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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库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影响政府公共决策，学术研究型智库也不例外。本文以美国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为例，探讨美国学术研究型智库对政府教育决策影响的方式：（1）建立“旋转门”机制，加强学术智库研究者与政府教育决策者的有效对接。（2）产生教育政策思想，发布前瞻性研究报告，影响政府教育决策。（3）借助媒体积极传播教育政策思想，影响公众的教育舆论。（4）举办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邀请政府教育决策者参加，促进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政府教育决策者开展有效的合作交流。美国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影响方式，对于我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关键词：学术研究型智库;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政府教育决策
学术研究型智库服务政府教育决策，不是去替代政府智库的功能，为政府部门出具具体的教育决策方案，而是集合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开展独立的跨学科研究，产生教育政策思想和教育政策主张，对政府教育决策形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真正成为政府教育决策的“建言者”和教育政策舆论的“引导者”。本文以美国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Policy Analysis for California Education，后文简称PACE）为例，探讨学术研究型智库如何利用学术研究优势开展前瞻性的教育政策研究，促进智库研究成果供给与政府教育决策需求之间实现有效对接，从而对政府教育决策产生长期性的影响。
一、美国PACE的发展历程
PACE于1983年正式创立，当前，PACE以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依托，总部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PACE研究中心设有1位执行主任和5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师资主任。除此之外，PACE还设有顾问委员会，这些顾问分别来自政界、学术界、商界和慈善组织，支持研究中心进行教育政策研究。PACE关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的教育政策，致力于为加州教育改革开展长期战略研究，并提供综合性的政策改革建议，具有很强的教育政策影响力。纵观PACE三十多年来的教育研究重点和社会影响力，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1989年）：以发现和解决加州教育问题为研究重点，主要出版学术研究报告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参考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PACE如何结合自身定位，对接加州政府教育决策需求，有效承接加州政府的教育研究项目，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引领加州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保持和促进加州教育创新一直处于美国前列，是PACE创建者一直思考的问题。1983年，在休利特基金会资助下，由杰拉尔德·海沃德（Gerald Hayward）、迈克尔W.克斯特（Michael W.Kirst）和詹姆斯·格思里（James Guthrie）组织发起，依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建立了一个跨校间的合作性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这标志着PACE正式成立。在成立之初，PACE定位非常明确，成为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坚持学术标准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其使命是“对加州教育政策进行独立的、客观的分析，以填补立法和良好的政策分析之间的差距”。1984年正式出版的《加州教育状况》研究报告第一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加州教育状况》旨在为教育界和政策社区基于具体政策和改革措施提供深入、可读性分析，主要是了解《SB813—土地标记教育改革法案》通过后拟议改革的影响。该法案对学年进行了修改，改革了毕业要求，引入了新的融资模式。PACE承担了分析加州学校最重要和最相关的政策的一揽子雄心计划项目。由于《加州教育状况》研究报告是PACE研究者深入加州民众开展调查分析，了解和发现加州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且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有效的政策建议，使得该研究报告迅速成为萨克拉门托和加州政府的必备报告。作为一份年度研究报告，许多政府官员和教育工作者依靠《加州教育状况》中基本的、客观的信息和政策分析有效地开展工作。自1984年以来，《加州教育状况》已出版了十多次，覆盖了一系列教育政策议题，并一直就有关公共教育指标为读者提供最新数据，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州许多基金会开始对PACE研究进行资助，但经费的三分之一还是来自加州政府的研究合同。在这一阶段，PACE的主要工作还是关注加州教育状况和问题，就加州教育政策难题开展研究和分析，并对当时加州教育决策提供建议。
1986年，职业教育成为PACE研究的重点，并出版了研究报告《每天一万小时》。后来，PACE在制定“2002年加州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计划”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PACE研究者不仅将研究焦点聚集于加州的教育状况，同时他们还关注到当时加州儿童的教育状况，发现加州儿童教育存在一些问题。1989年，PACE出版了研究报告《加州兒童状况》，这份报告出版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个项目源起于PACE主席迈克尔W.克斯特（Michael W.Kirst）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室与家庭不可分割，且儿童的生活质量应该反映在良好的教育政策中。通过综合一些政策制定者不能随时获取的材料，寻找到州内搜集的资料缺口并作出改进的建议，《加州儿童状况》致力于展现出一副精确的全面的加利福尼亚州儿童生活质量图。这个报告直到当今仍被教育界广泛接受，并引起全州对早期儿童教育的讨论。在该报告出版之后的几年里，PACE继续加强早期儿童教育研究及相关政策分析。长达400页的《加州儿童状况》报告是由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携手合作的成果，确定了与儿童福利相关的几十个关键的基础指标。
PACE通过项目研究，促进全州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是其首要目标。PACE还与加州教育部、加州社区学院校长办公室和加州就业发展部合作，促成了从学校到就业的加州计划的发展。通过学术研究来对接加州政府的教育决策需求，是这一阶段PACE研究工作开展的重点。 第二阶段（1989-2003年）：以倡导加州教育改革为重点，将教育问题形成研究报告与提案来影响政府教育决策
为了使加州教育成为美国教育的创新典范，PACE决定通过政策研究，来倡導加州教育改革。1984年的《加州教育状况》和1989年的《加州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出版后，在加州甚至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了加州教育政策的制定。这激发了PACE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去发现加州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心研究者将研究范围拓宽到加州教育的方方面面，增加研究成果扩散方式，除了出版《加州教育政策分析》研究报告外，PACE还出版《政策简报》，以及给加州政府及其教育部门提交教育提案，期待全方位影响加州教育决策。
多年来，公众择校一直是PACE持续研究的课题。PACE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加州政策讨论和重要的公众择校分析。分布最广的研究发生在1993年，由全州公民投票“提案174”创建一个加州教育券制度。公众投票、招生模式和财政影响模式都被纳入到工作中，以对这项公民表决提案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更好的解释。
PACE最经典的教育改革倡议当然要数1995年的研究报告《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2000 年的《昂贵的赌博，还是认真的改革？教育劵与38号提案》和2003年的《潜力优势与机会不平等：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三个研究报告。1995年，PACE给加州公共教育主管德莱恩·伊斯丁（Delaine Eastin）提交了《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研究报告，德莱恩·伊斯丁公开赞成这个报告，并且采纳了报告中的政策建议。由于PACE一直慎重地给决策者提供健全的教育政策分析，时任PACE副主任朱莉·科比充分利用PACE的研究成果和专门知识，试图提供具体教育政策建议，以倡导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问题，不是缺乏研究成果和研究思想，而是缺乏实施研究成果的勇气和远见。”[1]加州公共教育主管德莱恩·伊斯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随着这份研究报告的出版，PACE为加州学校规范的标准和评价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萨克拉门托，PACE同包括伊斯丁和其他人在内的有影响力的领导合作，采取利用研究成果促进教育实践的方式去影响加州教育改革。
如果说1995年的研究报告《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拉开了PACE通过政策研究倡议加州教育改革的序幕，那么《昂贵的赌博，还是认真的改革？教育劵与38号提案》就是加州教育改革倡议过程中的丰硕成果。教育券和38号提案，加上2000年投票选民发起的提案，关于这一系列事件，PACE发表了关于教育券政策影响当年11月大选的技术报告。因为该报告展示了来自其他州和试点方案的人口统计信息和资金数据，明确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和好处。不仅仅是提供原始数据，PACE还给出了被选民和决策者看重的令人信服的评价。其结果是，PACE收到了来自家长、政府管理人员和立法机构长达17页的报告形式的感谢信，显示了PACE在教育政策中的影响力。
由于PACE一直致力于加州幼儿园和托儿教育研究，使得加州政府更加重视普及学前教育方面的问题。这样，PACE在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工作为将来的政策奠定了基调。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是《潜力优势与机会不平等：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该报告详细说明了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这一政策的含义，透露了学前教育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影响到加州人口多样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PACE还推崇这种全面和广泛的政策简要阅读。2006年，当选民争先恐后去了解这份报告和82号提案对于当年6月初选投票的影响时，事实证明该研究报告产生了一定的政策影响力。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创新研究成果扩散方式，促进学术研究成果向教育政策转化，全方位促进加州教育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随着1995年、2000年和2003 年三个研究报告的相继发布，PACE对于加州教育的政策影响力越来越强。2003年后，PACE不但发布解决加州教育系统关键政策问题的政策简报、研究报告和工作论文，还积极召开研讨会和简短讲座，促进当前的教育研究成果向教育政策转化;向立法委员会和其他政策受众提供有关教育问题的专家证词;与旨在支持政策创新、数据使用和严格评估的当地学区和专业协会开展项目合作，促进了加州政府、学术界、媒体、专业研究人员和加州民众的积极参与。2005年，PACE出版了一个关于加州普及学前教育政策的结果和效果的调查报告，强调了82号提案在一年后将会面临的主要障碍。
2008年，PACE出版了最受人尊敬的出版物之一《加州教育状况》，开始对处于新的改革年代中的加州进行全方位的教育政策研究。经过25年的政策研究后，中心继续推出这份重要的研究报告，以提供深度的政策研究来影响加州学校改革和加州政府教育改革。于是，PACE围绕加州教育状况，相继出版了关于加州教育关键问题的报告，如2014年4月，加州教育政策研究报告《2020愿景：在采用地方管理资金方案的情况下重新思考预算优先事项》出版。接着，琳达·达林·哈蒙德和大卫·普兰克的政策简报《支持加州教育体系持续改进》在2015年1月出版，他们在政策简报中提出了加州新的问责制度的关键要素，对“2020愿景”做了更翔实的政策分析。在中心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的影响下，加州政府就“2020愿景”的相关内容做出三项基本承诺：使学生追求有意义的学习;给学校和地区必要的资源和灵活性，让他们有效地为社区服务;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专业的学习和支持。同时，加州政府还采取了政治问责、专业问责和绩效问责三种互补机制，以确保对学校和学区负责。
PACE通过出版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举办学术研讨会、召开各种级别的学术会议等形式，将加州和美国的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其政策影响力越来越强。从2016年1月12日到2016年5月24日，PACE一共出版了15份研究主题为“加州教育状况”的研究报告，其研究内容包括：在社区学院中利用数学诊断方法规划课程设置、提高学术成就的潜力、学校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政策、特许学校、改善学校师生关系和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等方面的研究。 2015年10月，PACE与加州CORE地区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以促进CORE地区以及加州和其他地区政策与实践的不断改进。在PACE执行主任希瑟·霍夫（Heather Hough）的领导下，PACE与CORE学区之间的合作研究进展得非常顺利，自2018年5月到2019年10月，相继发布了《学生社交情感学习的趋势：来自CORE学区的证据》《使用数据进行改进：CORE数据协作学习的经验》《学习和实践持续改进：CORE地区的经验教训》等研究报告，对于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支持学生的社交和情感学习方面的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出了前瞻性的教育政策建议。
二、PACE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的主要方式
PACE力求制定并维持长期战略，以进行全面的教育政策改革，并不断改善加州从幼儿到中学教育和培训等各级各类教育体系的绩效。PACE与加州一流大学的学者以及州和地方政策制定者合作，弥合了研究与政策之间的鸿沟，以提高学术研究对加州教育政策的影响。当前的研究一共包含8个项目，主要有CORE-PACE研究合作伙伴关系、改善大学和职业生涯的准备和成功、农村教育等研究项目，而且都与当前加州教育改革密切相关。使用多种渠道传播政策研究成果，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的方式多种多样，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广泛的政策研究网络，PACE在加州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教育决策者和大众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建立“旋转门”机制，加强学术智库研究者与政府教育决策者的有效对接
旋转门是指“政策网络中的人们从这个政策领域的工作向另一政策領域工作的流动”[2]。作为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名词”，“旋转门”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政府官员、在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们变换身份、穿梭交叉为集团服务现象的形象概括。[3]因此，对于PACE而言，要想研究的教育问题有效对接加州政府的教育决策需求，具有加州政府工作经验是加强政策研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2016年，PACE三个联合主任在加入中心之前就具有在加州政府任职的经历，如加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市社区学院校长、加利福尼亚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参谋长、加利福尼亚议会教育主席等。[4]当他们加入PACE后，能够根据整个加州教育状况确定加州未来重要的教育政策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加州教育政策研究，分析加州教育政策并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当他们在政府教育部门工作时，政府教育决策的全部过程都亲自参与，知道政府教育决策的详细经过;当他们离开政府教育部门到学术研究型智库工作时，他们就知道，学术研究型智库需要如何开展教育研究才会受到政府教育部门决策者青睐、重视，甚至采纳学术研究型智库研究者的教育政策方案。这样，学术研究型智库开展的教育研究才会有的放矢，才会触及教育问题的关键所在，教育政策研究成果供给才会与政府教育决策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对于学者而言，当他们从学术机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时，他们能够利用掌握的学术研究方法去研究分析教育政策问题，提出深刻的教育政策思想和具有远见的教育政策建议，使得政府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现任PACE的执行主任希瑟·霍夫（Heather Hough），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公共政策学士学位和教育政策博士学位后，在SRI 国际教育政策中心、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中心、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担任过研究人员，还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改进顾问，并领导了PACE与CORE学区之间的合作，以各种不同的能力来支持教育方面的政策和实践。这些工作经历为她在中心开展教育政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迈克尔W.克斯特教授既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又是中心的创立者之一，还是PACE顾问委员会成员。2011年，他第二次当选为加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在1975年和1982年，他两次成为加州教育委员会委员;从1977年到1981年，他还成为加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在加盟斯坦福大学之前，他曾在联邦政府担任过多项职务，包括美国参议院小组人力、就业和减贫委员会的工作主管，以及美国教育部的中小学教育项目规划主任。目前，迈克尔W.克斯特虽然是荣休教授，但是他还是利用自己在政界和学界的政策研究经验，不断地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教育政策文章，为加州教育决策献计献策。如2016年4月24日迈克尔W.克斯特教授在《教育周报》上发表文章，强调加州的公立教育系统正在进行变革，变革的目标是旨在缩小成就差距和提高低成就的学生为大学和事业的成功做好准备。
现任师资主任克里斯托弗·埃德利（Christopher Edley，Jr.）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国家公共行政管理学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国家协会会员。曾经当选总统克林顿的高级经济顾问，并曾在奥巴马过渡委员会任职，负责教育、移民和健康事务，还是国会特许的国家教育公平与卓越委员会联合主席。在卡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任职期间，克里斯托弗·埃德利在白宫任职。在克林顿的预算和管理办公室第一笔预算中，他监督了5个内阁部门和40个独立机构的预算和立法计划，预算责任总计达数千亿美元。作为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法律顾问，他指导了政府范围内对“平权行动”的审议。曾在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许多与教育有关的小组中担任主席，并担任过有关成人扫盲标准、国家教育进步评价绩效标准以及目前教育公平指标的小组主席。这种在学术界和公共服务部门之间流动的经历，使他对许多政策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和实践认识。
（二）产生教育政策思想，发布前瞻性研究报告，影响政府教育决策
“只有那些好的建议，那些能够解决共同问题、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决策，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从而加固统治者的地位——这是政治生活中亘古不变的游戏规则。”[5]PACE拥有一批高水平的教育政策研究学者，集合了来自美国一流研究机构将近100名专兼职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很多知名教授，他们加入PACE后，除了出版教育政治学方面的专著，在学术期刊发表教育行政学论文，产生新的教育政策思想外，他们还接受加州政府开展的专项课题委托研究。另外，PACE自行选择加州政府急需解决的教育问题开展研究，聚焦于加州重大的教育问题和倡导教育改革，记录和调查加州教育状况，开展加州教育政策研究，评估教育改革，编译和分析影响教育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数据，主要包括加州教育和儿童发展状况研究，促进政策制定者、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研究人员开展教育问题的讨论，比较其他州的政策和实践以便于为加州决策者提供对比的观点和看法，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备选方案。如1984年出版的《加州教育状况》、1995年的《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2000 年的《昂贵的赌博，还是认真的改革？教育劵与38号提案》和2003 年的 《潜力优势与机会不平等：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等研究报告的不断发布，PACE的政策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发布研究报告的同时，PACE还出版了《政策简报》，对于出版的研究报告内容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和政策方案，《政策简报》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影响力在不断扩大。PACE提出的政策议题不断被加州政府采用，有的作为提案递交到加州政府部门，促成了美国加州教育改革的兴起，使得一系列旨在促进加州教育质量变革的政策相继出台。
除了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外，从2006年到2019年，PACE还发布工作论文。中心专兼职研究者将自己最新的研究工作论文在中心网站上发布，如2006年1月发布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伍后的行为〉有效吗？国家如何追踪成就的可靠性》、2011年7月发布的《社区学院的基本教学技能：教育学的补救优势》、2019年9月发布的《自我管理技能和学生成就获得：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核心地区的证据》等文章也引起了加州政府教育决策部门的关注。
（三）借助媒体积极传播教育政策思想，影响公众的教育舆论
前胡佛研究所所长坎贝尔认为，“除了书籍以外，另一途径是使这些主张通过报纸及时传递到大众手中。我们要求学者的写作从书籍及专业期刊延伸到大众媒体中”。通过电视和报纸的新闻形式来表达智库的政策观点和建议，是一种有效的政策知识传播形式，而且有利于引导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
“接近媒体已经成为智库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来传达他们观念的最为普通和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6]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PACE对自身的研究定位非常准确，主要对加州重大教育政策问题和教育改革等开展研究，调查公众以确定公众对教育改革相关问题的意见，与其他机构和研究中心合作，提高教育信息质量，以及对政策制定者、专业实践者和公民提供可行的政策分析，并通过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对公众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大众观点，左右教育政策议程。
“智库研究者可以经常应媒体之邀就最近发生的事件发表各种‘权威性的’信息和意见。”[7]PACE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教育周刊》《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等媒体发表，阐述加州教育问题及其政策建议，还接受北加州公共广播电台等采访，表达自己对加州教育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形成一股力量影响教育决策。
2014年2月9日，PACE联合主任布鲁斯·富勒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学前教育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穷人的孩子更重要》的文章，用数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还有迈克·克斯特也是一个受新闻媒体强烈关注的学者。从1975年7月18日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周日论坛发表《公立学校的前景》到2010年10月21日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发表《美国加州社区学院需要走入正确的轨道》为止，一共在《教育周刊》《高等教育纪事》等报纸和《半島时代论坛》《加州教师》等期刊上发表教育政策建议文章55篇。在这些文章中，迈克·克斯特教授为加州教育发展提供了大量新颖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而且在2013年6月到2016年4月，他被15篇新闻报道提及，有的媒体还面对面与他谈话探讨加州教育问题。一方面，通过这些媒体，PACE扩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观点对加州政府教育决策者会产生舆论压力，媒体成了PACE关于加州教育政策主张的传播载体和推动者，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加州教育政策的制定。
（四）举办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邀请政府教育决策者参加，促进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政府教育决策者开展有效的合作交流
胡佛研究所报告显示，“这些会议和研讨会在继续保持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密切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举办综合性的学术讨论会，还是专题研讨会，都便于智库和政界人士之间相互沟通信息，交流政策思想，传递政策理念，探讨政策建议。对于PACE而言，通过学术讨论，能够及时地了解加州政府的教育决策需求;对加州政府而言，教育研究成果能够启发教育决策思路，使得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当前，PACE除了出版著作、发布研究报告和定期发行《政策简报》，还通过召开学术讨论会、专题研讨会等不同形式的会议和学术讲座，既加强了学术交流，还宣传了其倡导的教育政策主张。从2011年到2016年，PACE不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参加讨论的人员主要是加州一流的教育研究人员，还邀请加州政策制定者，对于加州教育系统面临的许多问题展开讨论，并为加州教育政策选择做出深思熟虑的分析。在2015年至2016年举行的萨克拉门托系列研讨会上，研讨的教育问题多种多样，从英语学习者的教育到教师裁员的影响，都属于研讨会讨论的内容。PACE期望通过研讨为这些教育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以给加州和地方各级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引导他们做出科学合理的教育决策。同时，PACE研究人员还在中心官网上展示自己的工作论文，以便于加州、美国甚至全球研究者对论文提出建议，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
三、启示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PACE通过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政策影响力。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特色新型教育智库，PACE服务加州政府教育决策的发展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
（一）保持学术研究型智库的独立性，开展以需求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
美国智库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独立性，包括资金、议程设置和财政上的独立。[8]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因为美国智库思想市场繁荣，健康发展，形成了公平竞争的公共决策机制，研究项目和经费都是通过公开公平竞争获得。从内部环境来看，美国智库组织体现了自身的独立性，具有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而且美国高校有终身教授制度保障，大学学术自治，教授学术自由，确保教授的研究成果不受外界干扰。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可以毫不迟疑地批评具体的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建议，很少有政客以此对终身教授进行报复。[9]美国PACE的学术成果作者大多数是终身教授，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独立开展学术研究，不受外界左右。因此，在我国智库思想市场中，可以“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申报等形式，取代通行的‘内定’‘任务式’的方式，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10]对于我国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来说，为了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政策思想，更应该保持研究的独立性，集合来自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针对国家教育发展战略、重大教育问题和地方政府部门面临的教育难题开展跨学科研究。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产品供需对接机制，确保学术研究型智库教育政策研究成果供给有效对接政府教育决策需求
美国PACE开展教育政策研究的优势，主要在于能够产生教育政策思想，提出重大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为加州政府部门面临的教育难题提供前瞻性的研究预测和政策方案，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个方面来满足政府教育决策需求。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智库研究成果供给与政府的决策需求之间构建有效的对接机制。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学术智库研究人员和政府教育决策者之间双方实现信息对称，学术智库研究人员清楚政府教育决策部门对于研究成果的需求，开展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储备性教育政策研究，促进政府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教育智库研究成果等产品供给和政府教育决策需求实现有效对接。
（三）创新教育研究成果传播机制，提升学术研究型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
美国PACE不断拓宽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渠道，先后发布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报告、《政策简报》，以及出版大量的工作论文，积极召开学术专题研讨会和讲座，并且在媒体上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使当前的研究成果通过多渠道向政策转化。智库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在于其成果转化程度，而成果转化程度又取决于其成果转化渠道。[11]在我国，要想提升学术研究型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就需要突破传统的学术成果转化方式，拓宽教育研究成果转化渠道，创新教育研究成果传播机制。除了通过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举办会议等形式发布教育研究成果外，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知识扩散，积极引导公众舆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使得智库的教育研究在社会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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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春阳）
收稿日期：2019-09-14
作者简介：文少保，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四川南充/6370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美国智库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研究——兼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BGA150036）的成果之一。
关键词：学术研究型智库;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政府教育决策
学术研究型智库服务政府教育决策，不是去替代政府智库的功能，为政府部门出具具体的教育决策方案，而是集合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开展独立的跨学科研究，产生教育政策思想和教育政策主张，对政府教育决策形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真正成为政府教育决策的“建言者”和教育政策舆论的“引导者”。本文以美国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Policy Analysis for California Education，后文简称PACE）为例，探讨学术研究型智库如何利用学术研究优势开展前瞻性的教育政策研究，促进智库研究成果供给与政府教育决策需求之间实现有效对接，从而对政府教育决策产生长期性的影响。
一、美国PACE的发展历程
PACE于1983年正式创立，当前，PACE以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依托，总部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PACE研究中心设有1位执行主任和5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师资主任。除此之外，PACE还设有顾问委员会，这些顾问分别来自政界、学术界、商界和慈善组织，支持研究中心进行教育政策研究。PACE关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的教育政策，致力于为加州教育改革开展长期战略研究，并提供综合性的政策改革建议，具有很强的教育政策影响力。纵观PACE三十多年来的教育研究重点和社会影响力，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1989年）：以发现和解决加州教育问题为研究重点，主要出版学术研究报告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参考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PACE如何结合自身定位，对接加州政府教育决策需求，有效承接加州政府的教育研究项目，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引领加州教育研究的发展方向，保持和促进加州教育创新一直处于美国前列，是PACE创建者一直思考的问题。1983年，在休利特基金会资助下，由杰拉尔德·海沃德（Gerald Hayward）、迈克尔W.克斯特（Michael W.Kirst）和詹姆斯·格思里（James Guthrie）组织发起，依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建立了一个跨校间的合作性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这标志着PACE正式成立。在成立之初，PACE定位非常明确，成为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坚持学术标准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其使命是“对加州教育政策进行独立的、客观的分析，以填补立法和良好的政策分析之间的差距”。1984年正式出版的《加州教育状况》研究报告第一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加州教育状况》旨在为教育界和政策社区基于具体政策和改革措施提供深入、可读性分析，主要是了解《SB813—土地标记教育改革法案》通过后拟议改革的影响。该法案对学年进行了修改，改革了毕业要求，引入了新的融资模式。PACE承担了分析加州学校最重要和最相关的政策的一揽子雄心计划项目。由于《加州教育状况》研究报告是PACE研究者深入加州民众开展调查分析，了解和发现加州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且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有效的政策建议，使得该研究报告迅速成为萨克拉门托和加州政府的必备报告。作为一份年度研究报告，许多政府官员和教育工作者依靠《加州教育状况》中基本的、客观的信息和政策分析有效地开展工作。自1984年以来，《加州教育状况》已出版了十多次，覆盖了一系列教育政策议题，并一直就有关公共教育指标为读者提供最新数据，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州许多基金会开始对PACE研究进行资助，但经费的三分之一还是来自加州政府的研究合同。在这一阶段，PACE的主要工作还是关注加州教育状况和问题，就加州教育政策难题开展研究和分析，并对当时加州教育决策提供建议。
1986年，职业教育成为PACE研究的重点，并出版了研究报告《每天一万小时》。后来，PACE在制定“2002年加州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计划”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PACE研究者不仅将研究焦点聚集于加州的教育状况，同时他们还关注到当时加州儿童的教育状况，发现加州儿童教育存在一些问题。1989年，PACE出版了研究报告《加州兒童状况》，这份报告出版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个项目源起于PACE主席迈克尔W.克斯特（Michael W.Kirst）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室与家庭不可分割，且儿童的生活质量应该反映在良好的教育政策中。通过综合一些政策制定者不能随时获取的材料，寻找到州内搜集的资料缺口并作出改进的建议，《加州儿童状况》致力于展现出一副精确的全面的加利福尼亚州儿童生活质量图。这个报告直到当今仍被教育界广泛接受，并引起全州对早期儿童教育的讨论。在该报告出版之后的几年里，PACE继续加强早期儿童教育研究及相关政策分析。长达400页的《加州儿童状况》报告是由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携手合作的成果，确定了与儿童福利相关的几十个关键的基础指标。
PACE通过项目研究，促进全州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是其首要目标。PACE还与加州教育部、加州社区学院校长办公室和加州就业发展部合作，促成了从学校到就业的加州计划的发展。通过学术研究来对接加州政府的教育决策需求，是这一阶段PACE研究工作开展的重点。 第二阶段（1989-2003年）：以倡导加州教育改革为重点，将教育问题形成研究报告与提案来影响政府教育决策
为了使加州教育成为美国教育的创新典范，PACE决定通过政策研究，来倡導加州教育改革。1984年的《加州教育状况》和1989年的《加州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出版后，在加州甚至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了加州教育政策的制定。这激发了PACE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去发现加州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心研究者将研究范围拓宽到加州教育的方方面面，增加研究成果扩散方式，除了出版《加州教育政策分析》研究报告外，PACE还出版《政策简报》，以及给加州政府及其教育部门提交教育提案，期待全方位影响加州教育决策。
多年来，公众择校一直是PACE持续研究的课题。PACE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加州政策讨论和重要的公众择校分析。分布最广的研究发生在1993年，由全州公民投票“提案174”创建一个加州教育券制度。公众投票、招生模式和财政影响模式都被纳入到工作中，以对这项公民表决提案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更好的解释。
PACE最经典的教育改革倡议当然要数1995年的研究报告《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2000 年的《昂贵的赌博，还是认真的改革？教育劵与38号提案》和2003年的《潜力优势与机会不平等：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三个研究报告。1995年，PACE给加州公共教育主管德莱恩·伊斯丁（Delaine Eastin）提交了《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研究报告，德莱恩·伊斯丁公开赞成这个报告，并且采纳了报告中的政策建议。由于PACE一直慎重地给决策者提供健全的教育政策分析，时任PACE副主任朱莉·科比充分利用PACE的研究成果和专门知识，试图提供具体教育政策建议，以倡导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问题，不是缺乏研究成果和研究思想，而是缺乏实施研究成果的勇气和远见。”[1]加州公共教育主管德莱恩·伊斯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随着这份研究报告的出版，PACE为加州学校规范的标准和评价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萨克拉门托，PACE同包括伊斯丁和其他人在内的有影响力的领导合作，采取利用研究成果促进教育实践的方式去影响加州教育改革。
如果说1995年的研究报告《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拉开了PACE通过政策研究倡议加州教育改革的序幕，那么《昂贵的赌博，还是认真的改革？教育劵与38号提案》就是加州教育改革倡议过程中的丰硕成果。教育券和38号提案，加上2000年投票选民发起的提案，关于这一系列事件，PACE发表了关于教育券政策影响当年11月大选的技术报告。因为该报告展示了来自其他州和试点方案的人口统计信息和资金数据，明确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和好处。不仅仅是提供原始数据，PACE还给出了被选民和决策者看重的令人信服的评价。其结果是，PACE收到了来自家长、政府管理人员和立法机构长达17页的报告形式的感谢信，显示了PACE在教育政策中的影响力。
由于PACE一直致力于加州幼儿园和托儿教育研究，使得加州政府更加重视普及学前教育方面的问题。这样，PACE在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工作为将来的政策奠定了基调。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是《潜力优势与机会不平等：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该报告详细说明了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这一政策的含义，透露了学前教育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影响到加州人口多样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PACE还推崇这种全面和广泛的政策简要阅读。2006年，当选民争先恐后去了解这份报告和82号提案对于当年6月初选投票的影响时，事实证明该研究报告产生了一定的政策影响力。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创新研究成果扩散方式，促进学术研究成果向教育政策转化，全方位促进加州教育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随着1995年、2000年和2003 年三个研究报告的相继发布，PACE对于加州教育的政策影响力越来越强。2003年后，PACE不但发布解决加州教育系统关键政策问题的政策简报、研究报告和工作论文，还积极召开研讨会和简短讲座，促进当前的教育研究成果向教育政策转化;向立法委员会和其他政策受众提供有关教育问题的专家证词;与旨在支持政策创新、数据使用和严格评估的当地学区和专业协会开展项目合作，促进了加州政府、学术界、媒体、专业研究人员和加州民众的积极参与。2005年，PACE出版了一个关于加州普及学前教育政策的结果和效果的调查报告，强调了82号提案在一年后将会面临的主要障碍。
2008年，PACE出版了最受人尊敬的出版物之一《加州教育状况》，开始对处于新的改革年代中的加州进行全方位的教育政策研究。经过25年的政策研究后，中心继续推出这份重要的研究报告，以提供深度的政策研究来影响加州学校改革和加州政府教育改革。于是，PACE围绕加州教育状况，相继出版了关于加州教育关键问题的报告，如2014年4月，加州教育政策研究报告《2020愿景：在采用地方管理资金方案的情况下重新思考预算优先事项》出版。接着，琳达·达林·哈蒙德和大卫·普兰克的政策简报《支持加州教育体系持续改进》在2015年1月出版，他们在政策简报中提出了加州新的问责制度的关键要素，对“2020愿景”做了更翔实的政策分析。在中心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的影响下，加州政府就“2020愿景”的相关内容做出三项基本承诺：使学生追求有意义的学习;给学校和地区必要的资源和灵活性，让他们有效地为社区服务;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专业的学习和支持。同时，加州政府还采取了政治问责、专业问责和绩效问责三种互补机制，以确保对学校和学区负责。
PACE通过出版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举办学术研讨会、召开各种级别的学术会议等形式，将加州和美国的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其政策影响力越来越强。从2016年1月12日到2016年5月24日，PACE一共出版了15份研究主题为“加州教育状况”的研究报告，其研究内容包括：在社区学院中利用数学诊断方法规划课程设置、提高学术成就的潜力、学校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政策、特许学校、改善学校师生关系和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等方面的研究。 2015年10月，PACE与加州CORE地区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以促进CORE地区以及加州和其他地区政策与实践的不断改进。在PACE执行主任希瑟·霍夫（Heather Hough）的领导下，PACE与CORE学区之间的合作研究进展得非常顺利，自2018年5月到2019年10月，相继发布了《学生社交情感学习的趋势：来自CORE学区的证据》《使用数据进行改进：CORE数据协作学习的经验》《学习和实践持续改进：CORE地区的经验教训》等研究报告，对于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支持学生的社交和情感学习方面的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出了前瞻性的教育政策建议。
二、PACE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的主要方式
PACE力求制定并维持长期战略，以进行全面的教育政策改革，并不断改善加州从幼儿到中学教育和培训等各级各类教育体系的绩效。PACE与加州一流大学的学者以及州和地方政策制定者合作，弥合了研究与政策之间的鸿沟，以提高学术研究对加州教育政策的影响。当前的研究一共包含8个项目，主要有CORE-PACE研究合作伙伴关系、改善大学和职业生涯的准备和成功、农村教育等研究项目，而且都与当前加州教育改革密切相关。使用多种渠道传播政策研究成果，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的方式多种多样，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广泛的政策研究网络，PACE在加州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教育决策者和大众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建立“旋转门”机制，加强学术智库研究者与政府教育决策者的有效对接
旋转门是指“政策网络中的人们从这个政策领域的工作向另一政策領域工作的流动”[2]。作为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名词”，“旋转门”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政府官员、在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们变换身份、穿梭交叉为集团服务现象的形象概括。[3]因此，对于PACE而言，要想研究的教育问题有效对接加州政府的教育决策需求，具有加州政府工作经验是加强政策研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2016年，PACE三个联合主任在加入中心之前就具有在加州政府任职的经历，如加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市社区学院校长、加利福尼亚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参谋长、加利福尼亚议会教育主席等。[4]当他们加入PACE后，能够根据整个加州教育状况确定加州未来重要的教育政策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加州教育政策研究，分析加州教育政策并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当他们在政府教育部门工作时，政府教育决策的全部过程都亲自参与，知道政府教育决策的详细经过;当他们离开政府教育部门到学术研究型智库工作时，他们就知道，学术研究型智库需要如何开展教育研究才会受到政府教育部门决策者青睐、重视，甚至采纳学术研究型智库研究者的教育政策方案。这样，学术研究型智库开展的教育研究才会有的放矢，才会触及教育问题的关键所在，教育政策研究成果供给才会与政府教育决策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对于学者而言，当他们从学术机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时，他们能够利用掌握的学术研究方法去研究分析教育政策问题，提出深刻的教育政策思想和具有远见的教育政策建议，使得政府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现任PACE的执行主任希瑟·霍夫（Heather Hough），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公共政策学士学位和教育政策博士学位后，在SRI 国际教育政策中心、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中心、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加州教育政策分析中心担任过研究人员，还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改进顾问，并领导了PACE与CORE学区之间的合作，以各种不同的能力来支持教育方面的政策和实践。这些工作经历为她在中心开展教育政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迈克尔W.克斯特教授既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又是中心的创立者之一，还是PACE顾问委员会成员。2011年，他第二次当选为加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在1975年和1982年，他两次成为加州教育委员会委员;从1977年到1981年，他还成为加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在加盟斯坦福大学之前，他曾在联邦政府担任过多项职务，包括美国参议院小组人力、就业和减贫委员会的工作主管，以及美国教育部的中小学教育项目规划主任。目前，迈克尔W.克斯特虽然是荣休教授，但是他还是利用自己在政界和学界的政策研究经验，不断地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教育政策文章，为加州教育决策献计献策。如2016年4月24日迈克尔W.克斯特教授在《教育周报》上发表文章，强调加州的公立教育系统正在进行变革，变革的目标是旨在缩小成就差距和提高低成就的学生为大学和事业的成功做好准备。
现任师资主任克里斯托弗·埃德利（Christopher Edley，Jr.）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国家公共行政管理学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是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国家协会会员。曾经当选总统克林顿的高级经济顾问，并曾在奥巴马过渡委员会任职，负责教育、移民和健康事务，还是国会特许的国家教育公平与卓越委员会联合主席。在卡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任职期间，克里斯托弗·埃德利在白宫任职。在克林顿的预算和管理办公室第一笔预算中，他监督了5个内阁部门和40个独立机构的预算和立法计划，预算责任总计达数千亿美元。作为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法律顾问，他指导了政府范围内对“平权行动”的审议。曾在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许多与教育有关的小组中担任主席，并担任过有关成人扫盲标准、国家教育进步评价绩效标准以及目前教育公平指标的小组主席。这种在学术界和公共服务部门之间流动的经历，使他对许多政策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和实践认识。
（二）产生教育政策思想，发布前瞻性研究报告，影响政府教育决策
“只有那些好的建议，那些能够解决共同问题、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决策，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从而加固统治者的地位——这是政治生活中亘古不变的游戏规则。”[5]PACE拥有一批高水平的教育政策研究学者，集合了来自美国一流研究机构将近100名专兼职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很多知名教授，他们加入PACE后，除了出版教育政治学方面的专著，在学术期刊发表教育行政学论文，产生新的教育政策思想外，他们还接受加州政府开展的专项课题委托研究。另外，PACE自行选择加州政府急需解决的教育问题开展研究，聚焦于加州重大的教育问题和倡导教育改革，记录和调查加州教育状况，开展加州教育政策研究，评估教育改革，编译和分析影响教育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数据，主要包括加州教育和儿童发展状况研究，促进政策制定者、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研究人员开展教育问题的讨论，比较其他州的政策和实践以便于为加州决策者提供对比的观点和看法，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备选方案。如1984年出版的《加州教育状况》、1995年的《重建加州教育：对加州学校的十个计划》、2000 年的《昂贵的赌博，还是认真的改革？教育劵与38号提案》和2003 年的 《潜力优势与机会不平等：加州儿童普及学前教育》等研究报告的不断发布，PACE的政策研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发布研究报告的同时，PACE还出版了《政策简报》，对于出版的研究报告内容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和政策方案，《政策简报》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影响力在不断扩大。PACE提出的政策议题不断被加州政府采用，有的作为提案递交到加州政府部门，促成了美国加州教育改革的兴起，使得一系列旨在促进加州教育质量变革的政策相继出台。
除了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外，从2006年到2019年，PACE还发布工作论文。中心专兼职研究者将自己最新的研究工作论文在中心网站上发布，如2006年1月发布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落伍后的行为〉有效吗？国家如何追踪成就的可靠性》、2011年7月发布的《社区学院的基本教学技能：教育学的补救优势》、2019年9月发布的《自我管理技能和学生成就获得：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核心地区的证据》等文章也引起了加州政府教育决策部门的关注。
（三）借助媒体积极传播教育政策思想，影响公众的教育舆论
前胡佛研究所所长坎贝尔认为，“除了书籍以外，另一途径是使这些主张通过报纸及时传递到大众手中。我们要求学者的写作从书籍及专业期刊延伸到大众媒体中”。通过电视和报纸的新闻形式来表达智库的政策观点和建议，是一种有效的政策知识传播形式，而且有利于引导公众舆论，从而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
“接近媒体已经成为智库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来传达他们观念的最为普通和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6]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PACE对自身的研究定位非常准确，主要对加州重大教育政策问题和教育改革等开展研究，调查公众以确定公众对教育改革相关问题的意见，与其他机构和研究中心合作，提高教育信息质量，以及对政策制定者、专业实践者和公民提供可行的政策分析，并通过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对公众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大众观点，左右教育政策议程。
“智库研究者可以经常应媒体之邀就最近发生的事件发表各种‘权威性的’信息和意见。”[7]PACE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教育周刊》《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等媒体发表，阐述加州教育问题及其政策建议，还接受北加州公共广播电台等采访，表达自己对加州教育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形成一股力量影响教育决策。
2014年2月9日，PACE联合主任布鲁斯·富勒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学前教育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穷人的孩子更重要》的文章，用数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还有迈克·克斯特也是一个受新闻媒体强烈关注的学者。从1975年7月18日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周日论坛发表《公立学校的前景》到2010年10月21日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发表《美国加州社区学院需要走入正确的轨道》为止，一共在《教育周刊》《高等教育纪事》等报纸和《半島时代论坛》《加州教师》等期刊上发表教育政策建议文章55篇。在这些文章中，迈克·克斯特教授为加州教育发展提供了大量新颖的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而且在2013年6月到2016年4月，他被15篇新闻报道提及，有的媒体还面对面与他谈话探讨加州教育问题。一方面，通过这些媒体，PACE扩大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观点对加州政府教育决策者会产生舆论压力，媒体成了PACE关于加州教育政策主张的传播载体和推动者，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加州教育政策的制定。
（四）举办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邀请政府教育决策者参加，促进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政府教育决策者开展有效的合作交流
胡佛研究所报告显示，“这些会议和研讨会在继续保持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密切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举办综合性的学术讨论会，还是专题研讨会，都便于智库和政界人士之间相互沟通信息，交流政策思想，传递政策理念，探讨政策建议。对于PACE而言，通过学术讨论，能够及时地了解加州政府的教育决策需求;对加州政府而言，教育研究成果能够启发教育决策思路，使得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当前，PACE除了出版著作、发布研究报告和定期发行《政策简报》，还通过召开学术讨论会、专题研讨会等不同形式的会议和学术讲座，既加强了学术交流，还宣传了其倡导的教育政策主张。从2011年到2016年，PACE不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参加讨论的人员主要是加州一流的教育研究人员，还邀请加州政策制定者，对于加州教育系统面临的许多问题展开讨论，并为加州教育政策选择做出深思熟虑的分析。在2015年至2016年举行的萨克拉门托系列研讨会上，研讨的教育问题多种多样，从英语学习者的教育到教师裁员的影响，都属于研讨会讨论的内容。PACE期望通过研讨为这些教育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以给加州和地方各级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引导他们做出科学合理的教育决策。同时，PACE研究人员还在中心官网上展示自己的工作论文，以便于加州、美国甚至全球研究者对论文提出建议，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
三、启示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PACE通过开展教育政策研究，为加州政府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政策影响力。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特色新型教育智库，PACE服务加州政府教育决策的发展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
（一）保持学术研究型智库的独立性，开展以需求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
美国智库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独立性，包括资金、议程设置和财政上的独立。[8]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因为美国智库思想市场繁荣，健康发展，形成了公平竞争的公共决策机制，研究项目和经费都是通过公开公平竞争获得。从内部环境来看，美国智库组织体现了自身的独立性，具有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而且美国高校有终身教授制度保障，大学学术自治，教授学术自由，确保教授的研究成果不受外界干扰。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可以毫不迟疑地批评具体的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建议，很少有政客以此对终身教授进行报复。[9]美国PACE的学术成果作者大多数是终身教授，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独立开展学术研究，不受外界左右。因此，在我国智库思想市场中，可以“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申报等形式，取代通行的‘内定’‘任务式’的方式，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10]对于我国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来说，为了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政策思想，更应该保持研究的独立性，集合来自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针对国家教育发展战略、重大教育问题和地方政府部门面临的教育难题开展跨学科研究。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产品供需对接机制，确保学术研究型智库教育政策研究成果供给有效对接政府教育决策需求
美国PACE开展教育政策研究的优势，主要在于能够产生教育政策思想，提出重大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为加州政府部门面临的教育难题提供前瞻性的研究预测和政策方案，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个方面来满足政府教育决策需求。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智库研究成果供给与政府的决策需求之间构建有效的对接机制。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学术智库研究人员和政府教育决策者之间双方实现信息对称，学术智库研究人员清楚政府教育决策部门对于研究成果的需求，开展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储备性教育政策研究，促进政府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教育智库研究成果等产品供给和政府教育决策需求实现有效对接。
（三）创新教育研究成果传播机制，提升学术研究型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
美国PACE不断拓宽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渠道，先后发布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报告、《政策简报》，以及出版大量的工作论文，积极召开学术专题研讨会和讲座，并且在媒体上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使当前的研究成果通过多渠道向政策转化。智库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在于其成果转化程度，而成果转化程度又取决于其成果转化渠道。[11]在我国，要想提升学术研究型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力，就需要突破传统的学术成果转化方式，拓宽教育研究成果转化渠道，创新教育研究成果传播机制。除了通过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举办会议等形式发布教育研究成果外，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知识扩散，积极引导公众舆论支持教育改革与发展，使得智库的教育研究在社会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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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春阳）
收稿日期：2019-09-14
作者简介：文少保，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四川南充/6370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美国智库影响政府教育决策研究——兼论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BGA150036）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