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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庙与庵中间那条被拆了一半的小巷里，我们绕着碎石和瓦块。一路上，白丽诗一直在抱怨我，嫌我没有在一年前就陪她和两个从波尔多来的交换生朋友到这里来，她们的记忆里充满了对这个古塬的印象。被封了的楼上都有一个新喷涂的 “拆”字，那字冷漠得如同动物被宰杀后，冰冻起来时身上的标记。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还没有看见这儿的人排着队，每个人都拿着塑料牌子（以前是象牙的）到公共水房去打水。这是外人判断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的试金石之一。我外婆出生于1913年，她长大的时候相信自己家是上流阶层，因为家里人不用公共卫生设施。她的妈妈用不着和其他的家庭主妇一样，到“杰里巷”用桶去提水（大家可以猜出叫“杰里巷”是因为她们手里的桶名），或是排着队等着领牛奶。这也许救了我爷爷的命，于是我也就跟着沾光了。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我老家东赖丁村（东赖丁，East Riding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旧地区，现为亨伯赛德郡的一部分——译者注）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其原因（当时还不知道）人们怀疑就是因为附近的厕所渗水，污染了地下水源。
西安东边街道下的藏污纳垢超出人们的猜测，根据我的可靠消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天的一道街景就是成群的当地居民夹着腿，等着使用已经超负荷，而且几乎是被堵塞了的公共厕所。有丈夫给妻子排队的，也有妻子给丈夫排队的，常常是该大家一起吃早饭和晚饭时才轮到自己。
在西安东门附近，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显然依旧在延续。道教寺院和佛寺的红火意味着大量的宗教物品热销。虽然白丽诗不信教，但她却在法国和地中海周围的乡下旅游时收集了好多祈愿信。到了中国，她的兴趣转向了所谓的“冥币”和其他一些为逝者焚烧的仿制品。焚烧携带方便的“冥币”是一个古老的习俗，以前人们会费力地用硬币压在祭祀的纸上留下钱印。这些“钱”被烧了以后，就会被转给自己逝去的亲人，从而使其好面对“阴曹地府”昂贵的费用。故“冥币”特别像真钱，只是面值乃天文数字，有二十五万和百万大钞。有的“冥币”和真钱一样有毛主席的头像，有的则印的是在道教里主宰地府的“玉皇大帝”的头像和签名。
在今天，对祖先的孝敬带有二十一世纪浓厚的消费观念。西安的小摊上不仅有“冥币”，而且有仿造的衣服和其他准备孝敬给逝者的东西。白丽诗看好的是几双精美的拖鞋，做工很精巧，肯定是根据鞋匠的模型做成的。等回到住的地方，用镊子夹着仔细一看，她发现鞋帮是用烟盒做的，透过那些华丽的金属红和黄色外饰，还能看到小小的缝隙。
有两样东西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一个是用玻璃纸封着的礼品盒，里面包括假的“芬迪”太阳镜，信用卡和“阿玛尼”钱包。外国的媒体报道说近来用硬纸盒做的“苹果”手机很抢手，这显然是因为南方的一些人愿意花几百元人民币让自己的先人领略最新的智能科技。另一个盒子里有一个普通的“诺基亚”手机，只卖十元（相当于一英镑）很不错。好东西还在后面，店家在我的鼻子下摇晃着一个长方形的银色盒子。看啊！那可是一模一样的立体“苹果平板电脑”，让人更惊喜的是，打开胶带，里面还有显示屏和键盘。
我们的谈话随之充满了嘲讽的玩笑，涉及的话题有“要是老奶奶不会用屋里的固定电话，送个‘蓝牙’她的魂真的会开心吗？”大家最后的结论是，这么多的现代化玩意和扎眼的排场反而是失去了孝道的原本动机。我们不知道，对风俗中这种赝品的风凉话早就有了。当我把这个笑话讲给我的一个同事后，他的反应是：“要是想要，老奶奶当然可以有‘蓝牙’‘苹果’手机和电脑了，现在乔布斯已经去了彼岸，他更忙了，忙着给中国故去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演示怎样使用这些高科技。”
买回来的纸制品就堆在我们的屋子里，不久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这个春天的假日习俗是祭奠祖先。“清明”的意思就是“清洁而明净”或“特别敞亮”，而更为形象的叫法应为“扫墓日”。 “清明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得到重视则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当时每年的节假日很多，长安的富贵人家为祭奠祖先而发愁，唐玄宗颁布政令，将民众对已故先祖的祭奠定在“春分” 后的第十五天。为了使自己的政令更有说服力，唐玄宗依据的是孔子的思想，儒家的《孝经》当时作为孝敬长者的主要法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唐玄宗诏令对圣人所言“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并亲做《孝经序》，在序中谴责“异端起而大义乖”，强调“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呼吁“以孝理天下”。玄宗还亲自隶书，刻序于碑，以便“庶几有补于将来”。现在，“石台孝经”依旧屹立在西安南门里边的碑林博物馆里，该博物馆的原址是孔庙。玄宗的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比他在世时大得多，“石台孝经”的拓片在附近的书院门市场是特受人青睐的旅游纪念品。
“清明节”并不只是一个公开转达孝心的神圣时刻，感谢河南开封的画家张择端，他给人们留下了北宋灭亡前“清明节”时的热闹场面。《清明上河图》里桥上拥挤的动人景象，即使对于那些想不起画家姓甚名谁和画名的外国人来说也是很熟悉的。在刺绣和折扇、现在甚至是在鼠标垫上都有这幅大作的影子。确切地说，桥不过是这幅全景画的一个细节。张大师的这幅庞大的画卷宽25厘米，长5米，唯一欣赏长卷全景的办法是一次展开一小部分。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清明时节的准备工作和繁荣景象。其画面从显然是商业中心的城内一直画到宁静的田园，画中的农夫有的在为禾苗浇水施肥，有的正在干活中间小憩，只有这些人知道他们拥有“赏花”和享受“清明”得天独厚的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期，政府对“清明”的活动有所改变，1949年以后的官方日历上取消了这个节日，觉得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带有封建迷信的陋俗。恢复“清明”的愿望显然从未完全消失，现在合理的“清明节”（从2008年起被恢复为法定假日）具有广泛的草根基础。乡下的家人会聚在一起，回忆已故的爷爷和奶奶或父母亲的轶事，结伴去上坟。他们会把墓碑擦干净，在坟头供奉水果，插香并上酒，把拴着黄布条的木棍插在地里当符，好赶走墓地里的恶鬼。 我们选择到宝鸡去度“清明”纯属偶然。省政府要在两位华夏先祖，即延安附近的黄帝陵和宝鸡的炎帝陵前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参加黄帝陵祭奠仪式的有上万人，包括省长和不同级别的官员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媒体。就宝鸡而言，整个活动毫无疑问是很有好莱坞著名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式的大手笔（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 Mille，好莱坞早期大牌导演和制片人，善于营造大场面——译者注），但毕竟还是有城市小的不利因素。
宝鸡（直译就是宝贵的鸡）实际上就是一个二线城市，距西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中间隔着的是部分河床已经干涸的渭河西段，城市的轮廓是八字形。1938年，在汉口被日本侵略者攻占后，许多厂家和商家沿着比利时人修建的陇海铁路逃到铁路的终点关中西部，使这个城市一下子迈进了现代化。美国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称宝鸡是一个“带有前沿气氛、热闹的新兴小城市”，（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是一名美国记者，1944年夏，他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Report from Red China，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译者注）他还注意到这儿的隐蔽地理位置被证明特别适合开展地下制造业：
……中国最大的纺织厂申新纱厂内迁到了宝鸡，把机器安装在悬崖上又大又深的窑洞里，虽然屡遭轰炸，但却连纺锭都没有发生过震动。有四千人在这些窑洞里工作，这里的照明和通风设施很好，看上去像刚刚粉刷过的地铁隧道。
——引自哈里森·福尔曼
《红色中国报道》第3-4页
在国外“中国通”人士的援助下，为了弥补日本侵略对中国本土工业的毁坏，宝鸡当时被建成了新“工业合作社”的实验区。（工业合作社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爱国人士和海外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海外友人共同建立的，专门用于提供军事物资和民用物资的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译者注）如果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思想中心，那么宝鸡就是中国抗日的车间。根据海伦·福斯特·斯诺所言：
一个“工业合作社”最少要有七名手艺相同的工人，一般是有十五到二十人，最多不超过八十人。
——引自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中国为民主奠基——中国工合史》第6页
董事会的董事长负责监管申请和管理创业贷款，作为一项回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剥削的民间运动，“工合”已经被自然而然地写进了中国现代史。1941年，美国人格雷厄姆·佩恩（Graham Payne）见识了宝鸡的真实情况。在他的大作《两种时间观》（Two Kinds of Time）中，对“工合”的创始人之一，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真实描述鲜为人知。路易·艾黎身材高大、高鼻梁、一头浓密的褐发，在城里不论到何处，让其惊讶的是人们像神一样在敬仰他。他的话即便是信口而出，人们也会乐意当真。佩恩曾经看到拧绳子的工合合作社滥用挣来的钱，如为了取悦这位新西兰恩人，装饰门面把墙刷白。由于“工合”的管理难，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比熟练的师傅多，往往是需大于供。更有意义的是，“工合”对童工比压榨血汗的私人作坊宽松，从而成了中国民众团结的象征。佩恩注意到即便是在宝鸡，这些对当地的贸易影响也是有限的。他估计一个地区有三家专营“工合”产品的商店，就会有一百家其他工艺更好的私人厂家的零售店。就连路易·艾黎本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做法能否有效地为将来的新中国夯实工业基础，他说：
我们的努力不合时宜，对于官方来说是早了一千年，而对于民众来说又是晚了一千年。
——引自格雷厄姆·佩恩
宝鸡曾经一度沦为藏污纳垢之地。英国人文学者乔治·何克（George Hogg）曾协助路易·艾黎在附近的凤县创办了一所孤儿学校。在因打篮球时受伤得破伤风去世前，为了安全他把学生护送到了甘肃。他对当时宝鸡这个临时定居点的看法让人难以置信，据他估计沿铁路从今天的武汉逃难来的人群中有大约两千名妓女（见乔治·何克著《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第8章），人们不禁会诧异“宝鸡”是否变成了“宝妓”。逃难的人流不止这些，“第一批逃难的人还没有安置好，对西安的轰炸又带来了一场新的逃难波浪。宝鸡的人口迅速超过了五万，铁路边上留下的是又一批尸体”。在这次旅行中，我和白丽诗没有看到任何过去不雅事件的痕迹，一丝儿也没有。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想找一家普通的旅社过夜。市中心的楼群无数，但让我们困惑的是除了商务酒店及其闪烁着俗气灯光的高档KTV场所外，别的几乎没有。在把行李放在“东方红”宾馆后，我们便径直去了城里远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闻名西部的青铜器博物馆，最近刚刚从原来的旧址搬到了旁边宏伟的鼎型建筑。
在游客见到宝贵的展览前，为了让人感受其辉煌，前面的山坡被建成了一个分层的雕塑公园。山坡下的东西有点怪异，未长高的灌木丛中，被设计成岩石一样的立体喇叭，有些不合拍的循环播放着英国当代著名流行歌星阿黛尔·阿德金斯和其他感伤歌手的最新劲歌。在阿黛尔《辗转于深渊》和《我们本该拥有一切》的旋律中，我们想象起了这块山地，这儿以前是陈仓文化的摇篮。
对于陕西省的旅游来说，这是一个号角式的项目。西安的主要吸引力早就与秦始皇和其“兵马俑”联系在一起了。宝鸡现在就是想把这里打造成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的故里，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周人部落以渭河为基础建立了周朝，其成就之一就是继承和完善了商的青铜铸造技术。现在在宝鸡周围，几乎每个月都有从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古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大克鼎”，底部三足，乃周人烹饪食物的精美器具。
有记载的历史和大众文化使周人的声誉颇为矛盾。如果用二十世纪后半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可以说是周公废除了商朝的“奴隶社会”，并建立了类似后来中世纪欧洲的一套制度。《汉书·地理志》中对领地的记载是：“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在这种情况下，有形的物质就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青铜鼎不仅仅是一件烹饪器皿，刻在其上面的铭文记录的是主人或其先祖的功绩。拥有鼎的数量和个人的身份直接相关，《周礼》言“王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这种等级的另一面说明周人并没有完全废除原始社会的一切，而在上流社会依旧有活人殉葬。妻妾在丈夫的葬礼上作为其财产殉葬被认为是一种荣耀，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馆里就有复制的墓冢断面，里面有金属器皿、小装饰品和人的大腿骨。 虽然没有被证实，有些更为可怕的传说一直在沾污周人的名声。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而实际上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消灭了商。为何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没有继位是有争论的。有两部早期的历史记录暗示伯邑考被废王位是因为周朝实行的不是长子继承制。后来明朝《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有点像莎士比亚《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情节。
商朝最后一位国王有个妃子名叫妲己，她是个邪恶的狐狸精。在商朝的大敌周文王被抓获并被软禁时，她利用这个机会，佯装关心实施起了奸计。伯邑考一下子便迷上了她，妲己随后就告他非礼了自己。纣王为了报复，残酷地处伯邑考醢刑，并将用其肉做的饼送给其父姬昌食用。狱中的文王接到肉饼吃了，他知道为了不检点的儿子，自己活该接受这耻辱。周文王是占卜大师，将原来的八卦演绎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出狱的时候，他吐出了肉饼，肉饼化为了三只白兔，成了月亮女神嫦娥的仆人。
各种各样有关周王室耸人听闻的传说很多，有人说声名狼藉的“千刀万剐”和“凌迟”就是始于周。但在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周文王一直被尊为是有远见的军事家，《诗经》中描述其功绩的诗篇很多。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言“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虽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统一中国，但从字面上讲，这个国家的起源是在古西周。1963年，宝鸡陈仓区贾村镇出土的酒器“何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有“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作为西周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周公庙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位于岐山城西北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诗经》中对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描述是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当地人认为周氏部落很重视此地，视其为礼乐圣地。后世各朝大都有所扩建，但其传奇直到现代的考古队在此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残片，1500余米的夯土城墙和西周的高等级墓葬群后才得到了确证。
周公庙的主要建筑相对来说“近代”一些，是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创建的。除了中国，在哪里还会有一千四百年前的建筑被冠上“近代”的头衔呢？用两个小时参观神殿，收获颇丰，使人对这个国家的各种民间信仰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些哄人的东西如玉石爷，是西周灭亡后，一些“外国”的宗教被介绍进来并被本地化以后的产物。迷信的人会敏捷地越过被人踩得很光滑的洞穴通道去摸玉石爷，因为有用手抚摸玉石爷，可治百病的传说。而那里的“回音碑”，轻轻一敲就有共鸣。
庙中也陈列着周王室的族谱，根据传说周公是“谷神”后稷的后裔。在夏朝，也就是在大禹通过疏导治理黄河救民于苦难的时候，后稷认识到根据时令“教人稼穑”，而不是在野外觅食，就会使社会进步。他遂将种植葫芦、大豆和后来全球有一半人为主食的水稻技术运用到了农业生产上。《诗经》中的“大雅”第245首描述了他在春天的祭祀：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
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在岐山的后稷殿里，仁慈的是买不到祭祀的羊，祭拜的人可以看到他的塑像，欣赏北方的枳和其他树种。
参观后稷母亲的姜嫄殿给人更多的是精神食粮。虽然后稷的母亲几次将他“弃而不养”， （故其名为“弃”，就是被遗弃的意思）但他几次大难不死，而姜嫄奇生后稷的传说让世人尊称她为圣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姜嫄是帝喾的元妃，后稷乃其自然受孕而生，但《诗经·大雅·生民》中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
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据说姜嫄生稷是“履大人之迹而有娠”，这倒给现代有生育压力的母亲带来了希望。周公庙的姜嫄殿成了人们代孕和试管授精外的一个迷信选择，只要掏20块钱，就可以买一个留着彩色辫子，头很小的泥娃娃，给泥娃娃的脖子上拴一根红绳，放在供桌上，同时对着姜嫄念经就行。从有些穿着考究的女游客急于离开人群的样子，人们可以看出她们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许害怕超自然的力量会使自己怀孕，从而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们不敢跪拜后稷的母亲。
褐色皮肤的泥娃娃排列在桌子上，像在日头下玩耍的“兵马俑”，是很有炫耀价值的纪念品。然而殿里的工作人员坦率地拒绝未婚的人买泥娃娃，他们是不是依旧相信老话，野蛮的外国人会让中国姑娘“吃亏”？外面广场上的小贩倒是更好说话，10块钱卖给了我三个，还不用念经。
宝鸡市区没有周公庙那神话般的吸引力，不过重塑品牌的意识使城里到处都有“周”字。以前庄重的“人民公园”移走了牡丹和竹林，代之而起的是雕塑步行街，给人们展示的是深厚的周礼文化。就连草坪边上深绿色的告示牌也被精心制作成了“周”字的形状。告示牌上的“中式英语”有：“鲜花常在，看你举止” “小草青青，足下留情”“小树在长勿动手”等既让人觉得可爱，又让人感到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晨，在从宾馆去炎帝祠的路上，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小城人民的好客。在那里将举行清明祭奠仪式，一群当地的老人围着一两位业余书法家，看人家用海绵做的大毛笔头，蘸着水在人行道上写字。书法家的大字写的是有一百多种形状的“龙”字，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表意文字带有尖角、可怕的爪子和冒烟的鼻孔。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中学生在他们整天穿着的“美特斯·邦威”或“真维斯”衣服上套上一件黄袍，举旗走过广场。不论仪式有多么怪异，而炎帝陵却坐落在远处看不见的山顶上。
被排除在外令我们很丧气，白丽诗在想法和当地人套近乎。她借了一把毛笔，用她那漂亮的草书在地上写下了“宝鸡”“西安”和“陕西”等字。那些老年人呵呵笑着，急着照相。笑声大了，然后是一群人和几个安保人员走过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和门票，并确定我们受欢迎没有什么麻烦事。还好，我们没有出现在当晚的新闻里。
除了这点动静，宝鸡是个罕见的地方。清明节的当天晚上，街道上实际上是空荡荡的。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打烊后餐馆里的麻将声。不高的公寓窗户里闪烁着烛光，在人头顶不远处，貌似淡淡的星云中夹杂着有磷光的虫鸣。 我们在街上走着，仍旧有带着白手套的警察在挥舞着手臂。都这个时候了，他们是在指引安全岛边上的老奶奶平安回家吧！她们跪在被指定好的火盆前，有的火盆我看实际上很像玻璃纤维做的“三足鼎”。在把“纸钱”放到鼎里的火上以前，每个老太太都是跪下，双手合一好像是在念经。有的“纸钱”立即被烧完了，有的掉在了旁边，飘到了人行道上。风一吹，火更旺了，纸化成了灰飞到了空中，有些灰烬朝我们这个方向飘来。
白丽诗看着这一切感到很困惑，“我这辈子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有组织的宗教，”她说，“我在阿纳姆的奶奶大概信的是路德教，我们家的孩子也出去受洗，过复活节和圣诞节等，但那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我无法想象，即使我奶奶相信死后有来生，她也不想让我们点头哈腰地祭奠她不朽的灵魂。” “我觉得这有点像‘篝火之夜’，”我说，“不过就是大家都很严肃，没有篝火，也没有给孩子们的太妃糖。” “好啦，要是她们确实相信有来世，那这些年长的老乡就是在凝望她们一去就不再复返的深渊。你觉得呢？”（“篝火之夜” Bonfire Night又叫“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在英国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人们最初庆祝这一节日是为了维护对宗教和国家的忠诚，这是一个政治性节日，1605年，罗马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及其同伙因为不满国王詹姆士一世的新教徒政策，企图炸死国王，并炸毁议会大厦。他们成功地将36桶黑火药运进了议会大厦的地窖，准备在11月5日采取行动。然而，这个“黑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被揭发，国王和大臣幸免于难，盖伊及其同党被以叛国罪处死。盖伊·福克斯最终在1606年1月被处以叛国罪中的极刑——绞刑、取内脏加上车裂，他的尸体被分送英伦三岛的四个地区示众，警告民间图谋不轨者会遭到相同的下场。英国民众便燃起篝火，庆祝胜利。从此以后，英国就形成了庆祝“篝火之夜”的传统——译者注）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我只能开个玩笑了：“深渊距我远，离你近。呸，摸木头。”我的话实在是心口不一啊！烧“纸钱”让我想起了我外公去世前的情景。由于患了老年痴呆症，思维混乱，他觉得除了“铜”和“银”的硬币，其他的都不是真钱。外婆出去一下或是上趟厕所，回来就发现攒下来的退休金在壁炉旁边一堆一堆地在冒烟。她得到的唯一解释是：这些“过时了的商场购物劵”和“没用的发票”早该销毁了。显然，她是不好哄的。在我外公去世八年后她临终的时候，我妈妈才从我外婆的手里拿到了她的躺椅边上藏宝箱的钥匙。我妈妈发现箱子里有不到二百五十镑用橡皮筋扎着的钱，都是从我外公那儿哄来的。
“冷得该下雪了吧？”白丽诗拂去落在我衣服肩上的灰尘。“也许吧，”我说，“你知道我不喜欢詹姆斯·乔伊斯，但我时不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死者》的结尾。”（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和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死者》是其早期作品《都柏林人》中的压卷之作——译者注）中学时为了考试死记硬背的东西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他睡眼朦胧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在灯光下飘落……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听着雪花轻盈地穿过宇宙，绵绵落下，如同最终的结局那样，飘散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后来我们就睡觉了。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还没有看见这儿的人排着队，每个人都拿着塑料牌子（以前是象牙的）到公共水房去打水。这是外人判断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的试金石之一。我外婆出生于1913年，她长大的时候相信自己家是上流阶层，因为家里人不用公共卫生设施。她的妈妈用不着和其他的家庭主妇一样，到“杰里巷”用桶去提水（大家可以猜出叫“杰里巷”是因为她们手里的桶名），或是排着队等着领牛奶。这也许救了我爷爷的命，于是我也就跟着沾光了。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我老家东赖丁村（东赖丁，East Riding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旧地区，现为亨伯赛德郡的一部分——译者注）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其原因（当时还不知道）人们怀疑就是因为附近的厕所渗水，污染了地下水源。
西安东边街道下的藏污纳垢超出人们的猜测，根据我的可靠消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天的一道街景就是成群的当地居民夹着腿，等着使用已经超负荷，而且几乎是被堵塞了的公共厕所。有丈夫给妻子排队的，也有妻子给丈夫排队的，常常是该大家一起吃早饭和晚饭时才轮到自己。
在西安东门附近，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显然依旧在延续。道教寺院和佛寺的红火意味着大量的宗教物品热销。虽然白丽诗不信教，但她却在法国和地中海周围的乡下旅游时收集了好多祈愿信。到了中国，她的兴趣转向了所谓的“冥币”和其他一些为逝者焚烧的仿制品。焚烧携带方便的“冥币”是一个古老的习俗，以前人们会费力地用硬币压在祭祀的纸上留下钱印。这些“钱”被烧了以后，就会被转给自己逝去的亲人，从而使其好面对“阴曹地府”昂贵的费用。故“冥币”特别像真钱，只是面值乃天文数字，有二十五万和百万大钞。有的“冥币”和真钱一样有毛主席的头像，有的则印的是在道教里主宰地府的“玉皇大帝”的头像和签名。
在今天，对祖先的孝敬带有二十一世纪浓厚的消费观念。西安的小摊上不仅有“冥币”，而且有仿造的衣服和其他准备孝敬给逝者的东西。白丽诗看好的是几双精美的拖鞋，做工很精巧，肯定是根据鞋匠的模型做成的。等回到住的地方，用镊子夹着仔细一看，她发现鞋帮是用烟盒做的，透过那些华丽的金属红和黄色外饰，还能看到小小的缝隙。
有两样东西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一个是用玻璃纸封着的礼品盒，里面包括假的“芬迪”太阳镜，信用卡和“阿玛尼”钱包。外国的媒体报道说近来用硬纸盒做的“苹果”手机很抢手，这显然是因为南方的一些人愿意花几百元人民币让自己的先人领略最新的智能科技。另一个盒子里有一个普通的“诺基亚”手机，只卖十元（相当于一英镑）很不错。好东西还在后面，店家在我的鼻子下摇晃着一个长方形的银色盒子。看啊！那可是一模一样的立体“苹果平板电脑”，让人更惊喜的是，打开胶带，里面还有显示屏和键盘。
我们的谈话随之充满了嘲讽的玩笑，涉及的话题有“要是老奶奶不会用屋里的固定电话，送个‘蓝牙’她的魂真的会开心吗？”大家最后的结论是，这么多的现代化玩意和扎眼的排场反而是失去了孝道的原本动机。我们不知道，对风俗中这种赝品的风凉话早就有了。当我把这个笑话讲给我的一个同事后，他的反应是：“要是想要，老奶奶当然可以有‘蓝牙’‘苹果’手机和电脑了，现在乔布斯已经去了彼岸，他更忙了，忙着给中国故去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演示怎样使用这些高科技。”
买回来的纸制品就堆在我们的屋子里，不久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这个春天的假日习俗是祭奠祖先。“清明”的意思就是“清洁而明净”或“特别敞亮”，而更为形象的叫法应为“扫墓日”。 “清明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得到重视则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当时每年的节假日很多，长安的富贵人家为祭奠祖先而发愁，唐玄宗颁布政令，将民众对已故先祖的祭奠定在“春分” 后的第十五天。为了使自己的政令更有说服力，唐玄宗依据的是孔子的思想，儒家的《孝经》当时作为孝敬长者的主要法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唐玄宗诏令对圣人所言“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并亲做《孝经序》，在序中谴责“异端起而大义乖”，强调“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呼吁“以孝理天下”。玄宗还亲自隶书，刻序于碑，以便“庶几有补于将来”。现在，“石台孝经”依旧屹立在西安南门里边的碑林博物馆里，该博物馆的原址是孔庙。玄宗的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比他在世时大得多，“石台孝经”的拓片在附近的书院门市场是特受人青睐的旅游纪念品。
“清明节”并不只是一个公开转达孝心的神圣时刻，感谢河南开封的画家张择端，他给人们留下了北宋灭亡前“清明节”时的热闹场面。《清明上河图》里桥上拥挤的动人景象，即使对于那些想不起画家姓甚名谁和画名的外国人来说也是很熟悉的。在刺绣和折扇、现在甚至是在鼠标垫上都有这幅大作的影子。确切地说，桥不过是这幅全景画的一个细节。张大师的这幅庞大的画卷宽25厘米，长5米，唯一欣赏长卷全景的办法是一次展开一小部分。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清明时节的准备工作和繁荣景象。其画面从显然是商业中心的城内一直画到宁静的田园，画中的农夫有的在为禾苗浇水施肥，有的正在干活中间小憩，只有这些人知道他们拥有“赏花”和享受“清明”得天独厚的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期，政府对“清明”的活动有所改变，1949年以后的官方日历上取消了这个节日，觉得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带有封建迷信的陋俗。恢复“清明”的愿望显然从未完全消失，现在合理的“清明节”（从2008年起被恢复为法定假日）具有广泛的草根基础。乡下的家人会聚在一起，回忆已故的爷爷和奶奶或父母亲的轶事，结伴去上坟。他们会把墓碑擦干净，在坟头供奉水果，插香并上酒，把拴着黄布条的木棍插在地里当符，好赶走墓地里的恶鬼。 我们选择到宝鸡去度“清明”纯属偶然。省政府要在两位华夏先祖，即延安附近的黄帝陵和宝鸡的炎帝陵前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参加黄帝陵祭奠仪式的有上万人，包括省长和不同级别的官员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媒体。就宝鸡而言，整个活动毫无疑问是很有好莱坞著名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式的大手笔（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 Mille，好莱坞早期大牌导演和制片人，善于营造大场面——译者注），但毕竟还是有城市小的不利因素。
宝鸡（直译就是宝贵的鸡）实际上就是一个二线城市，距西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中间隔着的是部分河床已经干涸的渭河西段，城市的轮廓是八字形。1938年，在汉口被日本侵略者攻占后，许多厂家和商家沿着比利时人修建的陇海铁路逃到铁路的终点关中西部，使这个城市一下子迈进了现代化。美国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称宝鸡是一个“带有前沿气氛、热闹的新兴小城市”，（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是一名美国记者，1944年夏，他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Report from Red China，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译者注）他还注意到这儿的隐蔽地理位置被证明特别适合开展地下制造业：
……中国最大的纺织厂申新纱厂内迁到了宝鸡，把机器安装在悬崖上又大又深的窑洞里，虽然屡遭轰炸，但却连纺锭都没有发生过震动。有四千人在这些窑洞里工作，这里的照明和通风设施很好，看上去像刚刚粉刷过的地铁隧道。
——引自哈里森·福尔曼
《红色中国报道》第3-4页
在国外“中国通”人士的援助下，为了弥补日本侵略对中国本土工业的毁坏，宝鸡当时被建成了新“工业合作社”的实验区。（工业合作社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爱国人士和海外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海外友人共同建立的，专门用于提供军事物资和民用物资的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译者注）如果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思想中心，那么宝鸡就是中国抗日的车间。根据海伦·福斯特·斯诺所言：
一个“工业合作社”最少要有七名手艺相同的工人，一般是有十五到二十人，最多不超过八十人。
——引自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中国为民主奠基——中国工合史》第6页
董事会的董事长负责监管申请和管理创业贷款，作为一项回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剥削的民间运动，“工合”已经被自然而然地写进了中国现代史。1941年，美国人格雷厄姆·佩恩（Graham Payne）见识了宝鸡的真实情况。在他的大作《两种时间观》（Two Kinds of Time）中，对“工合”的创始人之一，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真实描述鲜为人知。路易·艾黎身材高大、高鼻梁、一头浓密的褐发，在城里不论到何处，让其惊讶的是人们像神一样在敬仰他。他的话即便是信口而出，人们也会乐意当真。佩恩曾经看到拧绳子的工合合作社滥用挣来的钱，如为了取悦这位新西兰恩人，装饰门面把墙刷白。由于“工合”的管理难，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比熟练的师傅多，往往是需大于供。更有意义的是，“工合”对童工比压榨血汗的私人作坊宽松，从而成了中国民众团结的象征。佩恩注意到即便是在宝鸡，这些对当地的贸易影响也是有限的。他估计一个地区有三家专营“工合”产品的商店，就会有一百家其他工艺更好的私人厂家的零售店。就连路易·艾黎本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做法能否有效地为将来的新中国夯实工业基础，他说：
我们的努力不合时宜，对于官方来说是早了一千年，而对于民众来说又是晚了一千年。
——引自格雷厄姆·佩恩
宝鸡曾经一度沦为藏污纳垢之地。英国人文学者乔治·何克（George Hogg）曾协助路易·艾黎在附近的凤县创办了一所孤儿学校。在因打篮球时受伤得破伤风去世前，为了安全他把学生护送到了甘肃。他对当时宝鸡这个临时定居点的看法让人难以置信，据他估计沿铁路从今天的武汉逃难来的人群中有大约两千名妓女（见乔治·何克著《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第8章），人们不禁会诧异“宝鸡”是否变成了“宝妓”。逃难的人流不止这些，“第一批逃难的人还没有安置好，对西安的轰炸又带来了一场新的逃难波浪。宝鸡的人口迅速超过了五万，铁路边上留下的是又一批尸体”。在这次旅行中，我和白丽诗没有看到任何过去不雅事件的痕迹，一丝儿也没有。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想找一家普通的旅社过夜。市中心的楼群无数，但让我们困惑的是除了商务酒店及其闪烁着俗气灯光的高档KTV场所外，别的几乎没有。在把行李放在“东方红”宾馆后，我们便径直去了城里远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闻名西部的青铜器博物馆，最近刚刚从原来的旧址搬到了旁边宏伟的鼎型建筑。
在游客见到宝贵的展览前，为了让人感受其辉煌，前面的山坡被建成了一个分层的雕塑公园。山坡下的东西有点怪异，未长高的灌木丛中，被设计成岩石一样的立体喇叭，有些不合拍的循环播放着英国当代著名流行歌星阿黛尔·阿德金斯和其他感伤歌手的最新劲歌。在阿黛尔《辗转于深渊》和《我们本该拥有一切》的旋律中，我们想象起了这块山地，这儿以前是陈仓文化的摇篮。
对于陕西省的旅游来说，这是一个号角式的项目。西安的主要吸引力早就与秦始皇和其“兵马俑”联系在一起了。宝鸡现在就是想把这里打造成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的故里，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周人部落以渭河为基础建立了周朝，其成就之一就是继承和完善了商的青铜铸造技术。现在在宝鸡周围，几乎每个月都有从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古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大克鼎”，底部三足，乃周人烹饪食物的精美器具。
有记载的历史和大众文化使周人的声誉颇为矛盾。如果用二十世纪后半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看，可以说是周公废除了商朝的“奴隶社会”，并建立了类似后来中世纪欧洲的一套制度。《汉书·地理志》中对领地的记载是：“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在这种情况下，有形的物质就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青铜鼎不仅仅是一件烹饪器皿，刻在其上面的铭文记录的是主人或其先祖的功绩。拥有鼎的数量和个人的身份直接相关，《周礼》言“王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这种等级的另一面说明周人并没有完全废除原始社会的一切，而在上流社会依旧有活人殉葬。妻妾在丈夫的葬礼上作为其财产殉葬被认为是一种荣耀，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馆里就有复制的墓冢断面，里面有金属器皿、小装饰品和人的大腿骨。 虽然没有被证实，有些更为可怕的传说一直在沾污周人的名声。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而实际上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消灭了商。为何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没有继位是有争论的。有两部早期的历史记录暗示伯邑考被废王位是因为周朝实行的不是长子继承制。后来明朝《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有点像莎士比亚《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情节。
商朝最后一位国王有个妃子名叫妲己，她是个邪恶的狐狸精。在商朝的大敌周文王被抓获并被软禁时，她利用这个机会，佯装关心实施起了奸计。伯邑考一下子便迷上了她，妲己随后就告他非礼了自己。纣王为了报复，残酷地处伯邑考醢刑，并将用其肉做的饼送给其父姬昌食用。狱中的文王接到肉饼吃了，他知道为了不检点的儿子，自己活该接受这耻辱。周文王是占卜大师，将原来的八卦演绎为《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出狱的时候，他吐出了肉饼，肉饼化为了三只白兔，成了月亮女神嫦娥的仆人。
各种各样有关周王室耸人听闻的传说很多，有人说声名狼藉的“千刀万剐”和“凌迟”就是始于周。但在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周文王一直被尊为是有远见的军事家，《诗经》中描述其功绩的诗篇很多。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言“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虽然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统一中国，但从字面上讲，这个国家的起源是在古西周。1963年，宝鸡陈仓区贾村镇出土的酒器“何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有“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作为西周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周公庙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位于岐山城西北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诗经》中对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描述是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当地人认为周氏部落很重视此地，视其为礼乐圣地。后世各朝大都有所扩建，但其传奇直到现代的考古队在此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残片，1500余米的夯土城墙和西周的高等级墓葬群后才得到了确证。
周公庙的主要建筑相对来说“近代”一些，是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创建的。除了中国，在哪里还会有一千四百年前的建筑被冠上“近代”的头衔呢？用两个小时参观神殿，收获颇丰，使人对这个国家的各种民间信仰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些哄人的东西如玉石爷，是西周灭亡后，一些“外国”的宗教被介绍进来并被本地化以后的产物。迷信的人会敏捷地越过被人踩得很光滑的洞穴通道去摸玉石爷，因为有用手抚摸玉石爷，可治百病的传说。而那里的“回音碑”，轻轻一敲就有共鸣。
庙中也陈列着周王室的族谱，根据传说周公是“谷神”后稷的后裔。在夏朝，也就是在大禹通过疏导治理黄河救民于苦难的时候，后稷认识到根据时令“教人稼穑”，而不是在野外觅食，就会使社会进步。他遂将种植葫芦、大豆和后来全球有一半人为主食的水稻技术运用到了农业生产上。《诗经》中的“大雅”第245首描述了他在春天的祭祀：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
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在岐山的后稷殿里，仁慈的是买不到祭祀的羊，祭拜的人可以看到他的塑像，欣赏北方的枳和其他树种。
参观后稷母亲的姜嫄殿给人更多的是精神食粮。虽然后稷的母亲几次将他“弃而不养”， （故其名为“弃”，就是被遗弃的意思）但他几次大难不死，而姜嫄奇生后稷的传说让世人尊称她为圣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姜嫄是帝喾的元妃，后稷乃其自然受孕而生，但《诗经·大雅·生民》中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
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据说姜嫄生稷是“履大人之迹而有娠”，这倒给现代有生育压力的母亲带来了希望。周公庙的姜嫄殿成了人们代孕和试管授精外的一个迷信选择，只要掏20块钱，就可以买一个留着彩色辫子，头很小的泥娃娃，给泥娃娃的脖子上拴一根红绳，放在供桌上，同时对着姜嫄念经就行。从有些穿着考究的女游客急于离开人群的样子，人们可以看出她们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许害怕超自然的力量会使自己怀孕，从而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她们不敢跪拜后稷的母亲。
褐色皮肤的泥娃娃排列在桌子上，像在日头下玩耍的“兵马俑”，是很有炫耀价值的纪念品。然而殿里的工作人员坦率地拒绝未婚的人买泥娃娃，他们是不是依旧相信老话，野蛮的外国人会让中国姑娘“吃亏”？外面广场上的小贩倒是更好说话，10块钱卖给了我三个，还不用念经。
宝鸡市区没有周公庙那神话般的吸引力，不过重塑品牌的意识使城里到处都有“周”字。以前庄重的“人民公园”移走了牡丹和竹林，代之而起的是雕塑步行街，给人们展示的是深厚的周礼文化。就连草坪边上深绿色的告示牌也被精心制作成了“周”字的形状。告示牌上的“中式英语”有：“鲜花常在，看你举止” “小草青青，足下留情”“小树在长勿动手”等既让人觉得可爱，又让人感到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晨，在从宾馆去炎帝祠的路上，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小城人民的好客。在那里将举行清明祭奠仪式，一群当地的老人围着一两位业余书法家，看人家用海绵做的大毛笔头，蘸着水在人行道上写字。书法家的大字写的是有一百多种形状的“龙”字，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表意文字带有尖角、可怕的爪子和冒烟的鼻孔。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中学生在他们整天穿着的“美特斯·邦威”或“真维斯”衣服上套上一件黄袍，举旗走过广场。不论仪式有多么怪异，而炎帝陵却坐落在远处看不见的山顶上。
被排除在外令我们很丧气，白丽诗在想法和当地人套近乎。她借了一把毛笔，用她那漂亮的草书在地上写下了“宝鸡”“西安”和“陕西”等字。那些老年人呵呵笑着，急着照相。笑声大了，然后是一群人和几个安保人员走过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和门票，并确定我们受欢迎没有什么麻烦事。还好，我们没有出现在当晚的新闻里。
除了这点动静，宝鸡是个罕见的地方。清明节的当天晚上，街道上实际上是空荡荡的。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打烊后餐馆里的麻将声。不高的公寓窗户里闪烁着烛光，在人头顶不远处，貌似淡淡的星云中夹杂着有磷光的虫鸣。 我们在街上走着，仍旧有带着白手套的警察在挥舞着手臂。都这个时候了，他们是在指引安全岛边上的老奶奶平安回家吧！她们跪在被指定好的火盆前，有的火盆我看实际上很像玻璃纤维做的“三足鼎”。在把“纸钱”放到鼎里的火上以前，每个老太太都是跪下，双手合一好像是在念经。有的“纸钱”立即被烧完了，有的掉在了旁边，飘到了人行道上。风一吹，火更旺了，纸化成了灰飞到了空中，有些灰烬朝我们这个方向飘来。
白丽诗看着这一切感到很困惑，“我这辈子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有组织的宗教，”她说，“我在阿纳姆的奶奶大概信的是路德教，我们家的孩子也出去受洗，过复活节和圣诞节等，但那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了。我无法想象，即使我奶奶相信死后有来生，她也不想让我们点头哈腰地祭奠她不朽的灵魂。” “我觉得这有点像‘篝火之夜’，”我说，“不过就是大家都很严肃，没有篝火，也没有给孩子们的太妃糖。” “好啦，要是她们确实相信有来世，那这些年长的老乡就是在凝望她们一去就不再复返的深渊。你觉得呢？”（“篝火之夜” Bonfire Night又叫“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在英国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人们最初庆祝这一节日是为了维护对宗教和国家的忠诚，这是一个政治性节日，1605年，罗马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及其同伙因为不满国王詹姆士一世的新教徒政策，企图炸死国王，并炸毁议会大厦。他们成功地将36桶黑火药运进了议会大厦的地窖，准备在11月5日采取行动。然而，这个“黑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被揭发，国王和大臣幸免于难，盖伊及其同党被以叛国罪处死。盖伊·福克斯最终在1606年1月被处以叛国罪中的极刑——绞刑、取内脏加上车裂，他的尸体被分送英伦三岛的四个地区示众，警告民间图谋不轨者会遭到相同的下场。英国民众便燃起篝火，庆祝胜利。从此以后，英国就形成了庆祝“篝火之夜”的传统——译者注）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我只能开个玩笑了：“深渊距我远，离你近。呸，摸木头。”我的话实在是心口不一啊！烧“纸钱”让我想起了我外公去世前的情景。由于患了老年痴呆症，思维混乱，他觉得除了“铜”和“银”的硬币，其他的都不是真钱。外婆出去一下或是上趟厕所，回来就发现攒下来的退休金在壁炉旁边一堆一堆地在冒烟。她得到的唯一解释是：这些“过时了的商场购物劵”和“没用的发票”早该销毁了。显然，她是不好哄的。在我外公去世八年后她临终的时候，我妈妈才从我外婆的手里拿到了她的躺椅边上藏宝箱的钥匙。我妈妈发现箱子里有不到二百五十镑用橡皮筋扎着的钱，都是从我外公那儿哄来的。
“冷得该下雪了吧？”白丽诗拂去落在我衣服肩上的灰尘。“也许吧，”我说，“你知道我不喜欢詹姆斯·乔伊斯，但我时不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死者》的结尾。”（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和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死者》是其早期作品《都柏林人》中的压卷之作——译者注）中学时为了考试死记硬背的东西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他睡眼朦胧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在灯光下飘落……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听着雪花轻盈地穿过宇宙，绵绵落下，如同最终的结局那样，飘散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后来我们就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