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是世界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曾经任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悉尼科技大学副校长、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等职。曾出版多部中国研究专著，如《邓小平政治评传》《中国的新富阶层：未来统治者，当下的生活》等。
　　作者认为，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改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社会分化加大，在阶级消失的20多年后，中国社会再次出现了多个阶层：统治阶层、中产阶层和城乡附属阶层。
　　该书主要观点：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新的三大社会阶层。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凭借在社会经济方面获得的不同资源配置、地位、身份、行为和凝聚力，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三大类新兴阶层，其一是基于政治权力和财富，从党和国家机构内部衍生出的、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层；其二是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并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中产阶层，但他们自身的资产保障并不健全；其三是那些遍布城乡地区的附属阶层。这些新阶层给社会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二是社会变革不断赋予中国“工人阶级”新的内涵。每一届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建设规划，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确保大部分的中国人口被整合在“中产阶层”内。也就是说，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中产阶层”的概念和范围纳入到“工人阶级”的定义中。
　　三是农民工群体将对国家产生极大影响。当代中国劳动阶层如城市工人阶级、农民工和农民人数最多、且在城乡二元体系下分化成最多样的人群。作者认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有三类：体制内的城市工人、非公有制下的就业工人和农民工。农民工能否成为一个新的工人阶层，学术界存在争议。作者预测，未来在现代工业塑造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将会把现代工人阶级意识融合到农民身份中去，产生极大的社会力量，冲击现有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农民工群体将对国家政策产生极大影响，也是外界观察中国改革的关键视角之一。
　　四是新崛起的中产阶层无法成为中国转型的中坚力量。该书提出，中产阶层被认为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载者，他们对现有秩序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由于他们能从既有体制中获取稳定的利益，所以他们具有维持现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中产阶层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润滑剂，联接着社会上层权贵和下层民众，是二者矛盾的缓冲带。因此，中产阶层可以归为两个普遍定义：经济层面的资产阶级和政治层面的现代国家的管理者。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不是经济自由或思想自由的成果，他们从既定政治体系中崛起，并始终与之关系密切，无法承担起转型的重任。他们拥有技能、知识、经验和组织能力，但不会对国家造成威胁。他们缺乏鲜明的政治性，中产阶层的特征更多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