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我所在的部队成立宣传队，调我去当宣传员。当时的任务是战前鼓动战士积极练兵，学习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四大技术，战后组织慰问演出。
　　夏季的一天，宣传科王科长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说有新的任务交给我。当时，日本鬼子为了巩固津浦铁路交通线，准备在柴城设立据点。八路军必须想办法打击他们，使他们设不成或晚设立据点。但敌军非常狡猾，不准来往人员进柴城，检查特别严格。要想袭击他们，不了解情况很难下手，我当时的任务就是进城去打探情报。为了迷惑敌人，避开他们的怀疑和检查，我当时没穿衣服，赤着身，装成一个叫花子，一只手拄着一根讨饭棍，另一只手提一个破篮子，这才顺利进了城。我在城里待了两天，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
　　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为了掩护纵队机关和鲁中军区机关转移，我们和敌人展开了激战。营长杨云田同志根据团长指示，命令一连夺下天台山。二、三连由我带领，夺取昆仑山。因为只有控制住两个制高点，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更好地消灭敌人。各连立即展开战斗队形，分几路像潮水一样向山上敌人发起猛烈攻势。敌人也开始疯狂反扑，山上山下枪炮声一片，硝烟弥漫，连太阳也被遮得黯淡无光。在争夺天台山的战斗中，我一连一排26名同志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排长李干同志一人就杀死了5名敌人，并将敌人连长击毙。最后全排仅剩下三班长张希春同志，他被敌人扎了几刺刀，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当我带增援部队把敌人打退时，发现他的心脏还在跳动。我赶忙叫卫生员带人把他送往医院抢救。那次战斗中，李干同志被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他所在的排也被命名为“天台山英雄排”。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可能体会不到，但我深深知道，这些称号是用无数战士年轻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淮海战役中，有一次我们正在集结部队准备配合三营进攻敌人。营部通讯员小罗扛着20斤重的一包炸药，不小心拉了弦，他一时不知所措，扔下炸药包就跑。炸药包上的导火索哧哧作响，在场的战士们都慌了，喊着叫着乱作一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多想，抢上去将冒着火的弦几下拔掉了，才避免了一次事故。我的手就是那时候烧伤的。
　　我亲眼看到许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而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好几十年过去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和他们牺牲时的情景仍时常出现在我眼前。战争年代，轻伤不下火线，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淮海战役围歼黄伯韬兵团部的战斗中，我团具体分工打小王庄，战斗中我负了重伤，左腿被敌机枪子弹打断，送到后方医院治疗。刘子珍院长看了我的伤后说：“你伤势太重，为了少受罪，我们建议将你的下肢截去，将来安一支假腿，基本上和好人一样。”他这番话犹如惊雷一样震动了我，我整个晚上都没有合眼，思想斗争很激烈。那时我才24岁，正值青春年华，我不想失去一条腿，那样还不如一死了之。于是，我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由于当时整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所以没能成功。但我坚决拒绝院方的治疗意见，态度很强硬地告诉医生说：“不经过我的同意，谁要是在我昏迷的时候给我动手术，把我的腿截去，我会和他拼命。”院方看我的态度那么坚决，才没有给我截肢。没想到的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的伤大有好转，渐渐地能坐起来了。不久便能拄着拐杖自己活动了。
　　我至今还十分留恋过去的部队生活，留恋在那个年代上下级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好的领导作风。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回首往事的时候，有的人会用功名、财富来衡量自己的成就，我似乎都没有，但我没有遗憾。我的一生和推翻三座大山连在一起，漫漫征程中历练了对党的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贞——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李春亭，原中纪委委员、军纪委委员。他13岁参加八路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了著名的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和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多次负伤，定为二等甲级伤残。以上是他讲述的几个不同时期的战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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