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中东能办得成事的原因之一，是她在中东与敌对着的阿以双方关系都不错，办起事来阻力较小。阿方自不必说，中国与它有着漫长的传统友谊，现在可以得到回报；同样，中国同以方的关系也不错，两国在历史上非常友好，所以建交后基础显得特别扎实。
　　早在古代，中国同犹太人的关系就不错。原因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很有信心，再加上性格仁慈、宽容，不在乎来了几个异族异教的外国人。宋代帝王曾友善地对他们说：“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中国开封）。”明白地告诉他们可保持自己的宗教和习俗。此话使处境已变得艰难的犹太人大受感动。他们在中国娶妻生子、参加各种科考、担任各级文武官吏，活得挺滋润。宋代他们在开封有1000多人，到明代已发展到5000多人，最后以“蓝帽回回”的名义加入中华民族行列。这在世界史和以色列史上是个奇迹。在其它国家里，犹太人即使面对屠刀也拒不改宗，即使被迫改宗心中仍笃信着犹太教。在西班牙，这种“皈依者”被当地人叫做“马兰诺”（猪猡），最终这些犹太人还是被疑神疑鬼的西班牙王室全部赶走。而在中国，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完全自由，反而不易产生逆反心理，在安定、友好的氛围中彻底地同化了。
　　在近代，双方关系仍不错。明朝时，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的开封有犹太人，他的发现引起轰动，许多人纷纷前来考查。他们发现：开封犹太人信奉的是“一赐乐业教”，与“以色列”（Israel）一词完全同音，证明他们是犹太人而不是中国回族；他们宰杀牛羊时要挑去脚筋（因此他们信的教又被称为“挑筋教”），其习俗与欧洲犹太人完全相同；他们主要居住于中国的开封，在泉州、杭州、广州等地也有一些。中国历代君主和民众对他们不薄，他们在中国融合和同化的速度很快。
　　


　　我们尊马可·波罗为“促进中外交流的大师”、“对中华民族友好的外国人”。其实，比他来得更早并对华友好的是位犹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可布，是马可·波罗的同乡，自称为“安纳科的所罗门之子、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犹太法学博士之侄”。他是1270年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来华经商的，比马可·波罗来得更早。他被所居住的沿海城市彻底迷倒，深深叹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用了280页羊皮纸写了厚厚一本书，对他居住了6个月的城市进行歌颂，起名叫做《光辉的城市》。遗憾的是，他那本书未能出版，妨碍了后人对他的认识与评价。原因是，他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罗马教会的专横与无耻，指斥天主教的教士们竭力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制造不和，当时没谁敢出版这本会惹杀身之祸的书。否则的话，他就是今天的“马可·波罗”。
　　在现代，当上海成为外国人的“冒险家的乐园”后，中国的犹太中心也因此由开封移到上海。第一批暴富者是犹太人，以沙逊、哈同和嘉道理等人为代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利用西方列强的特权地位大胆交易，充分发挥犹太人精于预测、善于经商的才能，在很短时期内聚敛起巨额财富，成为显赫一时的名人；二，广开财路，结交四方好友，多元化发展。以哈同为例。他赤手空拳地在上海发了大财，在成为“名人”后娶了一房笃信佛教的中国太太，办了一些资助中国文化发展的事情，名震上海滩。他一方面与中国的末代王公、失势贵族、下台政客、流亡军阀打得火热，广揽财源；另一方面又与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蔡和森等来往甚密，用金钱和物质多方资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支持了中国的反封建革命，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时，就有不少犹太人参加了这场革命，德国犹太人亚伯拉罕·科亨将军还当上了孙中山的卫队长。孙中山在1920年4月24日致信《以色列传讯报》主编、上海犹太人著名活动家N·埃兹拉先生，表达他本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称这个运动是“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他的儿子孙科也做了同样的表示。
　　


　　同样，那些在中国哈尔滨、天津和开封长大的犹太人，也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友好情谊。他们之中许多人官居要职，是中以友谊长盛不衰的保证。
　　由于沙俄和东欧的犹太人长期受压，许多人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比如，苏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便是犹太人，“契卡”领袖捷尔任斯基也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因此，当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决意援助中国革命时，在派遣来华工作的干部中便有许多犹太人。他们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之中有：
　　越飞，苏俄犹太人，苏俄政府派往中国的最高级代表，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副委员。他与孙中山数度会谈，最终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路线，为国民党执掌政权打开局面，同时也开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局。
　　


　　马林，荷兰犹太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参加并指导了中共“一大”促使中国共产党早日问世，他还观察了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鲍罗廷，苏联犹太人，苏联政府派驻广州政府的代表，也是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他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帮助他建立了至关重要的黄埔军校。他在中国呆得时间较长，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贡献。
　　在漫长和艰巨的中国抗日战争中，许多在中国的犹太人参加了这场战斗，有的人甚至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他们表现英勇，任劳任怨，有的甚至以身殉职。他们之中有：
　　汉斯·希伯，德国犹太人及德共党员，著名的记者和政论家。他写了大量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报道，向全世界宣传这两支革命军队。他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相交甚厚，人称他是“外国八路”。不幸的是，他于1942年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壮烈牺牲。
　　罗生特，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在中国的犹太人。他全名叫做雅各布·罗斯菲尔德，出生于奥地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在奥地利中部一个农村中度过，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医疗专业，因反对纳粹于1938年铛锒入狱。这段经历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于1939年获释后被迫前往中国上海，在开办诊所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下层群众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为中国下层人民所受的苦难深深地震撼，因而他参加了当地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41年，他携带全套医疗器械加入新四军，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分配在苏北工作。他医术精湛，不计劳苦，态度和蔼，深受人们爱戴，老百姓昵称他为“大鼻子”，战士们说他是“新四军的白求恩”，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他于1943年调到八路军115师工作，抗战胜利后继续留在部队中工作，曾在东北任解放军某部的卫生顾问，后又调到北京工作。不幸的是，多年的疾苦使他患上了心脏病，他于探亲途中于1952年病逝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在反西斯战争中，上海犹太人受到中国的特殊礼遇。当时，各国都限制或禁止犹太人移民或前来避难，唯有中国的上海对他们敞开大门。正因为如此，二战前夕流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超过了3万人，那里虽然生活水平不高却使他们逃脱了希特勒的屠刀。在抗战期间，这些犹太人参加了上海各种公益活动和文娱活动，把死沉沉的上海变成了生气勃勃的“中国维也纳”。同时，他们在经商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和市政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大变，原为“避难地”的上海变得不好呆了。在日本人于1943年在虹口区设立犹太隔离区后，许多在上海的犹太人开始离开上海，从此在中国的犹太人开始走下坡路。但中国人对留下的犹太人仍很友好，甚至在二战末期美国空军误炸虹口区时，不少上海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冲进火海中奋不顾身地抢救犹太人。
　　与开封犹太人不同的是，上海犹太人是以“外侨”身份在中国谋生的，没有进行古代那种融合和同化。一旦外界情况好转，他们便纷纷离去，但对中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令人感慨的是，中国也出了一位救犹义士，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的名字叫何凤山。他原为1932年留德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在德国兼并奥地利的前一年1937年到奥地利当外交官，1938年以后出任旧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
　　


　　当时奥地利有18.5万犹太人，有17万人聚居在首都维也纳，当时已有一批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纳粹德国在维也纳犹太事务主管、屠犹大刽子手艾希曼放出话来说：有其它国家收留这些犹太人他们可以走人。当时整个时局对犹太人是不利的，许多人以冷漠或麻木的态度对待这些受纳粹威胁的犹太人：移民大国美国已把大门关得死死的，当局说当年犹太人的移民名额已满，一个也不能进。英国的态度亦然。不但英伦三岛不让他们去，就是贫瘠的巴勒斯坦也不让他们去，抓住偷渡的犹太人便送进集中营。1938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商量如何援救无处可去的犹太人。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有32个国家公开宣布它们拒绝接纳犹太人。
　　在此情况下何凤山决意帮犹太人，他无畏地向在总领馆外面排大队的犹太人发放去上海的签证。到后来他已是不顾一切地发了，到底发了多少张签证，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签证！而且他是在精明过人的艾希曼眼皮子底下这样干的，对他的安全和前途很有影响。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陈介不准他这样做，说这会使希特勒不高兴的，但何凤山没理会那一套。他最后的结局也跟那些救了犹太人命的人差不多，到退休时走人，没得到什么特殊奖励和待遇。他自己也没声张此事，外人都不知道中国还出了这么一个人。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还要办他的“罪”，说他有“经济问题”。他没理会这种无聊的指控，在退休后于1973年移居美国旧金山，1997年以96岁高龄平静地故去。现在，以色列政府已经向何凤山颁发了“义人奖”，他的名字被刻入耶路撒冷的义人园供人们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