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等著
　　郝小楠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5月
　　正如德鲁克所预言的，世界进入了一个不连续的时代。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革年代，世界的新鲜事物如潮水般涌来。看起来，所有的创新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或者至少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借口。只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根本需求几乎一样，但创新的能力和成果却大相径庭。
　　创新方面最突出的国家是美国。这片神奇的土地创造了这个世界大部分新的发明，是不折不扣的新技术新产品的领导者。而且，美国的创新是真正的万众创新，许多原创想法由普通人产生——当然，这种原创想法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也能够使普通人成为天才，比如爱迪生。

恰到好处的疯狂

　　根据1820年到1845年的统计，美国40%的专利由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获得。其中很多人都是自学成才，几乎没有正式的科学背景。比如，塞缪尔·莫尔斯是一位专业画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电报。赛勒斯·麦考密克是一位农民和铁匠，他在19世纪30年代发明了收割机。1851年，演员艾萨克·辛格推出了他自己设计的缝纫机。五金店的老板查尔斯·古德伊克在1844年发明了硫化橡胶。业余发明似乎是美国的传统，其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避雷针、双焦距眼镜、自动烤肉机、游泳脚蹼、泌尿导管等的发明者。
　　面对这种大众创新带来的活力，以至于林肯在1858年在美国国内游历了一番后，惊叹年轻的美国对于新生事物抱有巨大的热情——一种恰到好处的疯狂。
　　显然，疯狂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记得带领英特尔绝地逢生成为最大处理器公司的安迪·格鲁夫也曾经写过《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关键在于：这种疯狂如何产生，而且又能恰到好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等所著的《活力》一书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将其指向休谟的经典思想——“理性是而且也只能是激情的奴隶。”
　　这让我想起雷军创业激情被点燃从而改变人生的故事。雷军18岁的时候，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里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硅谷之火》，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些硅谷英雄的创业故事，其中主要的篇章就是讲苹果公司的乔布斯。书中说乔布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着美国式的创业。据雷军回忆：“看了这本书，激动得我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思考我怎样才能塑造与众不同的人生。在中国这个土壤上，我们能不能像乔布斯一样，办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
　　其实，当今在创新壮举中最引人注目的马斯克，当年也是在类似的激情中怀揣梦想，在长期被指责为疯子、骗子的困境中，一步步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太空探索等方面的领军人物。

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

　　为自己工作，进而改变世界，这种带有个人解放意味的使命感及蕴含其中的“道德激情”是优秀的乃至伟大的创新创业者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涵。
　　埃德蒙·费尔普斯的《活力》一书主要将人类创新激情的源头追溯到两种人文价值观：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一方面，对于成就、成功、兴盛，改变世界的满足都只是或主要是个人的满足;另一方面，具有活力的经济，会吸引寻找挑战和机遇的人们，使他们感受到生机。在这两种影响因素之外，个人被鼓励去创造新事物的时候，也会更多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这在书中被称为自我表现。反之，到处都是不愿意展现自我的“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环境，很难具备这种活力。
　　其实，早在2013年，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就指出，经济活力来自创新活动与新事物、新商业观念的流行。丰富、广泛的创新成果带来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并且惠及所有产业和消费者。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更为注重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活力》一书通过问卷调查对价值观进行了直接的测量，并通过统计学方法估计它们的影响。通过经济计量和统计等分析方法，将“活力”和与创新相关的现代伦理纳入标准的经济学研究中。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高水平融合，也是费尔普斯及其合作者对经济学的跨时代贡献。
　　他们研究认为，活力来自于现代价值观——这也被费尔普斯称之为“现代伦理”。这种文艺复兴后期和巴洛克时代出现的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人类社会带入以“创新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以区別于以“贸易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这导致了人类社会数百年来创新的爆发式增长和生活水平的空前提升。目前全球各个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具有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在实践中，不同的伦理原则、标准之间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原则和伦理体系也会产生“新陈代谢”。现代价值观通常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传统价值观则具有负向影响。这当然符合人们的经验观察。上世纪80年代初，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遭到批判。到如今，追求个人财富增进和生活美好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目标。

自由产生繁荣

　　著名经济史学家安迪森·麦迪森曾经做过研究，根据他的估算，公元1年全球的人均产出为467美元，1000年之后略微下降到453美元，到17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也仅仅增长到了615美元，也就是说在这700年中，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0.02%。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人均产出才开始在工业革命下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工业资本主义使这种飞跃变成了持续的生产力增长。在接下来的40年，英国的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增加到了1%左右，直到1860年。而后尽管发生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的经济衰退，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那100年，每个英国人的实际产出都翻番，年均增长率接近到1.5%。在西欧各个国家的经济表现都差不多，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稍快一些，年均增长率稍低于2%。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只在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出现，而在其他地方难觅其踪？ 　　一个广泛接受的答案是：自由减轻了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对创新和实验的这种限制。罗纳德·贝里曾经解释道，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启蒙思想是18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工业革命最根本的原因，即自由导致的产物。
　　自由产生繁荣。但是，1970年“TFP”（全要素生产率）在几乎所有国家同时开始减速。根据法兰西银行的估计，在几乎整个20世纪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几个大国——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其“TFP”的增长在1990年-2013年均显著变缓，1970年-1990年进一步放缓。《活力》一书坦言，“我们撰写此书的主要动机就在于理解这种减速。”
　　尽管有人将美国经济衰退归因于科学进步的减少，例如归咎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削减。但《活力》一书认为，经济活力的消失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价值观衰落导致的。“目前，有大量政策、法律和交易在妨碍或阻止有新想法的人进入。剥离过度监管对很多未来的创新者来说可能会有巨大的帮助。”
　　无独有偶，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在其经典之作《经济启蒙》中也同样指出，近幾十年，尤其在过去25年里，发达国家的优势能力和抱负表现得没那么明显了，它们的知识基础和道德基础一直在崩塌，价值观的衰落已经促成了长萧条的发展演变。正如启蒙思想的兴起，决定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启蒙思想的衰落，决定了其缓慢发展。
　　导致启蒙思想或者现代价值观衰落的原因，很可能极其复杂，但其中最本质的一点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疯狂”处于一种什么状况。核心的问题可能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中产阶级阶层下滑加剧，以及资本和劳动回报巨大差异导致的全球收入不平等，这使得对“自由”的追求以及“自由”本身在各种人群中出现了巨大差异。“内卷”“躺平”虽然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情绪，但需要引起社会的警觉。因此，《活力》一书也指出当务之急是恢复失业者和阶层下滑者的自尊。
　　而“恰到好处”，也包含了对“金钱至上”“金钱万能”“不惜一切代价”的反思。从硅谷到世界各地，在技术和资本的驱动下，疯狂的创新并不罕见，但由于过于疯狂而昙花一现的也为数不少。启蒙思想和现代伦理最重要的因素是“以人为本”，过于追求效率和利益往往会将事物推向其反面。“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就因为倡导转型的现代伦理著称，并以这种理念一生创办和培育了包括瑞穗银行在内的大约500家企业。他希望每个人都常怀增加财富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应该通过符合仁义道德的行为来实现。他举过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宋朝空谈仁义道德，而使国家陷于衰弱;而元代只顾自己有利，不管他人，所以很快盛极而衰。
　　正如年鉴学派经济史大师布劳代尔所说，历史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也许，在学者们语重心长提醒的同时，这个世界也正在冲击、调整和转型中重新理解、完善现代伦理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