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著述极少，要想在今天看到梅贻琦的做事的方法和治校的方针，则只有《中国的大学》这一本书。
　　全书四编当中分别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这传统就是北京大学的‘自由’，清华大学的‘民主’和南开大学的‘活泼’”以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都极有指导意义。
　　但是并不仅此，除这些鞭辟入里的指导思想之外，梅贻琦的这部著作当中，又非常着重地强调着对于大学生德育、体育、美育，以及对于清华大学在若干时期的学校机构的演变和发展，这种事必躬親和应对的方法，却是一座真正学府的进步和学生的成长的必要条件。
　　但是梅贻琦毫不居功。在他所倡导的治校思想当中，首先将使命责任的概念推还给了“蔡孑民先生”，而至于治校的具体办法，则发展了教授治校的一个民主制度，正如朱自清在《代序》中所写的那样：“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当然更多的梅贻琦的治校和治学还是要从他的著作当中阅读才知道的，既然没有这样的幸运能够在他做校长的清华大学读书或者任事。之所以说他的著作是需要所有的大学学生和教授阅读的，就在于从他的著作当中，无论是学生或者教授，都能认知作为学生或者教授的责任，而不是急功近利。
　　其实和梅贻琦的耐心、专注、笃行相比较，在今天，急功近利是损害中国大学精神的最大坏处。且不说教授的急功和学生的近利，早在八九十年前梅贻琦就有“大师”和“大厦”之辩，但是八九十年后，中国的大学当中还是只见大厦不见大师，急功近利之故也。正如中国过去的君主，只兴土木，不修德政。大厦是期日之功，而大师则是需要期年之力。如果能够去浮躁，多耐心，想必也能有所矫正。
　　不过大厦已成，大师的培养和出现为之未远，也未可知。以史为鉴，在怀疑和危机过后，中国的大学必定从榛莽和荒芜当中重新崛起，这就是《中国的大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