因为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价值”其实是指劳动力的价值,可见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对劳动和劳动力概念进行区分,也没有严格区分价值和价格概念,但马克思已发现在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工资(劳动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劳动本身就是商品”,而“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⑧。马克思此时也没有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但已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价值与其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绝对不可能相等,蒲鲁东看不到这一客观经济事实,从而他所说的平等交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
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由勞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⑨它与现存的劳资对抗以及劳动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相一致。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循环论证,违背了经济事实。⑩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范畴和经济矛盾发展的序列是一种无视历史的空想。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这种力图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进行了无情和深刻的批判。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哲学方法的批判
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是针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展开批判,从哲学方法维度批判和揭示了“经济矛盾体系”的实质及非现实性。他将蒲鲁东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的书名颠倒过来用作自己的书名,这正是要讽刺蒲鲁东的哲学知识是贫乏的。在哲学方法方面,蒲鲁东对黑格尔颇为推崇,他甚至自称为黑格尔的学生,但他只是从黑格尔那里学到客观唯心主义,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贯穿着唯心主义历史观,并且歪曲和滥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由于坚持唯心主义的立场,蒲鲁东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理性发展史,指出“平等是我们唯一的准则,也是我们的理想”。?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的前言中强调了上帝的存在这一重要假设,并把它作为其论述的重要条件,就是因为他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社会的历史是观念自我进化的结果,社会发展的规律应体现天意。对此,马克思在1846年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讽刺说:“在他(蒲鲁东)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正因为蒲鲁东持有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所以他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源归结于“无人身的理性”。而蒲鲁东的任务就在于“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正因为如此,蒲鲁东也就想当然地将自己头脑中对经济范畴的排序虚构为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表现。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把它从唯心主义外壳中剥离了出来并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而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运用的“辩证法”则是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外壳(唯心主义)这一错误部分继承了下来,而合理成分却又丢掉了。蒲鲁东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分工、机器、竞争等若干阶段。一方面,他把现实的经济关系看成是经济范畴的体现和产物。另一方面,在蒲鲁东看来,每一个经济范畴都有所谓“好”的和“坏”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后一个范畴是历史理性为消除前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手段,或者说,他常常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所谓的发展就是保存“好”的方面而消除“坏”的方面,以使这些范畴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进而形成经济矛盾发展的序列。“经济矛盾的体系”最先出场的是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进步,没有财富,没有平等,可是分工的结果却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使智力无用武之地,使财富为害于人,使平等无从实现。”?这就是分工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可以看出,蒲鲁东认识到了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个方面,尽管他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并试图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这些都具有一定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蒲鲁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他发现的“构成价值”——这一能够消灭全部经济矛盾并能消除现存社会一切弊病范畴的重要价值。但蒲鲁东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把它庸俗化了。对此,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消除矛盾的“坏”的方面而保留“好”的方面的构想只能是幻想,因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法运动。”?在马克思看来,为了能消除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由它产生的矛盾,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马克思认为,这个基础就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私人交换和由此产生的商品生产以及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因此,马克思的任务就是,研究现存的经济矛盾及其发展,并揭示使这些生产关系趋于消灭的物质条件。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分析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双重错误的阶级根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而在法国,小资产者同样是人民的一部分。蒲鲁东“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正是小资产者即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的理论代言人。马克思说:“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他受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与人民群众中的其他阶级处于相同社会处境,所以他对人民的苦难必然报以同情;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是整个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所以当无产阶级的斗争矛头指向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时,由于害怕失去他所有的财产,小资产阶级可能会倒向大资产阶级而成为其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蒲鲁东的梦想就是力求在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寻找到中庸式的平衡点,而马克思认为这正是蒲鲁东在理论研究中所一直追求的东西。
三、马克思对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超越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表达了与蒲鲁东不同的人民主体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再次表达了“现实的人”是历史主体的观点,阐述了历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并针对蒲鲁东的谬误,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实现了对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超越。
(一)“现实的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
蒲鲁东用范畴的虚构矛盾来代替现实的矛盾,他认为:“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他说:“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他认为,人民只有遵从他提出的所谓经济规律,社会就能实现平等。蒲鲁东把“无人身的理性”看作是历史的主体,其实也就是把像他这样的“社会天才”看作是历史主体,认为普通群众只要将“社会天才”的“发现”付诸实践即可。这样,普通群众就沦为理性为了实现自身而使用的工具,从而否认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不是从历史之外而是从历史本身当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继续阐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才是历史真正主体的观点。生产力包含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马克思对这些要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马克思看到,无论处于何种水平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和劳动材料只是生产力中的被动因素,劳动者才是其中的能动因素。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馬克思前进了一步,这时在“生产力”的概念中已经包括了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于是劳动者即从事现实活动的“现实的人”自然地被理解为历史的主体。因此,历史的主体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也绝不是蒲鲁东所说的“无人身的理性”或“上帝”。在对生产力的概念进行分析时,马克思找到了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无产阶级。
(二)历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
历史的主体只能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通过其能动的实践活动来体现其主体性,历史则在人类能动的自主活动中向前发展。但这是否意味着人的主体能动性活动是绝对自由而毫无限制呢?答案明显是否定的。马克思一方面强调,现实的人才是自身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实践是人成为主体的依据;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客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主体的制约。他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马克思把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形象地比喻为历史戏剧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物”。就是因为人作为主体,能像剧作者一样具有自主性,又像剧中人那样必须遵循某种必然性。正是在现实的人身上体现了历史的主体与客体、人的能动活动与客观的历史必然规律的辩证的统一。
人类活动总是遵循着某种必然的历史规律。这种必然性不是蒲鲁东所认为的超出历史之外的理性的力量,而是人民自身的力量。人民在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创立相应的观念、范畴和原理。这与蒲鲁东的经济观念和范畴决定现实经济关系的观点恰好相反。
(三)无产阶级革命对实现人民主体目标的历史必然性
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构成价值理论,蒲鲁东认为现存社会的改变完全能够通过思维范畴的改变来实现,在实现平等和消灭贫困的具体途径上,蒲鲁东主张用温和的“改良”手段慢慢消除私有制,从而否定群众的任何实践和革命活动。他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反对共产主义公有制。他主张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劳动来谋生,“在劳动的平等的条件下,使每个人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自由平等的交换,就使社会从不平等走向平等。因而蒲鲁东主张一种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合二为一”的小私有制的社会制度,鼓吹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否定阶级对立。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谬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证。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力的发展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为前提条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剧烈,无产阶级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因素。马克思说:“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随着对抗和压迫的不断加深,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暴力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所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结尾引用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名句指出:“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四、结语
马克思与蒲鲁东均具有实现人民主体目标的崇高理想,但他们在政治经济学基础、哲学方法、依靠力量、具体方案等是不一致的。哲学方法的自觉(唯物史观的形成)使马克思不得不公开批判蒲鲁东,也使马克思超越了蒲鲁东。蒲鲁东的理论在工人中广为流传并获得赞誉,对欧洲的工人运动起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理论上批判蒲鲁东人民主体观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哲学方法的双重错误;二是在实践中消除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尤其是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马克思的第一个目的随着《哲学的贫困》的完成而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才实现。
注 释:
①[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2页。
②[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9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266页。
④[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5页。
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8页。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7-1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9页。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661页。
?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
?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48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页。
?[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M],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页。
作者简介:刘真金(1976—),男,汉族,湖南隆回人,湖南女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本。
(责任编辑:朱希良)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5B2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