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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汉是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政权朝代，存在于河东29年，与后周、北宋进行了多次战争，主要包括与后周发生了晋州之战、高平之战、晋阳之战，与北宋发生了宋太祖天宝元年、天宝二年的战争，公元979年，宋太宗对汉主刘继元招降，北汉灭亡。战争形势随着北汉实力的变化而变化，而辽对北汉的扶持也是其能够与后周、北宋抗衡的强力后盾，使其能够存在29年之久。
关键词：北汉;辽朝;后周;北宋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001-04
北汉自951年刘崇建国起，到979年刘继元投降北宋，国内经济、军事实力无法支持与后周、北宋的数次战争，辽朝对北汉战争的援助成为北汉的坚实靠山。在辽朝对北汉政权进行扶持的情况下，北汉政权是如何存在29年的呢？本文以北汉政权存在29年时间内与后周、北宋的战争为主线，通过辽对北汉的战争的支援及产生的影响，论述北汉政权产生、存在及灭亡。
一、辽朝与建立初期的北汉
北汉的建立源溯于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后汉建立不久，刘知远逝世，隐帝即位。新帝即位，人心不齐，政局紊乱，“隐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而与旻素有隙”[1]，隐帝政事上无能，处于被动状态，枢密使郭威屡建战功，因生谋反之心“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2]乾祐三年（950年），隐帝被杀，郭威举兵谋反，请立刘崇之子斌为后汉皇帝，刘崇因一己私心，放弃了对郭威谋反的征讨。当时太原少尹李骧认为郭威谋反将来定不会为后汉所用，不会立刘崇之子斌为后汉皇帝，“因劝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变，庶几斌得立，斌立而罢兵可也。”[3]刘崇认为李骧这是在离间其父子，斩首了李骧及其妻子。但事实如李骧所料，951年，郭威建周代汉，为周太祖。同年，刘崇建立北汉，都晋阳，“仍用乾祐年号，所有者并、汾、忻、代、岚、宪、隆、沁、辽、麟、石诸州之地。”[4]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地区。
北汉的建立正合辽朝之意。据《资治通鉴》记载“及北汉主立，契丹主使聿捻遗刘承钧书;北汉主使承钧复书，称：‘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5]辽朝在得知北汉建立后，就有意拉拢北汉，在汉主刘崇自立时就对其厚赠，“然兀欲闻旻自立，颇幸中国多故，乃遣其贵臣述轧、高勋以自爱黄骝、九龙十二稻玉带报聘。”[6]公元947年，辽灭攻占汴京，灭亡后晋势力北归，但辽朝仍有意进行南下征伐，而后汉的建立为辽朝势力介入中原提供了机会，辽朝结援北汉能够为辽朝继续南下掠取中原奠定了基础，并且可以利用北汉太原易守难攻的势形成防御屏障，防御后周一统中原的军事攻击。北汉对于辽朝的态度也表现的很积极，愿像后晋一样依附辽朝，危难时刻可得辽朝援助，这样可使北汉依靠辽朝强大的军事力量立足于河东地区，稳固国家实力，并且辽朝与北汉约为父子之国，刘崇向辽世宗称侄，受辽朝册封。北汉建立初期的辽汉结援得以实现。
二、辽朝对北汉与后周战争的影响
北汉与后周初建之时，两国属于一种敌对争霸关系。矛盾起源于后周杀刘崇之子，并且后周与北汉先后建立于中原，均有图霸中原的野心，为此二者进行了数次战争，最为标志性的就是晋州之战、高平之战、晋阳之战，此三次战争，辽朝的援助对北汉产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晋州之战
北汉成立之初就开始对后周用兵。乾祐四年（951年）正月、二月两次进攻晋州，最后失败。北汉对后周的兵败，并没有放弃，转而寻求辽朝的帮助。十月，辽遣兵援汉，再次入寇晋州，即发生了晋州之战。此次对晋州的进攻，是辽朝首次派兵协助北汉抗周，从兵力上来说，这是一场本应该胜利的战役，“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7]，契丹相比北汉，在出战人数上居多，在整个战争中可起到领导作用，稳定军心，成为北汉对周战争坚定的大后方。但是，战争拉锯五十余日，由于出战时间为十月，天降大雪、粮草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契丹思归，闻王峻至蒙阬，烧营夜遁。”[8]辽朝军队听闻敌方援军将近，没有正面迎敌，思归逃窜，扰乱军心，对北汉没有进行良好的助战，加之此为辽汉首次协同作战，战前没有完备的作战计划，导致战争失败，双方兵力损失惨重。
（二）高平之战
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去世。刘崇趁“周有大丧，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将以击其不意。”[9]汉即乞兵于契丹，与辽朝发起了对周的进攻，进逼潞州，军于高平之南，但由于汉主刘崇轻敌冒进，不听劝阻，导致战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辽朝再次以重兵援助北汉，“契丹遣杨衮将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以助旻。”[10]在战略计划、军事配合上，杨衮听从汉主分列三阵，契丹军居西，并且在面对强大敌军时，杨衮劝阻汉主不可轻敌，冒然进军，但刘崇却没有听从其建议，扬言到“吾自用汉军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11]最终战败，自己仓皇而逃。杨衮见北汉战争形势不利，并没有带兵援助，而是作壁上观，全军而退，并未与周军正面交战。
（三）晋阳之战
高平战后，汉主“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12]杨衮则领军退守至忻口。周世宗乘胜追击，不待修整，发兵北伐，意图兼并其城，围城打援，以符彦卿、史彦超北控忻口，阻断契丹援军，随着周世宗一路北上，所得北汉州县诸多，“北汉忻州监军李勍杀刺史赵皋及契丹通事杨耨姑，举城降;”[13]辽朝则再次派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攻讨伐，结果周兵军败死伤惨重，辽俘获敌军众多。忻口兵败，晋阳久攻不克，匡国节度使药元福言于周世宗“进军易，退军难。”[14]经药元福建议，周世宗同意撤军回銮。因此，北汉能够顺利地摆脱周世宗围攻，使北汉险些亡国，关键之举在于契丹冲破了后周在忻州的阻拦，从而为北汉脱难提供了机会。
在北汉与后周的三次战争上，辽朝对北汉胜周免其兼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 积极方面：首先，据《资治通鉴》记载“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15]经济生产匮乏，赋税难收，很难承担战争的经费开支，加之北汉军事力量薄弱，兵微将寡，契丹对北汉的援助能够为北汉减轻一定程度的战争负担;第二，北汉依据辽朝的军事援助得以与后周进行军事较量，在汉辽与周作战时，辽军在兵力上处于主导地位，高平战败刘崇逃跑都是“独乘契丹黄骝”[16]，并且晋阳之战契丹助攻，击败后周主力军队，使周世宗晋阳受困，退师南下，北汉得以存活。
消极方面：晋州之战与高平之战使辽朝了解了后周的军事实力，使契丹能够通过晋阳之战一举击败后周的阻军为北汉解围，但在晋州之战与高平之战中，辽朝本可以与后周交战，其表现消极退避，为与北汉联军分散溃逃，这是否表现了辽朝对北汉的援助是虚张声势，并非真正想要协助北汉，而是通过这种虚探的方式来为契丹南下入主中原做准备。
总之，辽朝对北汉与后周战争的援助，保证了北汉的存在继续与北宋较量，也使北汉继续在辽朝的庇护下存活，更加的依赖辽朝。
三、辽朝对北汉与北宋战争的影响
晋阳战后，北汉与契丹北归，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南下战争。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在对外战争上，北宋采取的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争策略，此在宋太祖与大臣赵普的对话中可知，宋太祖表明自己欲兼并太原，赵普劝说“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17]赵普认为北宋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太原之地，不急于此一时，若太原被一举兼并，北宋要面临的则是契丹异民族国家，继而会产生的边患问题，若北宋与辽朝动用武力，不胜则败，到时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北宋当务之急应该南下作战，兼并土地人口，扩充国土，提高北宋国家军政实力，为北伐积蓄力量。所以在北宋取荆、湖之地后，开宝元年六月，宋太祖对北汉发起了“战争邀请”。
（一）宋太祖对北汉的战争
宋太祖对北汉的战争主要有开宝元年和开宝二年两次。
开宝元年秋七月，北宋向北汉约战，宋谍者曾这样对北汉主说“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18]而北汉主却已不具图霸中原之心，只想苟存与河东之地，宋太祖言于汉主“开尔一路以为生”[19]，但其北伐之意犹存，九月，新主刘继恩被杀，太原尹刘继元即位，汉主被杀，新君即位，为宋太祖第一次北伐提供了机会，史载“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20]，北汉刘继元即位之初就遭到了北宋的打击，急忙遣使请辽朝支援，最后不见辽军来，北汉枢密使马峰在渡汾河时遭到北宋何继筠的打击，北宋顺势“夺汾河桥，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门”[21]，汉败。北汉战败，不见契丹援军，是有一定原因的，由于汉主刘承均新即位，对于辽汉关系的维持并不像汉世祖时“每事必禀之”[22]，公元963年，契丹遣使持书来责，事因三个方面：第一，“尔父据有汾州七年，止称乾祐，尔不遵先志，辄肆改更。”[23]第二，“李筠包藏禍心，舍大就小，无所顾虑，姑为觊觎，轩然举兵，曾不我告。”[24]第三，“段常尔父故吏，本无大恶，一旦诬害，诛及妻子，妇言是听，非尔而谁？”[25]因北汉更改年号、结援李筠不告知、恶杀故吏段常，契丹对北汉的谢罪、请援、修贡都不予理会，所以，此次北宋对北汉的战争，没有契丹的援助，北汉遭受惨败，试想契丹不责于北汉三次过失，在北汉请援时出来助，结果也许就会不同。因此，辽朝对北汉的战事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
开宝二年正月，宋太祖准备再次北伐并下诏亲征。此次宋太祖亲征采用的是周世宗模式的围城打援，以筑长连城、引汾水筑堤灌城的方式围城，命彰德节度使韩重赟、棣州防御使何继筠兵分两路先后阻击契丹对北汉的援助。但此次宋太祖亲征却没有攻下太原城，主要因为北宋的引水灌城策略不当，耗时过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相应的对敌策略，使得北宋失去许多将领;其二，由于天气原因，战时正值暑期，遇大雨，兵将则多破腹病，使得军心涣散，加之此刻契丹又遣兵来援，宋更是无力再战;其三，太常博士李光赞向宋太祖上言曰“得之未足为多，失之未足为辱。国家贵静，天道恶盈。所虑向来恃险之邦，闻是役也，竭府库之财，尽生民之力，中心踊跃，各有窥觎。”[26]他对此次宋太祖北伐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提议南下回师，得到了太祖赞同。宋太祖天宝二年的亲征太原以北宋撤军而败。
宋太祖两次对北汉的战争，辽朝只在开宝二年对北汉进行过三次援助，开宝二年的四月和五月，契丹军皆败在了北宋大将何继筠、韩重赟的手中，北宋阻拦了辽对北汉的援助，使北汉陷入宋的围城之危中。第三次辽朝对北汉的援助，是在北宋兵将染疾之时，辽朝入驻太原，北宋的撤军也为辽与北汉减少了军力损失，避免再次发生战争。通过刘继业建议汉主袭击辽朝援军获马数万可知，第三次辽朝对北汉的援军数量较多，那么为什么在前两次北汉受阻危在旦夕之时，辽朝援军接连战败，而第三次援军要选择在北宋意图回銮之时呢？假想原因是前两次辽朝派兵较少，第三次增加军力，那就与前文笔者所论相符，辽朝有虚张声势之意。并且，开宝元年辽朝没有对北汉进行援助，因责在北汉，但开宝二年辽却对北汉进行了三次援助，这是否因为北汉在得罪了辽之后的恭敬态度，屡次遣使修贡，还是因为北汉危在旦夕，辽朝害怕失去太原屏障，从而重兵来援，使得辽朝遣使册封北汉主为帝，史载“时契丹使内侍韩知璠册命北汉主为帝，北汉主夜开北门以纳之。”[27]使北汉开宝二年遭到宋的攻击时得到了辽朝的支援。
（二）宋太宗对汉主的招降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发起了平定北汉的战争，以北宋招降汉主夺取太原为终。此时的北宋正是“国家兵甲精锐，人心忻戴”[28]之时，宋太宗进行的周密计划，召集各州将士，储备粮草，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三月，郭进在石岭关南破契丹骑兵，断绝北汉援兵。在绝援围城的同时，宋太宗以最小兵力损失对汉主刘继元进行了两次劝降，五月，汉主刘继元经左仆射致仕马峰规劝投降北宋，北汉亡国。
四、辽朝与北汉的灭亡
北汉的灭亡是历史必然的。自始至终，它的存在得益于辽朝的扶持与帮助，它的灭亡也离不开辽朝的影响。据《辽史》记载，保宁六年（974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29]与辽朝议和也是宋朝北伐的其中一步，这样的做法可以使辽朝放下对宋朝北伐的戒备，宋朝可以使辽朝因违背合约而绝援北汉，辽朝对于宋朝的议和也表现的极为配合，并“遣使谕北汉主以强弱势异，无妄侵伐”[30]，辽朝对北汉态度的转变，使北汉失去了对辽朝援助的期望，原本有事必禀于辽的北汉变得孤立无援。但在宋太宗北伐太原之际，辽朝却遣使宋朝“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31]，使臣复曰“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32]这使辽朝识破了宋朝当初议和的真实意图，此时，北汉再次请求支援，辽即派兵支援北汉，“耶律沙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详稳唐筈皆死之，士卒死伤甚众。”[33]辽朝对北汉的援助不成，损兵折将，汉即投降北宋。
五、结束语
北汉自成立以来，效仿晋朝，依附辽朝，多半命运掌握在辽朝的手中，辽朝对北汉有着很大影响。在与后周、北宋的战争中，多次乞援与辽朝得以存活。在最后一次对北汉的援助上，辽朝大动武力对其援助，也是为了保存太原优势地理屏障，可见，辽朝对其援助并非是真心实意。可以认为北汉政权在河东的存在，也是辽朝布置在中原地区的一枚棋子，只是最终没有走上被辽朝灭亡，而是被北宋招降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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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1〕〔32〕〔33〕（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北汉;辽朝;后周;北宋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001-04
北汉自951年刘崇建国起，到979年刘继元投降北宋，国内经济、军事实力无法支持与后周、北宋的数次战争，辽朝对北汉战争的援助成为北汉的坚实靠山。在辽朝对北汉政权进行扶持的情况下，北汉政权是如何存在29年的呢？本文以北汉政权存在29年时间内与后周、北宋的战争为主线，通过辽对北汉的战争的支援及产生的影响，论述北汉政权产生、存在及灭亡。
一、辽朝与建立初期的北汉
北汉的建立源溯于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后汉建立不久，刘知远逝世，隐帝即位。新帝即位，人心不齐，政局紊乱，“隐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为枢密使，新讨三叛，立大功，而与旻素有隙”[1]，隐帝政事上无能，处于被动状态，枢密使郭威屡建战功，因生谋反之心“乃罢上供征赋，收豪杰籍丁民以益兵。”[2]乾祐三年（950年），隐帝被杀，郭威举兵谋反，请立刘崇之子斌为后汉皇帝，刘崇因一己私心，放弃了对郭威谋反的征讨。当时太原少尹李骧认为郭威谋反将来定不会为后汉所用，不会立刘崇之子斌为后汉皇帝，“因劝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变，庶几斌得立，斌立而罢兵可也。”[3]刘崇认为李骧这是在离间其父子，斩首了李骧及其妻子。但事实如李骧所料，951年，郭威建周代汉，为周太祖。同年，刘崇建立北汉，都晋阳，“仍用乾祐年号，所有者并、汾、忻、代、岚、宪、隆、沁、辽、麟、石诸州之地。”[4]大致在今天的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地区。
北汉的建立正合辽朝之意。据《资治通鉴》记载“及北汉主立，契丹主使聿捻遗刘承钧书;北汉主使承钧复书，称：‘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5]辽朝在得知北汉建立后，就有意拉拢北汉，在汉主刘崇自立时就对其厚赠，“然兀欲闻旻自立，颇幸中国多故，乃遣其贵臣述轧、高勋以自爱黄骝、九龙十二稻玉带报聘。”[6]公元947年，辽灭攻占汴京，灭亡后晋势力北归，但辽朝仍有意进行南下征伐，而后汉的建立为辽朝势力介入中原提供了机会，辽朝结援北汉能够为辽朝继续南下掠取中原奠定了基础，并且可以利用北汉太原易守难攻的势形成防御屏障，防御后周一统中原的军事攻击。北汉对于辽朝的态度也表现的很积极，愿像后晋一样依附辽朝，危难时刻可得辽朝援助，这样可使北汉依靠辽朝强大的军事力量立足于河东地区，稳固国家实力，并且辽朝与北汉约为父子之国，刘崇向辽世宗称侄，受辽朝册封。北汉建立初期的辽汉结援得以实现。
二、辽朝对北汉与后周战争的影响
北汉与后周初建之时，两国属于一种敌对争霸关系。矛盾起源于后周杀刘崇之子，并且后周与北汉先后建立于中原，均有图霸中原的野心，为此二者进行了数次战争，最为标志性的就是晋州之战、高平之战、晋阳之战，此三次战争，辽朝的援助对北汉产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晋州之战
北汉成立之初就开始对后周用兵。乾祐四年（951年）正月、二月两次进攻晋州，最后失败。北汉对后周的兵败，并没有放弃，转而寻求辽朝的帮助。十月，辽遣兵援汉，再次入寇晋州，即发生了晋州之战。此次对晋州的进攻，是辽朝首次派兵协助北汉抗周，从兵力上来说，这是一场本应该胜利的战役，“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7]，契丹相比北汉，在出战人数上居多，在整个战争中可起到领导作用，稳定军心，成为北汉对周战争坚定的大后方。但是，战争拉锯五十余日，由于出战时间为十月，天降大雪、粮草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契丹思归，闻王峻至蒙阬，烧营夜遁。”[8]辽朝军队听闻敌方援军将近，没有正面迎敌，思归逃窜，扰乱军心，对北汉没有进行良好的助战，加之此为辽汉首次协同作战，战前没有完备的作战计划，导致战争失败，双方兵力损失惨重。
（二）高平之战
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去世。刘崇趁“周有大丧，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将以击其不意。”[9]汉即乞兵于契丹，与辽朝发起了对周的进攻，进逼潞州，军于高平之南，但由于汉主刘崇轻敌冒进，不听劝阻，导致战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辽朝再次以重兵援助北汉，“契丹遣杨衮将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以助旻。”[10]在战略计划、军事配合上，杨衮听从汉主分列三阵，契丹军居西，并且在面对强大敌军时，杨衮劝阻汉主不可轻敌，冒然进军，但刘崇却没有听从其建议，扬言到“吾自用汉军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11]最终战败，自己仓皇而逃。杨衮见北汉战争形势不利，并没有带兵援助，而是作壁上观，全军而退，并未与周军正面交战。
（三）晋阳之战
高平战后，汉主“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12]杨衮则领军退守至忻口。周世宗乘胜追击，不待修整，发兵北伐，意图兼并其城，围城打援，以符彦卿、史彦超北控忻口，阻断契丹援军，随着周世宗一路北上，所得北汉州县诸多，“北汉忻州监军李勍杀刺史赵皋及契丹通事杨耨姑，举城降;”[13]辽朝则再次派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攻讨伐，结果周兵军败死伤惨重，辽俘获敌军众多。忻口兵败，晋阳久攻不克，匡国节度使药元福言于周世宗“进军易，退军难。”[14]经药元福建议，周世宗同意撤军回銮。因此，北汉能够顺利地摆脱周世宗围攻，使北汉险些亡国，关键之举在于契丹冲破了后周在忻州的阻拦，从而为北汉脱难提供了机会。
在北汉与后周的三次战争上，辽朝对北汉胜周免其兼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 积极方面：首先，据《资治通鉴》记载“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15]经济生产匮乏，赋税难收，很难承担战争的经费开支，加之北汉军事力量薄弱，兵微将寡，契丹对北汉的援助能够为北汉减轻一定程度的战争负担;第二，北汉依据辽朝的军事援助得以与后周进行军事较量，在汉辽与周作战时，辽军在兵力上处于主导地位，高平战败刘崇逃跑都是“独乘契丹黄骝”[16]，并且晋阳之战契丹助攻，击败后周主力军队，使周世宗晋阳受困，退师南下，北汉得以存活。
消极方面：晋州之战与高平之战使辽朝了解了后周的军事实力，使契丹能够通过晋阳之战一举击败后周的阻军为北汉解围，但在晋州之战与高平之战中，辽朝本可以与后周交战，其表现消极退避，为与北汉联军分散溃逃，这是否表现了辽朝对北汉的援助是虚张声势，并非真正想要协助北汉，而是通过这种虚探的方式来为契丹南下入主中原做准备。
总之，辽朝对北汉与后周战争的援助，保证了北汉的存在继续与北宋较量，也使北汉继续在辽朝的庇护下存活，更加的依赖辽朝。
三、辽朝对北汉与北宋战争的影响
晋阳战后，北汉与契丹北归，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南下战争。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在对外战争上，北宋采取的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争策略，此在宋太祖与大臣赵普的对话中可知，宋太祖表明自己欲兼并太原，赵普劝说“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17]赵普认为北宋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太原之地，不急于此一时，若太原被一举兼并，北宋要面临的则是契丹异民族国家，继而会产生的边患问题，若北宋与辽朝动用武力，不胜则败，到时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北宋当务之急应该南下作战，兼并土地人口，扩充国土，提高北宋国家军政实力，为北伐积蓄力量。所以在北宋取荆、湖之地后，开宝元年六月，宋太祖对北汉发起了“战争邀请”。
（一）宋太祖对北汉的战争
宋太祖对北汉的战争主要有开宝元年和开宝二年两次。
开宝元年秋七月，北宋向北汉约战，宋谍者曾这样对北汉主说“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18]而北汉主却已不具图霸中原之心，只想苟存与河东之地，宋太祖言于汉主“开尔一路以为生”[19]，但其北伐之意犹存，九月，新主刘继恩被杀，太原尹刘继元即位，汉主被杀，新君即位，为宋太祖第一次北伐提供了机会，史载“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20]，北汉刘继元即位之初就遭到了北宋的打击，急忙遣使请辽朝支援，最后不见辽军来，北汉枢密使马峰在渡汾河时遭到北宋何继筠的打击，北宋顺势“夺汾河桥，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门”[21]，汉败。北汉战败，不见契丹援军，是有一定原因的，由于汉主刘承均新即位，对于辽汉关系的维持并不像汉世祖时“每事必禀之”[22]，公元963年，契丹遣使持书来责，事因三个方面：第一，“尔父据有汾州七年，止称乾祐，尔不遵先志，辄肆改更。”[23]第二，“李筠包藏禍心，舍大就小，无所顾虑，姑为觊觎，轩然举兵，曾不我告。”[24]第三，“段常尔父故吏，本无大恶，一旦诬害，诛及妻子，妇言是听，非尔而谁？”[25]因北汉更改年号、结援李筠不告知、恶杀故吏段常，契丹对北汉的谢罪、请援、修贡都不予理会，所以，此次北宋对北汉的战争，没有契丹的援助，北汉遭受惨败，试想契丹不责于北汉三次过失，在北汉请援时出来助，结果也许就会不同。因此，辽朝对北汉的战事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
开宝二年正月，宋太祖准备再次北伐并下诏亲征。此次宋太祖亲征采用的是周世宗模式的围城打援，以筑长连城、引汾水筑堤灌城的方式围城，命彰德节度使韩重赟、棣州防御使何继筠兵分两路先后阻击契丹对北汉的援助。但此次宋太祖亲征却没有攻下太原城，主要因为北宋的引水灌城策略不当，耗时过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相应的对敌策略，使得北宋失去许多将领;其二，由于天气原因，战时正值暑期，遇大雨，兵将则多破腹病，使得军心涣散，加之此刻契丹又遣兵来援，宋更是无力再战;其三，太常博士李光赞向宋太祖上言曰“得之未足为多，失之未足为辱。国家贵静，天道恶盈。所虑向来恃险之邦，闻是役也，竭府库之财，尽生民之力，中心踊跃，各有窥觎。”[26]他对此次宋太祖北伐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提议南下回师，得到了太祖赞同。宋太祖天宝二年的亲征太原以北宋撤军而败。
宋太祖两次对北汉的战争，辽朝只在开宝二年对北汉进行过三次援助，开宝二年的四月和五月，契丹军皆败在了北宋大将何继筠、韩重赟的手中，北宋阻拦了辽对北汉的援助，使北汉陷入宋的围城之危中。第三次辽朝对北汉的援助，是在北宋兵将染疾之时，辽朝入驻太原，北宋的撤军也为辽与北汉减少了军力损失，避免再次发生战争。通过刘继业建议汉主袭击辽朝援军获马数万可知，第三次辽朝对北汉的援军数量较多，那么为什么在前两次北汉受阻危在旦夕之时，辽朝援军接连战败，而第三次援军要选择在北宋意图回銮之时呢？假想原因是前两次辽朝派兵较少，第三次增加军力，那就与前文笔者所论相符，辽朝有虚张声势之意。并且，开宝元年辽朝没有对北汉进行援助，因责在北汉，但开宝二年辽却对北汉进行了三次援助，这是否因为北汉在得罪了辽之后的恭敬态度，屡次遣使修贡，还是因为北汉危在旦夕，辽朝害怕失去太原屏障，从而重兵来援，使得辽朝遣使册封北汉主为帝，史载“时契丹使内侍韩知璠册命北汉主为帝，北汉主夜开北门以纳之。”[27]使北汉开宝二年遭到宋的攻击时得到了辽朝的支援。
（二）宋太宗对汉主的招降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发起了平定北汉的战争，以北宋招降汉主夺取太原为终。此时的北宋正是“国家兵甲精锐，人心忻戴”[28]之时，宋太宗进行的周密计划，召集各州将士，储备粮草，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三月，郭进在石岭关南破契丹骑兵，断绝北汉援兵。在绝援围城的同时，宋太宗以最小兵力损失对汉主刘继元进行了两次劝降，五月，汉主刘继元经左仆射致仕马峰规劝投降北宋，北汉亡国。
四、辽朝与北汉的灭亡
北汉的灭亡是历史必然的。自始至终，它的存在得益于辽朝的扶持与帮助，它的灭亡也离不开辽朝的影响。据《辽史》记载，保宁六年（974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29]与辽朝议和也是宋朝北伐的其中一步，这样的做法可以使辽朝放下对宋朝北伐的戒备，宋朝可以使辽朝因违背合约而绝援北汉，辽朝对于宋朝的议和也表现的极为配合，并“遣使谕北汉主以强弱势异，无妄侵伐”[30]，辽朝对北汉态度的转变，使北汉失去了对辽朝援助的期望，原本有事必禀于辽的北汉变得孤立无援。但在宋太宗北伐太原之际，辽朝却遣使宋朝“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31]，使臣复曰“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32]这使辽朝识破了宋朝当初议和的真实意图，此时，北汉再次请求支援，辽即派兵支援北汉，“耶律沙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详稳唐筈皆死之，士卒死伤甚众。”[33]辽朝对北汉的援助不成，损兵折将，汉即投降北宋。
五、结束语
北汉自成立以来，效仿晋朝，依附辽朝，多半命运掌握在辽朝的手中，辽朝对北汉有着很大影响。在与后周、北宋的战争中，多次乞援与辽朝得以存活。在最后一次对北汉的援助上，辽朝大动武力对其援助，也是为了保存太原优势地理屏障，可见，辽朝对其援助并非是真心实意。可以认为北汉政权在河东的存在，也是辽朝布置在中原地区的一枚棋子，只是最终没有走上被辽朝灭亡，而是被北宋招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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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