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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等待野蛮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的早期作品之一,小说的情节看起来很简单,角色似乎也很老套,好像没有任何具体指涉,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是后现代游戏。诚然,小说里很多叙事都或多或少带了点后现代的影子,但却因此走出了后现代的虚无,进而全方位关注现实。小说中看似充斥零碎描写,实际上是在更全面地描绘现实,关注各个层面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库切 后现代主义 现实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早在80年代,很多学者在欣赏库切的创作才华之余,对库切的创作思想颇有微词。由于本文主要就《等待野蛮人》展开评论,因此也就从有关此小说的评论展开探讨。
欧文·豪认为该小说是一出戏剧,成功展现了典型的政府统治,不足的是,它远离了具体历史时空,没有那种时代的紧迫、刺痛和尖刻。
读了《等待野蛮人》后,彼德·刘易斯说此小说的人物描写太老套了。为了描绘普遍邪恶,它疏远了我们的真实,因此也自我消解了小说惩恶扬善的目的。
在保罗·艾波曼看来,库切的这部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含混,在描写了各种关系后,却又逃避任何确定的道德判断。
兰斯·奥森以解构眼光来解读,他觉得该作品揭露了文明、权威、真理和人文精神核心的虚无,从而消除它们的合理性。他如此评价:“德里达肯定会认为文中的木片其实更是一种缺失,因为他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可以用无数种方式进行解读。从而,小说本身也得以摆脱责任和权威。它只是孤零零的语言体。”他觉得该小说没有任何道德启示。读完该小说后,我们会“像读完任何一本后现代作品一样,感到的是放弃和沮丧。面对语言的主观任意,面对语言不能真实描绘世界的缺憾,我们感到绝望。再一次,我们围绕这样的观念打转,那就是,语言是场游戏,一场无意义的游戏,它的中心总是虚无”。
库切是否如此脱离现实呢?否也!库切绝对不会认为自己迷失在语言游戏之中,而对现实不闻不问。他多次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抨击,对南非的未来表示关注。他认为充斥南非的是“殖民主义,晚期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他看来,南非人面对的是赤裸裸的剥削。事实上,“南非是一群富有的后工业时代的剥削者,对广大生活在19世纪艰苦条件下的人们的统治”。
库切曾经说过:“我承认现实主义是错觉艺术手法,最高超的错觉艺术手法能给我们带来最令人信服的现实感觉。后现代主义反对错觉,它不掩饰错觉艺术手法,而是把错觉艺术手法的把戏展现给大家。但又能怎样呢?后现代作品最终也不能逃脱艺术手法。在小说发展历史长河中,我觉得反错觉只是暂时现象,它必将孕育新的主义。那新的究竟是什么主义呢?”(Coetzee, 1992:27)
显然,尽管库切也许赞同并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创作技巧,他在最根本上是呼唤新的主义的到来。他是否已经在作品中进行了新的尝试?这将是本论文探讨的核心。
本人认为,库切实质上是以后现代现实主义为其创作导向。鲍翁(Deborah Bowen)说道:“后现代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大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是再造的现实主义,是后现代语境下对道德的追求。”(Bowen, 1995:105)在他眼里,具体的现实主义形象,可以帮助作者控制生命中所不能控制的。也许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也在呈现表面化,甚至也在虚构中虚构,但却明了表面是现实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虚构是现实中的虚构,反映的是改善现实。今天,严肃的后现代作家不是在玩弄后现代游戏,他们和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利用后现代创作技巧,追求的是更好的反映现实,改善现实。
后现代现实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没有刻意标榜现实,没有像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前言中,极力强调故事的真实性,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没有典型历史人物的出现,一切好像和现实没有关联,但事实上却是表达对现实的深深关注。这部小说撕裂了常规,呈现的是多纬度的现实。也许现实本质上就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显现,尽管我们用语言作为工具,也许最终也不一定能到达现实的内核,但至少可借助那些不是完全确定的碎片,越来越接近现实的内在核心。
小说没有注明故事是发生在南非,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对于一个出生并在南非长大的作家,南非依然是其最大的创作背景。即使他远离南非时,库切还是感觉“南非像一只绕着他脖子飞翔的信天翁”,是“他里面的伤痛”。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从该小说中读出南非当年的政治动荡。在小说里,面对即将到来的野蛮人的攻击,小镇居民纷纷抛弃家园,逃难远方,这明显是对当时南非现实的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的白人们为了远离国内的暴乱和纷争,尽管深感内疚,却还是逃到其他发达国家谋生。这种恐惧和负罪感在小说中也有淋漓尽致的描绘。
该小说的名字,来自于一首古希腊卡弗菲的同名诗歌。诗歌的内容也和小说的内容很有关联,甚至可以说小说是库切将该诗歌改编而来的。诗歌是这样的:穿挂整齐的我们在等待什么?今天野蛮人就要来攻击/为什么议会里什么不能进行?为什么参议员一个个坐那却不去立法?因为今天野蛮人就要来攻击。在小说的最后,小镇的所有居民也是在等待着野蛮人的攻击。
小说与卡夫卡的作品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小说里对拷打场面的描写,直接映照着卡夫卡的作品《流放岛上的一幕》。卡夫卡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刑具,在行刑时,那刑具会在罪犯身上刻上相应的罪行,通过这种方式杀死罪犯。叙述者是一个探险者,来到流放岛时,被邀请观摩一次行刑。罪犯是一个士兵,因为不服从上级而被判处死刑,他身上将会刻上“尊重你的上级”几个字。这样以来,用不着对那个士兵宣判,他便可以在行刑时亲身体验自己的“罪行”。整个行刑会持续十二个小时,这是没有人性的折磨,其实六个小时左右,死刑犯肯定就已经死掉了。当时执行的长官是唯一依然公开支持这种死刑的人,他认为在死前,公义的光芒会在死者的脸上显现。当他看出探险者不支持这种死刑,不支持这种恢复公义的系统时,他把死囚从刑架上解下,把自己放上刑架,重新设置刑具,让其在自己身上刻下“公义”两字。结果刑具出错了,它没有在那位长官身上刻下“公义”两字,而是迅速并残忍地杀死了他。在死者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公义的光芒。
在《等待野蛮人》中,库切借助了卡夫卡小说里那个长官的精神,并把它植入小说中的上校乔身上。和卡夫卡故事中的长官一样,乔也是盲目相信帝国的法律,对帝国定下的罪名丝毫不加怀疑,认为真相和启蒙就藏在痛苦后面,同时对被折磨的身体着迷,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帝国进行分析时不可缺失的必要因素。不同的是乔用碳把“敌人”写在野蛮人囚犯的后背上,然后叫士兵们用皮鞭抽打那些囚犯,直至“敌人”消失。
折磨也让人想起福柯的《规戒和惩罚》,福柯认为折磨的目的是为了直达被折磨者的灵魂,从而消除最后一丝反抗。这样一来,仿佛折磨是创造灵魂的方法,因为折磨通过制造痛苦把灵魂写在身体上。换句话说,构建个性只是为了去毁灭个性。在《等待野蛮人》中,行政长官面对折磨,无奈地说:“痛苦才是真相。”当他自己被折磨后,他哀叹道:“每天,他们在和我的灵魂打交道,把我的肉体打开,把我的灵魂暴露在光亮之中。”
有荒野,就有田野。小说没有给我们呈现碧绿长势喜人的庄稼,而是被野蛮人放水淹掉的庄稼:“春麦是毁了。一眼看去,很多地方还是水洼,很多麦子是被连根冲走的。满地是枯黄的麦子。靠近湖的田地受灾最重,所有麦子都被冲毁了,农民们只能把枯麦杆当柴火堆起来。”
我们熟悉的自然界不仅是荒野和田野,还有城镇风景。夏日里,乘凉时,“在房子的平顶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可以看到其他乘凉者的身影。”一切显得如此安静祥和,理想的小镇生活。平日里,“推开门,站在门口,头上是紫罗兰色的天空,我可以静听树丛间小鸟的啾啾鸣叫,看着孩子拿着盘子走过院落。”
除自然环境之外,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部分。小说详尽地描述了行政长官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的描写给这个看上去指涉模糊的小说,着上了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
小说的开头,战争的阴影厚重。在这样的时刻,地区行政长官似乎应该和军官和士兵们合作,共御外敌。刚开始时,我们的行政长官也是如此做的。同时,他难以掩饰对残暴对待野蛮人俘虏的上校乔的不满,极力劝阻他放弃对野蛮人开战。这样以来,他和乔之间的敌意渐深。由于他的反战立场,他和士兵的关系也不好。后来,行政长官入狱后,士兵们便成了他的施虐者。
与他和军官和士兵的关系相比,他更珍惜和小镇居民的关系。入狱后,他非常渴望能够再次享受和小镇居民的和谐关系:“我多怀念那熟悉的日常生活呀!在初夏,享受那悠长惬意的午觉,还有那沉暮时分,和朋友们在胡桃树下聊天, 喝着童仆送上的茶水和柠檬汁,看着三三两两穿着鲜艳服装散步的漂亮女孩。”
在描写真实方面,小说摒弃传统的具体时间地点,也没有连续的叙述,虽然从整体来看,小说有个完整体系,但大多时候,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片段,撕裂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线性叙述。小说让我们有很强的真实感,但小说里还有对叙述真实的怀疑。行政长官怀疑帝国对野蛮人威胁的判断,怀疑被捕获的男孩和他爷爷的身份。更为甚者,在为了让后人看到真实历史而撰写备忘录时,行政长官自己都好像是在歪曲事实,把小镇继续描写成世外桃源。不确定!真实是不确定的!在后现代的不确定里面,却有可以看出作家对真实更真实描写的渴求和尝试。就好像法哈特在《美国后现代短篇小说》里所说,“既然现在文化语境中的生活是非线型和碎裂的,文学作品要想最好地反映现实,就得打破传统的线形叙述,用非线形和裂片反映现实。”后现代主义的躯壳里面,是深层的现实关怀,是现实主义灵魂的继续存在,这才是作品真正的内在核心。
参考文献:
[1] Ableman Paul. “End of Empire”[J], in Spectator, December 1980.
[2] Bowen, Deborah.“Preserving Appearences: Photography and the Postmodern Realism of Anita Brookner”[J], in Mosaic 28, 1995.
[3] Coetzee, J.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M], eds.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Random, 1979.
[5] Arthur Miller. The Crucibl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9.
作者简介:
马宾,男,1976—,盐城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汉 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薛武,男,1975—,扬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库切 后现代主义 现实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早在80年代,很多学者在欣赏库切的创作才华之余,对库切的创作思想颇有微词。由于本文主要就《等待野蛮人》展开评论,因此也就从有关此小说的评论展开探讨。
欧文·豪认为该小说是一出戏剧,成功展现了典型的政府统治,不足的是,它远离了具体历史时空,没有那种时代的紧迫、刺痛和尖刻。
读了《等待野蛮人》后,彼德·刘易斯说此小说的人物描写太老套了。为了描绘普遍邪恶,它疏远了我们的真实,因此也自我消解了小说惩恶扬善的目的。
在保罗·艾波曼看来,库切的这部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含混,在描写了各种关系后,却又逃避任何确定的道德判断。
兰斯·奥森以解构眼光来解读,他觉得该作品揭露了文明、权威、真理和人文精神核心的虚无,从而消除它们的合理性。他如此评价:“德里达肯定会认为文中的木片其实更是一种缺失,因为他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可以用无数种方式进行解读。从而,小说本身也得以摆脱责任和权威。它只是孤零零的语言体。”他觉得该小说没有任何道德启示。读完该小说后,我们会“像读完任何一本后现代作品一样,感到的是放弃和沮丧。面对语言的主观任意,面对语言不能真实描绘世界的缺憾,我们感到绝望。再一次,我们围绕这样的观念打转,那就是,语言是场游戏,一场无意义的游戏,它的中心总是虚无”。
库切是否如此脱离现实呢?否也!库切绝对不会认为自己迷失在语言游戏之中,而对现实不闻不问。他多次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抨击,对南非的未来表示关注。他认为充斥南非的是“殖民主义,晚期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他看来,南非人面对的是赤裸裸的剥削。事实上,“南非是一群富有的后工业时代的剥削者,对广大生活在19世纪艰苦条件下的人们的统治”。
库切曾经说过:“我承认现实主义是错觉艺术手法,最高超的错觉艺术手法能给我们带来最令人信服的现实感觉。后现代主义反对错觉,它不掩饰错觉艺术手法,而是把错觉艺术手法的把戏展现给大家。但又能怎样呢?后现代作品最终也不能逃脱艺术手法。在小说发展历史长河中,我觉得反错觉只是暂时现象,它必将孕育新的主义。那新的究竟是什么主义呢?”(Coetzee, 1992:27)
显然,尽管库切也许赞同并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创作技巧,他在最根本上是呼唤新的主义的到来。他是否已经在作品中进行了新的尝试?这将是本论文探讨的核心。
本人认为,库切实质上是以后现代现实主义为其创作导向。鲍翁(Deborah Bowen)说道:“后现代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大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是再造的现实主义,是后现代语境下对道德的追求。”(Bowen, 1995:105)在他眼里,具体的现实主义形象,可以帮助作者控制生命中所不能控制的。也许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也在呈现表面化,甚至也在虚构中虚构,但却明了表面是现实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虚构是现实中的虚构,反映的是改善现实。今天,严肃的后现代作家不是在玩弄后现代游戏,他们和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利用后现代创作技巧,追求的是更好的反映现实,改善现实。
后现代现实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没有刻意标榜现实,没有像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前言中,极力强调故事的真实性,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没有典型历史人物的出现,一切好像和现实没有关联,但事实上却是表达对现实的深深关注。这部小说撕裂了常规,呈现的是多纬度的现实。也许现实本质上就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显现,尽管我们用语言作为工具,也许最终也不一定能到达现实的内核,但至少可借助那些不是完全确定的碎片,越来越接近现实的内在核心。
小说没有注明故事是发生在南非,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对于一个出生并在南非长大的作家,南非依然是其最大的创作背景。即使他远离南非时,库切还是感觉“南非像一只绕着他脖子飞翔的信天翁”,是“他里面的伤痛”。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从该小说中读出南非当年的政治动荡。在小说里,面对即将到来的野蛮人的攻击,小镇居民纷纷抛弃家园,逃难远方,这明显是对当时南非现实的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的白人们为了远离国内的暴乱和纷争,尽管深感内疚,却还是逃到其他发达国家谋生。这种恐惧和负罪感在小说中也有淋漓尽致的描绘。
该小说的名字,来自于一首古希腊卡弗菲的同名诗歌。诗歌的内容也和小说的内容很有关联,甚至可以说小说是库切将该诗歌改编而来的。诗歌是这样的:穿挂整齐的我们在等待什么?今天野蛮人就要来攻击/为什么议会里什么不能进行?为什么参议员一个个坐那却不去立法?因为今天野蛮人就要来攻击。在小说的最后,小镇的所有居民也是在等待着野蛮人的攻击。
小说与卡夫卡的作品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小说里对拷打场面的描写,直接映照着卡夫卡的作品《流放岛上的一幕》。卡夫卡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刑具,在行刑时,那刑具会在罪犯身上刻上相应的罪行,通过这种方式杀死罪犯。叙述者是一个探险者,来到流放岛时,被邀请观摩一次行刑。罪犯是一个士兵,因为不服从上级而被判处死刑,他身上将会刻上“尊重你的上级”几个字。这样以来,用不着对那个士兵宣判,他便可以在行刑时亲身体验自己的“罪行”。整个行刑会持续十二个小时,这是没有人性的折磨,其实六个小时左右,死刑犯肯定就已经死掉了。当时执行的长官是唯一依然公开支持这种死刑的人,他认为在死前,公义的光芒会在死者的脸上显现。当他看出探险者不支持这种死刑,不支持这种恢复公义的系统时,他把死囚从刑架上解下,把自己放上刑架,重新设置刑具,让其在自己身上刻下“公义”两字。结果刑具出错了,它没有在那位长官身上刻下“公义”两字,而是迅速并残忍地杀死了他。在死者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公义的光芒。
在《等待野蛮人》中,库切借助了卡夫卡小说里那个长官的精神,并把它植入小说中的上校乔身上。和卡夫卡故事中的长官一样,乔也是盲目相信帝国的法律,对帝国定下的罪名丝毫不加怀疑,认为真相和启蒙就藏在痛苦后面,同时对被折磨的身体着迷,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帝国进行分析时不可缺失的必要因素。不同的是乔用碳把“敌人”写在野蛮人囚犯的后背上,然后叫士兵们用皮鞭抽打那些囚犯,直至“敌人”消失。
折磨也让人想起福柯的《规戒和惩罚》,福柯认为折磨的目的是为了直达被折磨者的灵魂,从而消除最后一丝反抗。这样一来,仿佛折磨是创造灵魂的方法,因为折磨通过制造痛苦把灵魂写在身体上。换句话说,构建个性只是为了去毁灭个性。在《等待野蛮人》中,行政长官面对折磨,无奈地说:“痛苦才是真相。”当他自己被折磨后,他哀叹道:“每天,他们在和我的灵魂打交道,把我的肉体打开,把我的灵魂暴露在光亮之中。”
有荒野,就有田野。小说没有给我们呈现碧绿长势喜人的庄稼,而是被野蛮人放水淹掉的庄稼:“春麦是毁了。一眼看去,很多地方还是水洼,很多麦子是被连根冲走的。满地是枯黄的麦子。靠近湖的田地受灾最重,所有麦子都被冲毁了,农民们只能把枯麦杆当柴火堆起来。”
我们熟悉的自然界不仅是荒野和田野,还有城镇风景。夏日里,乘凉时,“在房子的平顶上,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可以看到其他乘凉者的身影。”一切显得如此安静祥和,理想的小镇生活。平日里,“推开门,站在门口,头上是紫罗兰色的天空,我可以静听树丛间小鸟的啾啾鸣叫,看着孩子拿着盘子走过院落。”
除自然环境之外,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部分。小说详尽地描述了行政长官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的描写给这个看上去指涉模糊的小说,着上了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
小说的开头,战争的阴影厚重。在这样的时刻,地区行政长官似乎应该和军官和士兵们合作,共御外敌。刚开始时,我们的行政长官也是如此做的。同时,他难以掩饰对残暴对待野蛮人俘虏的上校乔的不满,极力劝阻他放弃对野蛮人开战。这样以来,他和乔之间的敌意渐深。由于他的反战立场,他和士兵的关系也不好。后来,行政长官入狱后,士兵们便成了他的施虐者。
与他和军官和士兵的关系相比,他更珍惜和小镇居民的关系。入狱后,他非常渴望能够再次享受和小镇居民的和谐关系:“我多怀念那熟悉的日常生活呀!在初夏,享受那悠长惬意的午觉,还有那沉暮时分,和朋友们在胡桃树下聊天, 喝着童仆送上的茶水和柠檬汁,看着三三两两穿着鲜艳服装散步的漂亮女孩。”
在描写真实方面,小说摒弃传统的具体时间地点,也没有连续的叙述,虽然从整体来看,小说有个完整体系,但大多时候,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片段,撕裂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线性叙述。小说让我们有很强的真实感,但小说里还有对叙述真实的怀疑。行政长官怀疑帝国对野蛮人威胁的判断,怀疑被捕获的男孩和他爷爷的身份。更为甚者,在为了让后人看到真实历史而撰写备忘录时,行政长官自己都好像是在歪曲事实,把小镇继续描写成世外桃源。不确定!真实是不确定的!在后现代的不确定里面,却有可以看出作家对真实更真实描写的渴求和尝试。就好像法哈特在《美国后现代短篇小说》里所说,“既然现在文化语境中的生活是非线型和碎裂的,文学作品要想最好地反映现实,就得打破传统的线形叙述,用非线形和裂片反映现实。”后现代主义的躯壳里面,是深层的现实关怀,是现实主义灵魂的继续存在,这才是作品真正的内在核心。
参考文献:
[1] Ableman Paul. “End of Empire”[J], in Spectator, December 1980.
[2] Bowen, Deborah.“Preserving Appearences: Photography and the Postmodern Realism of Anita Brookner”[J], in Mosaic 28, 1995.
[3] Coetzee, J.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M], eds.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Random, 1979.
[5] Arthur Miller. The Crucibl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9.
作者简介:
马宾,男,1976—,盐城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汉 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薛武,男,1975—,扬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工作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