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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后不久，陈云针对党内存在的干部老化现象提出了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思想。这是对中共历史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改革开放初期党员干部队伍状况和新的历史任务的积极应对，更是从党组织建设方面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的重大举措，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关键词]陈云；改革开放；中青年干部
[中图分类号] D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6-0005-04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就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度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现实和历史影响。
一、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的因素分析
（一）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延安时期，陈云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对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做了很多工作，并有着自己的思考。如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德才兼备”这一标准的理解上，陈云就认为，“使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1]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大力围绕党的政治任务和党建目标进行党的建设，我们党才能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并建立起一个能熟练运用“三大法宝”对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时期党建工作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其中大量发展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是重要的一条。陈云后来指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就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 [2]
（二）大力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文革”结束后的当务之急。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年轻，干部老化问题并没有凸显出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党中央曾提出培养接班人问题，但没能很好解决。“文革”中干部年轻化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文革”结束后，党的干部建设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拨乱反正工作，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提拔的造反起家的干部被撤换，大批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干部恢复工作。但这样一来，干部老化现象就比较突出了。当时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普遍比“文革”前增加15岁至20岁，比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得更多。
陈云是“文革”结束后较早注意到干部老化问题的领导人。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在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看着与会人员很有感慨，他指出：“30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他还以自己为例提出“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长时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3]
对于当时党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的状况，1981年5月陈云写的一篇文稿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4]他很严肃地指出：“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5]。党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的这种状态，对于国家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各项繁重的工作任务，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对于要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有些老干部想不通，阻力不小。1981年3月，陈云在给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的一封信中这样认为：“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但他也估计到提拔中青年干部，“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去”。[6]
正是由于看到干部老化问题的严重性和此项工作的复杂性，陈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1981年5月，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作了《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大声疾呼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并强调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需要有大批的“四化”干部服务于这一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拔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中青年干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得以实施的根本保障。1980年成立中央书记处之初陈云就提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7]这个时期陈云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还有为党的事业选拔接班人的考虑，1981年3月，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在各种级别的岗位上参加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则接班问题就要成大问题。”[8]
二、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非常丰富和全面，从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教育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一）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陈云高度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既看重干部的才，更看重干部的德。经过新中国各种运动和事件的考验，陈云对干部选拔标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陈云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更加强调政治标准，他指出：“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9]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陈云在中共十二大发言着重强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10]“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11]他在发言中也指出：“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12]并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13]陈云认为一个干部光有德还远不够，有德无才的干部，政治虽可以信赖，但不能提拔，更不能委以重任，否则，也会误国误民。陈云强调要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且把提拔使用这种德才兼备的干部制度化。
（二）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注意五湖四海。党的干部队伍必须保持合理的结构，否则党的事业就可能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陈云多次强调：“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14]
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要破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倾向，要注意提拔干部工作中的五湖四海。1987年1月1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时指出，“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15]
（三）对于选拔上来的中青年干部要进行教育培养。陈云在阐述选拔培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标准的同时，还就中青年干部的培养方法和选拔途径提出了几条具体意见。
一是要提倡广大干部学习哲学与历史，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陈云认为，要把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对头。他多次讲，他1942年在延安养病的时候曾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自己总结出了一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一生受益匪浅。他认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1981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6]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个字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化。此外，陈云认为青年干部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不行的。
二是搞好对中青年干部的培训教育。1983年2月25日，陈云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指出：“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希望这次会议着重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17]
三是组织系统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服务中青年干部。为了搞好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陈云还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十分重要。各级组织部门里，中央也好，省区市也好，地县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18]
（四）设立辅助性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长期考察训练和选拔中青年干部。干部的选拔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陈云提出：“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19]他还提议：“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20]1979年陈云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时，他就提出：“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的，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
陈云还特别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要特别注意培养党内的秀才，“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21]另外，要加大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力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认为：“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22]
（五）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台阶论，一定时候要放到负责岗位上去锻炼。对于干部的提拔使用，陈云认为要讲台阶论，逐级提拔。所谓台阶，就是一级一级上来。这样培养提拔上来的干部，更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局面的考验，领导才能更为突出。当然，台阶论也不是绝对的，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越级，但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是那些经过考验特别优秀的人才。 陈云强调，中青年干部必须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以增加经验和能力，让中青年干部在实践中学习提高。1981年5月陈云的一篇文稿指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23]党的十二大上他又强调指出：“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锻炼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经验，逐步成熟。”[24]
三、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在实践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改善了党的领导干部年龄结构，保障了党内活力。据20世纪80年代初统计，当时书记处的平均年龄约65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约62岁。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的仅占总数的15%。从文化程度上看，在全国两千多万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从专业结构上看，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
陈云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被党中央采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干部队伍的状况有所好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在不到4年时间中，全国共提拔了5万名年轻干部进县以上领导班子。1983年始，只用2年多时间，全国就建立了一支省部级1000多人、地厅级2万多人、县处级14万多人的后备干部队伍，初步改变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保障了党自身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二）保障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要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必须选拔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政治可靠、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中青年干部，这是关系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成败、党自身兴旺发达的根本性问题。然而，经过长达十年“文革”的破坏和摧残，党的干部队伍实际存在着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等突出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陈云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被采纳后，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被提拔上来并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对于干部自身发展，对于正在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都有深远的意义。
（三）苏东剧变前后，中青年干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的有力捍卫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存在70年之后走向了解体。关于苏联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领导干部老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勃列日涅夫推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策，在其带动之下，苏联领导层的职务终身制越来越普遍，职务变动越来越少，领导干部老化问题严重。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召开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而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达到75岁。这种年龄结构导致主要领导干部对实际情况了解越来越少，自以为是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保守僵化的东西增多，对改革缺乏思路，也没有动力，这导致了苏联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激化，最终走向了解体。
陈云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大力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的思想，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在遇到外部很大干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以进行。在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的共同影响作用下，中国也曾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和现象，但中国最终克服了困难，社会主义在中国始终站得住。这里面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但和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总之，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25]江泽民也指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26]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2][3][4][5][7][9][10][11][12][14][15][16][17][18][19][20] [21][23][24]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4.258. 258. 292. 270. 293-294. 316. 317. 302-303. 359. 285. 322. 303. 295. 295. 302. 293. 316.
[6][8][13] 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6. 486. 498.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26.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5.
[26]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特约编辑：胡中良
[关键词]陈云；改革开放；中青年干部
[中图分类号] D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6-0005-04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就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度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现实和历史影响。
一、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的因素分析
（一）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延安时期，陈云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对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做了很多工作，并有着自己的思考。如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德才兼备”这一标准的理解上，陈云就认为，“使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1]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大力围绕党的政治任务和党建目标进行党的建设，我们党才能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并建立起一个能熟练运用“三大法宝”对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时期党建工作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其中大量发展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是重要的一条。陈云后来指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就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 [2]
（二）大力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文革”结束后的当务之急。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年轻，干部老化问题并没有凸显出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党中央曾提出培养接班人问题，但没能很好解决。“文革”中干部年轻化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文革”结束后，党的干部建设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拨乱反正工作，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提拔的造反起家的干部被撤换，大批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干部恢复工作。但这样一来，干部老化现象就比较突出了。当时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普遍比“文革”前增加15岁至20岁，比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得更多。
陈云是“文革”结束后较早注意到干部老化问题的领导人。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在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看着与会人员很有感慨，他指出：“30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他还以自己为例提出“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长时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3]
对于当时党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的状况，1981年5月陈云写的一篇文稿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4]他很严肃地指出：“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5]。党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的这种状态，对于国家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各项繁重的工作任务，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对于要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有些老干部想不通，阻力不小。1981年3月，陈云在给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的一封信中这样认为：“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但他也估计到提拔中青年干部，“现在阻力很大，即使先进后出，也进不去”。[6]
正是由于看到干部老化问题的严重性和此项工作的复杂性，陈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1981年5月，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作了《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大声疾呼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并强调这是老干部对革命事业应尽的责任。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需要有大批的“四化”干部服务于这一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拔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中青年干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得以实施的根本保障。1980年成立中央书记处之初陈云就提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7]这个时期陈云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还有为党的事业选拔接班人的考虑，1981年3月，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但如果现在不提拔四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在各种级别的岗位上参加工作，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经验，则接班问题就要成大问题。”[8]
二、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的主要内容
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非常丰富和全面，从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和教育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一）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陈云高度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既看重干部的才，更看重干部的德。经过新中国各种运动和事件的考验，陈云对干部选拔标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陈云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更加强调政治标准，他指出：“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我们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9]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陈云在中共十二大发言着重强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10]“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11]他在发言中也指出：“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12]并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13]陈云认为一个干部光有德还远不够，有德无才的干部，政治虽可以信赖，但不能提拔，更不能委以重任，否则，也会误国误民。陈云强调要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且把提拔使用这种德才兼备的干部制度化。
（二）提拔中青年干部要成千上万，注意五湖四海。党的干部队伍必须保持合理的结构，否则党的事业就可能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陈云多次强调：“为什么要成千上万？一条理由，二十几个省区市，加上中央各部委，提一两百个人够用吗？不够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再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还有一条理由，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坐镇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在那里捣乱，搞不了大乱子。”[14]
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要破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倾向，要注意提拔干部工作中的五湖四海。1987年1月16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时指出，“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什么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15]
（三）对于选拔上来的中青年干部要进行教育培养。陈云在阐述选拔培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标准的同时，还就中青年干部的培养方法和选拔途径提出了几条具体意见。
一是要提倡广大干部学习哲学与历史，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陈云认为，要把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对头。他多次讲，他1942年在延安养病的时候曾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自己总结出了一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一生受益匪浅。他认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1981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6]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个字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化。此外，陈云认为青年干部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不行的。
二是搞好对中青年干部的培训教育。1983年2月25日，陈云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指出：“很好地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希望这次会议着重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党校学员既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作为主课，又要学习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提高领导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17]
三是组织系统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服务中青年干部。为了搞好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陈云还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十分重要。各级组织部门里，中央也好，省区市也好，地县也好，都要有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18]
（四）设立辅助性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长期考察训练和选拔中青年干部。干部的选拔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陈云提出：“为了避免提错人，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级党政军民组织都应该自上而下地设立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办公室、秘书处、研究室等等，如书记助理、副秘书长、部长助理、帮办等等（军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照办理），上下对口，让中青年干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给他们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让他们随时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凡属向党委提出的问题或方案，先由上下各级的这些辅助机构中的中青年干部经过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办法，提供党委参考。”[19]他还提议：“这种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这不仅是为了弥补十年内乱后的需要，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20]1979年陈云主持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时，他就提出：“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的，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
陈云还特别提出，提拔中青年干部要特别注意培养党内的秀才，“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21]另外，要加大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力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认为：“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22]
（五）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台阶论，一定时候要放到负责岗位上去锻炼。对于干部的提拔使用，陈云认为要讲台阶论，逐级提拔。所谓台阶，就是一级一级上来。这样培养提拔上来的干部，更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局面的考验，领导才能更为突出。当然，台阶论也不是绝对的，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越级，但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是那些经过考验特别优秀的人才。 陈云强调，中青年干部必须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以增加经验和能力，让中青年干部在实践中学习提高。1981年5月陈云的一篇文稿指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应该努力去做。”[23]党的十二大上他又强调指出：“把中青年干部放到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锻炼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经验，逐步成熟。”[24]
三、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思想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陈云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在实践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改善了党的领导干部年龄结构，保障了党内活力。据20世纪80年代初统计，当时书记处的平均年龄约65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约62岁。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的仅占总数的15%。从文化程度上看，在全国两千多万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从专业结构上看，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
陈云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被党中央采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干部队伍的状况有所好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在不到4年时间中，全国共提拔了5万名年轻干部进县以上领导班子。1983年始，只用2年多时间，全国就建立了一支省部级1000多人、地厅级2万多人、县处级14万多人的后备干部队伍，初步改变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保障了党自身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二）保障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要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必须选拔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政治可靠、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中青年干部，这是关系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成败、党自身兴旺发达的根本性问题。然而，经过长达十年“文革”的破坏和摧残，党的干部队伍实际存在着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等突出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陈云提出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被采纳后，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被提拔上来并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对于干部自身发展，对于正在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都有深远的意义。
（三）苏东剧变前后，中青年干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的有力捍卫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存在70年之后走向了解体。关于苏联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领导干部老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勃列日涅夫推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策，在其带动之下，苏联领导层的职务终身制越来越普遍，职务变动越来越少，领导干部老化问题严重。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召开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而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达到75岁。这种年龄结构导致主要领导干部对实际情况了解越来越少，自以为是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保守僵化的东西增多，对改革缺乏思路，也没有动力，这导致了苏联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激化，最终走向了解体。
陈云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大力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的思想，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在遇到外部很大干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以进行。在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的共同影响作用下，中国也曾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和现象，但中国最终克服了困难，社会主义在中国始终站得住。这里面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但和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总之，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25]江泽民也指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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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3] 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6. 486. 498.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26.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5.
[26]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特约编辑：胡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