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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佞幸列传》主要记述了以男色获得帝王的宠爱和权势的佞幸之臣。这些人主要依靠“男色”来得宠于皇帝，但因为处于被统治的一方，大多不得善终。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汉代男色文化的本质。
关键词：史记；男色；佞幸
作者简介：尹东洋（1992-），女，汉族，河南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2
古人常言红颜祸水，但纵观中国古代史，并非只有女色可以成为帝王显贵的宠幸，有的男性也充当了这种角色。《史记·佞幸列传》开篇便揭示了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事实：“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并且，两汉时期可以说是男色盛行的一个高峰期，在《史记》、《汉书》等汉代重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专门的篇幅来记载汉代君王宠爱同性故事。例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汉代著名的帝王，都有爱好男色的记载。其中西汉哀帝与董贤之间的“断袖”之恋，更是成为流传后世的典故。那么，《史记·佞幸列传》中体现出了怎样的男色文化？从这种男色文化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认识？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男色与佞幸
首先，“男色”二字，语出《汉书·佞幸列传》：“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男”明确了性别，“色”乃姿色之意。再看“佞幸”二字。这里的“佞”字很关键，许慎《说文解字》里对“佞”字的解释为：“佞，巧讇高材也。巧者、技也。讇者、諛也。从女。仁聲。”由此可知，“佞”有两种含义，一是因色而爱；二是因才而爱。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提到：“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佞幸列传》的写作范围既包含有男性色爱者的书写，也涉及才色兼有者的书写。而身为士人或官宦的男性依靠色爱或才色来满足君主感官和心理愉悦的现象，就是一种“佞”的过程。所谓的“幸”，就是这种与君主建立亲密关系之后的结果。“佞”是因，“幸”是果，因佞得幸。
从《史记》中可知，西汉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有“佞幸”，而这些佞幸也大多是依靠色相来得到君王的宠爱。比如汉高祖时期的籍孺以及汉惠帝时期的闳孺。“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只是依靠姿色而得到君王的喜爱。再如，汉武帝时的邓通，“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不过，邓通获宠并非因为姿色。邓通本是蜀郡南安的一位普通船夫，因其头戴黄帽的穿着特征与汉文帝梦中助他上天的人的穿戴一样，便被文帝召进宫内。这带有偶然性。然而，邓通能够“尊幸之日异”，还是因为他能以身媚上，即用男色来维持宠幸。再看汉武帝的两位宠臣，韩嫣与李延年，两者都是有“才能”的人。韩嫣善骑射，李延年善歌。但是这种才能并非与治国有关。司马迁在写韩嫣“善骑射”后又写他“善佞”，即以色媚君。李延年“善歌”又“善承意”，“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李延年能汉武帝同住，关键也在于男色。最后，卫青和霍去病比较特殊，这两人都是武将，出身卑微，都曾任职于皇帝的贴身左右。两人的战绩可通过《史记·卫将军膘骑列传》得知。色与才，他们主要靠的是才能。
概括来说，“佞幸”这一词语的核心意思仍然是“色爱”。《史记·佞幸列传》中体现的是男色文化。司马迁将这种色爱分类为无才能的色爱和有才能的色爱。但对于无才能的佞臣来说，色爱是与君王建立维持佞幸关系的重要条件。
二、君王与佞幸
《史记·佞幸列传》中描写的君王与佞幸的色爱关系，体现着男色文化。因为君王与佞幸的关系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下，也注定了君王与佞幸之间关系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缩影，也决定着佞幸的命运。
《佞幸列传》中详写了三个人。首先是邓通，上文中已经提到过邓通的获宠具有偶然性。邓通和汉文帝梦中助他的人穿戴一样，因此被召进宫中。邓通进宫后，不仅被赏赐无数钱财，还官至上大夫。而且，“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可以看出二人关系之亲密。更甚的是，文帝因为看相的人说邓通“当贫饿死”而赏赐他一座铜山，允许他铸“邓氏钱”，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但是邓通即便受宠至此，也不过是统治者的玩物。文帝曾经张国痈疽，即现在说的毒疮。邓通“常为帝唶吮之”，这一舉动使文帝大为感动。文帝以此检验天底下谁最爱他，就让太子也这样做，太子“唶疽而色难之”。后来，文帝驾崩，景帝即位，邓通就失去了靠山，“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总之，邓通得宠是靠君权，失宠后凄惨死去也是因为君权。作为被统治者，他无法抵抗统治者的权力。
第二位，汉武帝的宠臣韩嫣。当汉武帝还是胶东王时，韩嫣就与他“写书相爱”，到武帝做了太子，则“愈益亲嫣”，后来就到了“常与上卧起”的地步。韩嫣也非常受宠，堪比邓通。但韩嫣不像邓通那样谨慎行事，而是恃宠傲慢，目中无人，埋下种种祸根，最终被皇太后赐死。汉武帝为他求情也无济于事。汉武帝虽然是君王，但是皇太后的地位更高。他又犯下了各种罪行，更是难逃处罚。总之，他作为一个被统治者，再嚣张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死。
第三位，汉武帝的宠臣李延年。李延年善歌，善迎合武帝，受宠堪比韩嫣。李延年的最终下场，“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驰，则禽诛延年昆弟也。”从表面上看，妹妹之死牵连哥哥被诛。但更重要的原因该是“爱驰”二字。这个“爱驰”不管是否因为李延年色衰爱弛，都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受宠了。总之，汉武帝宠他时，他富贵得意；但不宠他时，他便一落千丈。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最后，在《佞幸列传》将近末尾之处，司马迁提到了卫青和霍去病。不过，这两人的命运和上文中同为佞幸的三人大为不同。上文中，邓通、李延年和韩嫣尽管蒙受君王宠爱，仍然未能善终。与一般的佞幸不同，卫青和霍去病都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武将，在抵御匈奴的战役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司马迁对此二人评价道：“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不仅如此，《史记》还以《卫将军膘骑列传》对二人大加赞赏。总之，卫青和霍去病虽然带有佞幸的身份，却能为国造福。这与普通贪慕钱财、祸国的佞幸之人大为不同。从《卫将军膘骑列传》中，“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可以得知卫青也曾经被杀，幸好被好友所救。后来被汉武帝得知此事，保护了他。总之，卫青和霍去病作为被统治者，没有落得悲惨结局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功劳和统治者的厚爱。
三、结语
从《史记·佞幸列传》中，我们可以窥见汉代男色文化的一隅。君王与佞幸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色爱，但这种关系也是处于权力关系之中。佞幸摆脱不了作为被统治的一方的地位。佞幸的下场大多以悲剧收场，但也有例外。在这种男色文化中，体现的仍是权力的力量。回顾中国历史，秦王朝时期，君主的权利就已经集中。汉取代秦后，这种集中的君主专制得以继承、固化。而皇帝君王权利的集中为佞幸的出现和成长造就了绝佳的政治环境。皇帝可以凭借君权宠爱任何人。佞臣在一旦获宠，就有了强大的保护势力。但这种权利的保护并非牢不可摧，朝臣的制约依然存在一定的效果。总之，《史记·佞幸列传》中君王与佞幸的关系大多与色爱有关，但并不能看做是单纯的同性之爱。佞幸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无法超出统治者的权力之外。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75.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3]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9.
[4]魏墨青 中国古代男色文学研究 山东大学 2012.
[5]付翔 西汉时期佞幸之人心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2008.
关键词：史记；男色；佞幸
作者简介：尹东洋（1992-），女，汉族，河南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2
古人常言红颜祸水，但纵观中国古代史，并非只有女色可以成为帝王显贵的宠幸，有的男性也充当了这种角色。《史记·佞幸列传》开篇便揭示了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事实：“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并且，两汉时期可以说是男色盛行的一个高峰期，在《史记》、《汉书》等汉代重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专门的篇幅来记载汉代君王宠爱同性故事。例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汉代著名的帝王，都有爱好男色的记载。其中西汉哀帝与董贤之间的“断袖”之恋，更是成为流传后世的典故。那么，《史记·佞幸列传》中体现出了怎样的男色文化？从这种男色文化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认识？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男色与佞幸
首先，“男色”二字，语出《汉书·佞幸列传》：“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男”明确了性别，“色”乃姿色之意。再看“佞幸”二字。这里的“佞”字很关键，许慎《说文解字》里对“佞”字的解释为：“佞，巧讇高材也。巧者、技也。讇者、諛也。从女。仁聲。”由此可知，“佞”有两种含义，一是因色而爱；二是因才而爱。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提到：“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佞幸列传》的写作范围既包含有男性色爱者的书写，也涉及才色兼有者的书写。而身为士人或官宦的男性依靠色爱或才色来满足君主感官和心理愉悦的现象，就是一种“佞”的过程。所谓的“幸”，就是这种与君主建立亲密关系之后的结果。“佞”是因，“幸”是果，因佞得幸。
从《史记》中可知，西汉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有“佞幸”，而这些佞幸也大多是依靠色相来得到君王的宠爱。比如汉高祖时期的籍孺以及汉惠帝时期的闳孺。“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只是依靠姿色而得到君王的喜爱。再如，汉武帝时的邓通，“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不过，邓通获宠并非因为姿色。邓通本是蜀郡南安的一位普通船夫，因其头戴黄帽的穿着特征与汉文帝梦中助他上天的人的穿戴一样，便被文帝召进宫内。这带有偶然性。然而，邓通能够“尊幸之日异”，还是因为他能以身媚上，即用男色来维持宠幸。再看汉武帝的两位宠臣，韩嫣与李延年，两者都是有“才能”的人。韩嫣善骑射，李延年善歌。但是这种才能并非与治国有关。司马迁在写韩嫣“善骑射”后又写他“善佞”，即以色媚君。李延年“善歌”又“善承意”，“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李延年能汉武帝同住，关键也在于男色。最后，卫青和霍去病比较特殊，这两人都是武将，出身卑微，都曾任职于皇帝的贴身左右。两人的战绩可通过《史记·卫将军膘骑列传》得知。色与才，他们主要靠的是才能。
概括来说，“佞幸”这一词语的核心意思仍然是“色爱”。《史记·佞幸列传》中体现的是男色文化。司马迁将这种色爱分类为无才能的色爱和有才能的色爱。但对于无才能的佞臣来说，色爱是与君王建立维持佞幸关系的重要条件。
二、君王与佞幸
《史记·佞幸列传》中描写的君王与佞幸的色爱关系，体现着男色文化。因为君王与佞幸的关系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下，也注定了君王与佞幸之间关系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缩影，也决定着佞幸的命运。
《佞幸列传》中详写了三个人。首先是邓通，上文中已经提到过邓通的获宠具有偶然性。邓通和汉文帝梦中助他的人穿戴一样，因此被召进宫中。邓通进宫后，不仅被赏赐无数钱财，还官至上大夫。而且，“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可以看出二人关系之亲密。更甚的是，文帝因为看相的人说邓通“当贫饿死”而赏赐他一座铜山，允许他铸“邓氏钱”，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但是邓通即便受宠至此，也不过是统治者的玩物。文帝曾经张国痈疽，即现在说的毒疮。邓通“常为帝唶吮之”，这一舉动使文帝大为感动。文帝以此检验天底下谁最爱他，就让太子也这样做，太子“唶疽而色难之”。后来，文帝驾崩，景帝即位，邓通就失去了靠山，“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总之，邓通得宠是靠君权，失宠后凄惨死去也是因为君权。作为被统治者，他无法抵抗统治者的权力。
第二位，汉武帝的宠臣韩嫣。当汉武帝还是胶东王时，韩嫣就与他“写书相爱”，到武帝做了太子，则“愈益亲嫣”，后来就到了“常与上卧起”的地步。韩嫣也非常受宠，堪比邓通。但韩嫣不像邓通那样谨慎行事，而是恃宠傲慢，目中无人，埋下种种祸根，最终被皇太后赐死。汉武帝为他求情也无济于事。汉武帝虽然是君王，但是皇太后的地位更高。他又犯下了各种罪行，更是难逃处罚。总之，他作为一个被统治者，再嚣张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死。
第三位，汉武帝的宠臣李延年。李延年善歌，善迎合武帝，受宠堪比韩嫣。李延年的最终下场，“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驰，则禽诛延年昆弟也。”从表面上看，妹妹之死牵连哥哥被诛。但更重要的原因该是“爱驰”二字。这个“爱驰”不管是否因为李延年色衰爱弛，都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受宠了。总之，汉武帝宠他时，他富贵得意；但不宠他时，他便一落千丈。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最后，在《佞幸列传》将近末尾之处，司马迁提到了卫青和霍去病。不过，这两人的命运和上文中同为佞幸的三人大为不同。上文中，邓通、李延年和韩嫣尽管蒙受君王宠爱，仍然未能善终。与一般的佞幸不同，卫青和霍去病都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武将，在抵御匈奴的战役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司马迁对此二人评价道：“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不仅如此，《史记》还以《卫将军膘骑列传》对二人大加赞赏。总之，卫青和霍去病虽然带有佞幸的身份，却能为国造福。这与普通贪慕钱财、祸国的佞幸之人大为不同。从《卫将军膘骑列传》中，“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可以得知卫青也曾经被杀，幸好被好友所救。后来被汉武帝得知此事，保护了他。总之，卫青和霍去病作为被统治者，没有落得悲惨结局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功劳和统治者的厚爱。
三、结语
从《史记·佞幸列传》中，我们可以窥见汉代男色文化的一隅。君王与佞幸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色爱，但这种关系也是处于权力关系之中。佞幸摆脱不了作为被统治的一方的地位。佞幸的下场大多以悲剧收场，但也有例外。在这种男色文化中，体现的仍是权力的力量。回顾中国历史，秦王朝时期，君主的权利就已经集中。汉取代秦后，这种集中的君主专制得以继承、固化。而皇帝君王权利的集中为佞幸的出现和成长造就了绝佳的政治环境。皇帝可以凭借君权宠爱任何人。佞臣在一旦获宠，就有了强大的保护势力。但这种权利的保护并非牢不可摧，朝臣的制约依然存在一定的效果。总之，《史记·佞幸列传》中君王与佞幸的关系大多与色爱有关，但并不能看做是单纯的同性之爱。佞幸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无法超出统治者的权力之外。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75.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3]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9.
[4]魏墨青 中国古代男色文学研究 山东大学 2012.
[5]付翔 西汉时期佞幸之人心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