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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观察》为青年评论家金赫楠作推介专辑，要我谈谈对金赫楠文学批评的印象。当时未加思索就答应了，转而就有些后悔。未加思索就答应，是因为对金赫楠的批评文字还算熟悉。转而又后悔，是考虑到《文艺新观察》策划这个系列专栏，其初衷，应当不是为了泛泛地介绍几个批评新锐的履历或解释他们的观点。主旨应该是把一个文学批评新锐放在更大的文学批评和创作的背景下去审视，以促其成长和成熟；同时，以青年批评家个性化的批评立场和实践，与当下的文学思潮、批评现状构成对话，以期推动当代文学、当代文学评论的更新和嬗变。
如果是这样的话，完成“金赫楠文学批评印象”这样一个题目，仅仅熟悉金赫楠的文学批评还不够，至少，还要了解当下文学批评的态势，比如时尚的姿势和流行的腔调等等。而恰恰是这些，随着两鬓渐渐花白，已然不大关心。
但言而无信总是不好，就试着说一说。
金赫楠主张批评应当进入文学现场，应当是及物的、有效的。形成这种批评观，和她的工作环境有关，也和她的学术背景有关。金赫楠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现任创研部副主任，直接面对当代文学的潮涨潮落。在学术背景方面，和许多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青年评论家相比，金赫楠缺少耀眼的学历光环。比如，和她同期应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的“十二铜人”中，大概只有金赫楠是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换言之，她没有被“论文写作规范”反复规范过，在她看来，那种仿佛背负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头讲章，不过是“屠龙术”——我常想，这姑娘总是口无遮拦，直话直说，哪天会因此得罪人，会吃亏。
讨论金赫楠的文学评论，我想提出三个关键词：一是感觉，二是见地，三是立场。
先说“感觉”。
作家注重艺术感觉，批评家亦然。金赫楠不是一个埋头于书本的学霸，你无法想象她会让自己淹没在分析、归纳、抽象、演绎中而无暇顾及窗外的春去春回，花开花落。或者可以这样说，她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不亚于她对理性思辨的兴趣，她在烘焙厨艺中获得的快乐，不比在文学批评中得到的更少。结果是，她的文学评论写作算不上勤奋、高产，人却不是一个无趣的、钻牛角尖的书虫。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就是在不断砥砺思辨能力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在《阿袁小说局限论》中，她敏锐地感受到“阿袁是颇有才情的，小说叙事中缠绕着的唐诗宋词昆曲，字里行间弥漫着的雅致意境”；感受到“她有本事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将这些极阳春白雪极书斋的雅，与那些极烟火红尘极市井的俗打通”；感受到“阿袁的小说还在满足着一种窥视的阅读期待，她优雅地抖落出象牙塔里的闺阁秘闻、烟火人生和饮食男女”。感觉敏锐、清晰、准确，表现在批评语言上，则是这般从容流畅，不艰涩，不含混。
当然，作为批评家的金赫楠，并没有止步于“感觉”。她进而写道：“风月与辞赋齐飞，俗事共雅趣一色的才情文笔，窥视象牙塔的猎奇满足，其实还都只是阿袁小说得以流行的表面道理。我想，最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她的写作与这个时代普遍的经验尺度和精神尺度合辙押韵，在价值观和精神取向上与当下社会大行其道的流行语调琴瑟共鸣。”这是一个由感觉上升为判断的、完整的思维过程。敏锐的感觉，深刻的见地，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再举一例，还是《阿袁小说局限论》。
有人把阿袁视为张爱玲的当代化身，金赫楠不以为然。她说：“也许，貌似有几分相似，都专注于俗世男女的爱恨纠结，张爱玲乍看也是阿袁这般世故、机巧。”但是，面对种种相似，批评家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能清晰地区分她们之间的细微差异，实现对作品准确的审美把握。
金赫楠接着写道：“凝神静气地阅读过张爱玲，我们会发现，她叙述这世界时候的语调是低缓、沉郁的，虽是携带着冷眼旁观的刻毒，但也内含着一种如泣如诉的哀怨。”“在抖落了人物华丽外袍的同时，在看透了人世冷暖之后，自己也黯然神伤。”“她对自己的这些看透、了然，她对自己的苍凉与世故，并非陶醉其中，而是多少怀着一种懊恼和抱歉的。”阿袁则不同。“她在讲述那些江山攻守、梨园声色的时候，高声大气，语调甚至是亢奋的，这种语调背后，她似乎很为自己的这点子聪明伶俐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
重复一句：好的艺术感觉，是对作品准确的审美把握。
再说“见地”。
“见地”这种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在世俗生活中，浮云随风散，落花逐流水，甚至不失为一种人生境界。但是，面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批评家如果没有或者无意求得深刻、独到的见地，就不如改行做点别的事情。
这里谈到“深刻”。我曾经向一位时常被称赞为“思想深刻”的作家朋友讨教，什么叫“深刻”？当我们说一种思想观点很深刻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他把狡黠的目光藏在透明的眼镜片后面，微笑而不答，表明他强烈怀疑这是个陷阱。是的，我不是等待答案，我等他掉进去。在我看来，“深刻”是对特殊性的揭示，是对历史具体性的认知和把握。相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普世价值”云云，都不过是肤浅的大话、套话。
金赫楠还很年轻，以“思想深刻”许之，未必是什么好话，但在她的文学批评中，颇有不乏深刻性的“见地”。
在《阿袁小说局限论》中，——请读者原谅，我已经第三次谈到这篇文章。其中有“偷懒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篇文章比较充分地展现了金赫楠文学批评的才情、见地和立场。——金赫楠写道：“在阿袁笔下，女女之间，弥漫的尽是猜忌、防备、争夺，气人有笑人无。她人就是地狱，她们互为地狱。”
在这里，我们看到金赫楠在批评活动中对萨特存在主义理论的运用。但在我看来，真正有价值的“见地”，不是用存在主义理论解析阿袁小说，甚至不是把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改写成“她人就是地狱”（这应该是心智聪慧的灵光一闪），从而凸显出阿袁小说特定的女性视角。我更看重的，是金赫楠接下来的分析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她关注和追问的是，阿袁笔下的“她人就是地狱”与萨特笔下的“他人就是地狱”有何不同。 金赫楠写道：“他人就是地狱。我相信，当萨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愤怒而绝望的，这愤怒和绝望内含着另一层意思：他人本不该是我们的地狱。而在阿袁这里，她们互为地狱，阿袁站在地狱外，隔着栅栏的空隙观看里头的热闹，有一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小阴暗，她从中寻到了乐趣，且越发地乐不可支。”发现并揭示出阿袁笔下“她人就是地狱”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便成就了金赫楠文学批评的深刻性。
在这里，我想和金赫楠做一点商榷。存在主义者认为“他人就是地狱”，是着眼于社会现实关系对人的制约而提出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存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自由选择”。在存在主义看来，制约人们“自由选择”的，既有仇恨、冷漠，也有亲情、友爱。所以我倒觉得，萨特或许会因为“他人就是地狱”而愤怒、绝望，但这“愤怒和绝望”里，却未必“内含着另一层意思：他人本不该是我们的地狱”。这是题外话，我们就此打住，离开《阿袁小说局限论》。
在《二十年后看余华》一文中，金赫楠再次表现出对于“特殊性”的浓厚兴趣。
她这样提出问题：“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流行谈论思想的年代”，“先锋小说于生存探索的名义下将一种或真或假的形而上哲学思考带入了文学，这当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试探。”而后笔锋一转，开始关于“特殊性”的追问：
“不同于哲学和社会学，小说是通过叙述和描写来呈现自己的发现，是通过影响读者的感情来进而影响他们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直接将一个哲学命题讲清楚的文字，也许够‘深刻’，但却不够‘文学’，那并不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小说。”
“的确，有很多思考与发现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也是相通于各个民族的，但它们都必须最终落实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己的经验中去。而先锋小说中作家们所着力凸显的生存探索，往往都变成了某一西方现代主义流行命题的汉字解析。”
前者是关于文学特殊性的追问，后者是关于民族经验独特性的追问。应该说，这种追问是具有深刻性的，是切中肯綮的。其实，在先锋文学研究中，类似的追问并不鲜见。我看重的，是这种追问所显示出的方法论意义，即认知的深刻性，源于对事物特殊性的追问。特别是当这种追问是由80后青年批评家提出时。
在《触摸大历史下个体的血肉与灵魂——〈一座塔〉阅读笔记》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思想方法。
如文章标题所示，金赫楠认为，小说的主旨，是在抗日战争宏大历史背景下，去触摸“个体的血肉与灵魂”。因为“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的破碎与屋厦的倒塌，更是人的精神场域的沦陷和价值世界的轰塌”。
她认为，“面对历史，小说家应该提供的是个体的眼光，而非公共视野、公共经验中的历史。”基于这个观点，她称赞“刘建东把这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最终政治选择的战争，这场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战争，转化到了个人命运、个体灵魂的层面来考量、猜度、审视”。称赞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刘建东的书写中，他们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环境和逻辑里求证着基于自身立场的合理性”。
在解读张氏兄弟及其子女截然相反的命运选择时，金赫楠对简单化的、“在民族主义立场下轻易给出政治正确与否的忠奸判断”，保持着高度警觉，她认为，“这是不同的灵魂，在特殊历史时期、在极端的环境下的显形；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逼仄的现实中的自我分裂。日军的入侵，是我们民族肉身和灵魂的伤痛，更是乡土中国的巨大传统面对现代化时始于内部的分崩离析”。
在我看到的关于《一座塔》的评论中，这个解读是进入文本内里的，是极具深刻性的。
最后谈谈“立场”。
没有“立场”并不妨碍完成一篇批评文本的写作，甚至可能因此成就批评文本的高产。但是，真正的批评家不能没有立场。在我看来，批评风格、理论贡献等等都可以假以时日、以待未来，而“立场”却是严肃的文学批评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基础。
在当代文学评论界，金赫楠还是初出茅庐，2014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书名借用了刘小枫的随笔题目《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同题文章是她为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冀台作家座谈会而准备的一篇演讲。
在这篇演讲中，金赫楠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立场：
我总以为，文学提供的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对人心的理解和体恤，写作者就要在那些外在的、简单的是非评定和价值判断之外，看到更多的模糊和复杂；打破想当然的是非对错和善恶忠奸，努力深入人心，接近灵魂，为人物的言行寻找理由、提供理解。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一定包含着对人深刻的理解与深沉的爱。
在我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有温度的写作。文学作品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写作者的情感态度，来自它的感染力。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是通过影响人的情感体会，进而影响人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那种片面着力于追求高度与深度，忽略温度的写作，其实是偏离了文学的基本品质。
在我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应当是有痛感的写作。这是一个集体麻木的时代，人们内心的疼痛感普遍缺失，流行的是司空见惯和见怪不怪。很多作家，选择了麻木自己感知疼痛的神经，很多写作，都失去了疼痛的愿望和能力。他们津津乐道于斤斤计较和寸寸拿捏，醉心探讨如何看眉眼高低、怎么学进退自如，怎么同现实更好地握手言和、拥抱至死。没有疼痛，没有责之切，没有爱之深。
在看过太多的形式主义迷思、原始本能崇拜以及娱乐至上的谀辞媚态之后，我很欣赏这种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立场。纵观文学史，离开对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心和关注，文学可能是精巧的、华丽的，但必定是苍白的、虚伪的。
选择了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立场，金赫楠就不能不面对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如何理解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如何理解小说的“真实”问题。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立场”选择，并且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第一个选择。
在《真的还是假的——与刘建东的对话》一文中，金赫楠中这样写道： “现代主义哲学以及受它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对传统激烈地否定与反对，它们的立身之本，或者说它们那种想当然的优越感，正是因为自认为比传统哲学、文学更深入地挖掘出世界的真实，更靠近地触摸到存在的真相。”因而可以这样说，“‘真实’一直是历代小说作者执着追求的目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荒诞派、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这许多的小说主张的立足点其实都来自对真实的宣言。”
但在金赫楠看来，“小说世界是人为的世界，生活进入小说的途径是个人式的选取和过滤”。所以，金赫楠认为：“小说永远无力呈现所谓的本质与真相，而只是让我们看见对真相的寻找。”她强调说，“我更关注的其实是：作为小说，怎样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对真实的追求。”
我们前面曾谈到，在文学批评中，金赫楠始终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和追问对象的“特殊性”。这一次，她同样受益于此。
她进一步阐述自己对“真实”与“虚构”的看法：“小说与虚构息息相关，虚构是小说内含的质地属性，无法摆脱。而‘真实’却是历代小说写作者执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小说家其实是通过虚构来实现真实，用说谎来求真。这里面就内含着一组矛盾，虚构与真实之间就永远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它们之间的张力带给小说丰富无穷的魅力，高明的小说家就是要用天花乱坠的谎言来呈现真实。”
我对金赫楠文学批评的赞赏，固然因为她艺术感觉的敏锐以及见地的深刻，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批评立场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表现为，她认识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它们之间的张力带给小说丰富无穷的魅力”，从而超越了所谓“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对立。通常，主张“为人生”者，往往不屑于谈论“虚构”，更不要说“谎言”；主张“为艺术”者，则常常以鄙薄的眼光看待“社会”与“历史”。事实上，文学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需要从不同的功能立场和认知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去认识和展开它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得益于这种开放的批评立场，金赫楠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角。
比如，现代主义文学（或称先锋文学）素以叙事策略的成熟、考究自许，对这一类作品的批评，也鲜见有人挑剔它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过程。但金赫楠却偏能由此入手，指出这类作品的缺失：“现代主义文学在作品中太过专注地去发现真相和抵达本质，或者说他们太急不可待地直奔目的，而往往忽略过程。而恰恰这个过程，是读者最在乎的，也是最能够影响读者情感的，这个过程正是说服读者相信作家所发现的真相和本质的过程。”
再比如，基于对“真实”与“虚构”之间“张力”的理解，在研究“底层叙事”时，金赫楠注意到“作家”在“底层叙事”中的存在：
其一，“底层叙事中是不是根本就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式的矛盾：真正身处底层的这些人们，囿于文化水平、资源占有、生存条件的种种局限，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来实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呈现以及对自己内心的准确表达……所以，我从文学作品里面看到的底层世界永远都是作家化了的底层世界。”
其二，“几年来的底层写作中，还有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因为贫穷，因为贫困，因为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欺辱与伤害，所以身处底层的人在丧失了资源占有上的优势之后，却被作家们赋予了道德上优越感。”
这些发现，无疑深化了我们对“底层叙事”的认知。
拉拉杂杂说了很多，归拢起来说，对金赫楠文学批评的印象是，有很好的艺术感觉，也不乏深刻的见地，特别是，以80后的年龄，秉持着开放的、成熟的批评立场。这些，共同成就了她作为一个青年评论家。
（王力平，河北省作家协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完成“金赫楠文学批评印象”这样一个题目，仅仅熟悉金赫楠的文学批评还不够，至少，还要了解当下文学批评的态势，比如时尚的姿势和流行的腔调等等。而恰恰是这些，随着两鬓渐渐花白，已然不大关心。
但言而无信总是不好，就试着说一说。
金赫楠主张批评应当进入文学现场，应当是及物的、有效的。形成这种批评观，和她的工作环境有关，也和她的学术背景有关。金赫楠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现任创研部副主任，直接面对当代文学的潮涨潮落。在学术背景方面，和许多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青年评论家相比，金赫楠缺少耀眼的学历光环。比如，和她同期应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的“十二铜人”中，大概只有金赫楠是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换言之，她没有被“论文写作规范”反复规范过，在她看来，那种仿佛背负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高头讲章，不过是“屠龙术”——我常想，这姑娘总是口无遮拦，直话直说，哪天会因此得罪人，会吃亏。
讨论金赫楠的文学评论，我想提出三个关键词：一是感觉，二是见地，三是立场。
先说“感觉”。
作家注重艺术感觉，批评家亦然。金赫楠不是一个埋头于书本的学霸，你无法想象她会让自己淹没在分析、归纳、抽象、演绎中而无暇顾及窗外的春去春回，花开花落。或者可以这样说，她对日常生活的热爱，不亚于她对理性思辨的兴趣，她在烘焙厨艺中获得的快乐，不比在文学批评中得到的更少。结果是，她的文学评论写作算不上勤奋、高产，人却不是一个无趣的、钻牛角尖的书虫。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就是在不断砥砺思辨能力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艺术感受力。
在《阿袁小说局限论》中，她敏锐地感受到“阿袁是颇有才情的，小说叙事中缠绕着的唐诗宋词昆曲，字里行间弥漫着的雅致意境”；感受到“她有本事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将这些极阳春白雪极书斋的雅，与那些极烟火红尘极市井的俗打通”；感受到“阿袁的小说还在满足着一种窥视的阅读期待，她优雅地抖落出象牙塔里的闺阁秘闻、烟火人生和饮食男女”。感觉敏锐、清晰、准确，表现在批评语言上，则是这般从容流畅，不艰涩，不含混。
当然，作为批评家的金赫楠，并没有止步于“感觉”。她进而写道：“风月与辞赋齐飞，俗事共雅趣一色的才情文笔，窥视象牙塔的猎奇满足，其实还都只是阿袁小说得以流行的表面道理。我想，最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她的写作与这个时代普遍的经验尺度和精神尺度合辙押韵，在价值观和精神取向上与当下社会大行其道的流行语调琴瑟共鸣。”这是一个由感觉上升为判断的、完整的思维过程。敏锐的感觉，深刻的见地，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再举一例，还是《阿袁小说局限论》。
有人把阿袁视为张爱玲的当代化身，金赫楠不以为然。她说：“也许，貌似有几分相似，都专注于俗世男女的爱恨纠结，张爱玲乍看也是阿袁这般世故、机巧。”但是，面对种种相似，批评家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能清晰地区分她们之间的细微差异，实现对作品准确的审美把握。
金赫楠接着写道：“凝神静气地阅读过张爱玲，我们会发现，她叙述这世界时候的语调是低缓、沉郁的，虽是携带着冷眼旁观的刻毒，但也内含着一种如泣如诉的哀怨。”“在抖落了人物华丽外袍的同时，在看透了人世冷暖之后，自己也黯然神伤。”“她对自己的这些看透、了然，她对自己的苍凉与世故，并非陶醉其中，而是多少怀着一种懊恼和抱歉的。”阿袁则不同。“她在讲述那些江山攻守、梨园声色的时候，高声大气，语调甚至是亢奋的，这种语调背后，她似乎很为自己的这点子聪明伶俐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
重复一句：好的艺术感觉，是对作品准确的审美把握。
再说“见地”。
“见地”这种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在世俗生活中，浮云随风散，落花逐流水，甚至不失为一种人生境界。但是，面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批评家如果没有或者无意求得深刻、独到的见地，就不如改行做点别的事情。
这里谈到“深刻”。我曾经向一位时常被称赞为“思想深刻”的作家朋友讨教，什么叫“深刻”？当我们说一种思想观点很深刻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他把狡黠的目光藏在透明的眼镜片后面，微笑而不答，表明他强烈怀疑这是个陷阱。是的，我不是等待答案，我等他掉进去。在我看来，“深刻”是对特殊性的揭示，是对历史具体性的认知和把握。相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普世价值”云云，都不过是肤浅的大话、套话。
金赫楠还很年轻，以“思想深刻”许之，未必是什么好话，但在她的文学批评中，颇有不乏深刻性的“见地”。
在《阿袁小说局限论》中，——请读者原谅，我已经第三次谈到这篇文章。其中有“偷懒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篇文章比较充分地展现了金赫楠文学批评的才情、见地和立场。——金赫楠写道：“在阿袁笔下，女女之间，弥漫的尽是猜忌、防备、争夺，气人有笑人无。她人就是地狱，她们互为地狱。”
在这里，我们看到金赫楠在批评活动中对萨特存在主义理论的运用。但在我看来，真正有价值的“见地”，不是用存在主义理论解析阿袁小说，甚至不是把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改写成“她人就是地狱”（这应该是心智聪慧的灵光一闪），从而凸显出阿袁小说特定的女性视角。我更看重的，是金赫楠接下来的分析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她关注和追问的是，阿袁笔下的“她人就是地狱”与萨特笔下的“他人就是地狱”有何不同。 金赫楠写道：“他人就是地狱。我相信，当萨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愤怒而绝望的，这愤怒和绝望内含着另一层意思：他人本不该是我们的地狱。而在阿袁这里，她们互为地狱，阿袁站在地狱外，隔着栅栏的空隙观看里头的热闹，有一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小阴暗，她从中寻到了乐趣，且越发地乐不可支。”发现并揭示出阿袁笔下“她人就是地狱”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便成就了金赫楠文学批评的深刻性。
在这里，我想和金赫楠做一点商榷。存在主义者认为“他人就是地狱”，是着眼于社会现实关系对人的制约而提出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存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自由选择”。在存在主义看来，制约人们“自由选择”的，既有仇恨、冷漠，也有亲情、友爱。所以我倒觉得，萨特或许会因为“他人就是地狱”而愤怒、绝望，但这“愤怒和绝望”里，却未必“内含着另一层意思：他人本不该是我们的地狱”。这是题外话，我们就此打住，离开《阿袁小说局限论》。
在《二十年后看余华》一文中，金赫楠再次表现出对于“特殊性”的浓厚兴趣。
她这样提出问题：“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流行谈论思想的年代”，“先锋小说于生存探索的名义下将一种或真或假的形而上哲学思考带入了文学，这当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试探。”而后笔锋一转，开始关于“特殊性”的追问：
“不同于哲学和社会学，小说是通过叙述和描写来呈现自己的发现，是通过影响读者的感情来进而影响他们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直接将一个哲学命题讲清楚的文字，也许够‘深刻’，但却不够‘文学’，那并不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小说。”
“的确，有很多思考与发现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也是相通于各个民族的，但它们都必须最终落实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己的经验中去。而先锋小说中作家们所着力凸显的生存探索，往往都变成了某一西方现代主义流行命题的汉字解析。”
前者是关于文学特殊性的追问，后者是关于民族经验独特性的追问。应该说，这种追问是具有深刻性的，是切中肯綮的。其实，在先锋文学研究中，类似的追问并不鲜见。我看重的，是这种追问所显示出的方法论意义，即认知的深刻性，源于对事物特殊性的追问。特别是当这种追问是由80后青年批评家提出时。
在《触摸大历史下个体的血肉与灵魂——〈一座塔〉阅读笔记》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思想方法。
如文章标题所示，金赫楠认为，小说的主旨，是在抗日战争宏大历史背景下，去触摸“个体的血肉与灵魂”。因为“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的破碎与屋厦的倒塌，更是人的精神场域的沦陷和价值世界的轰塌”。
她认为，“面对历史，小说家应该提供的是个体的眼光，而非公共视野、公共经验中的历史。”基于这个观点，她称赞“刘建东把这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最终政治选择的战争，这场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战争，转化到了个人命运、个体灵魂的层面来考量、猜度、审视”。称赞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刘建东的书写中，他们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环境和逻辑里求证着基于自身立场的合理性”。
在解读张氏兄弟及其子女截然相反的命运选择时，金赫楠对简单化的、“在民族主义立场下轻易给出政治正确与否的忠奸判断”，保持着高度警觉，她认为，“这是不同的灵魂，在特殊历史时期、在极端的环境下的显形；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逼仄的现实中的自我分裂。日军的入侵，是我们民族肉身和灵魂的伤痛，更是乡土中国的巨大传统面对现代化时始于内部的分崩离析”。
在我看到的关于《一座塔》的评论中，这个解读是进入文本内里的，是极具深刻性的。
最后谈谈“立场”。
没有“立场”并不妨碍完成一篇批评文本的写作，甚至可能因此成就批评文本的高产。但是，真正的批评家不能没有立场。在我看来，批评风格、理论贡献等等都可以假以时日、以待未来，而“立场”却是严肃的文学批评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基础。
在当代文学评论界，金赫楠还是初出茅庐，2014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书名借用了刘小枫的随笔题目《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同题文章是她为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冀台作家座谈会而准备的一篇演讲。
在这篇演讲中，金赫楠阐述了自己的文学立场：
我总以为，文学提供的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对人心的理解和体恤，写作者就要在那些外在的、简单的是非评定和价值判断之外，看到更多的模糊和复杂；打破想当然的是非对错和善恶忠奸，努力深入人心，接近灵魂，为人物的言行寻找理由、提供理解。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一定包含着对人深刻的理解与深沉的爱。
在我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有温度的写作。文学作品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写作者的情感态度，来自它的感染力。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是通过影响人的情感体会，进而影响人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那种片面着力于追求高度与深度，忽略温度的写作，其实是偏离了文学的基本品质。
在我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应当是有痛感的写作。这是一个集体麻木的时代，人们内心的疼痛感普遍缺失，流行的是司空见惯和见怪不怪。很多作家，选择了麻木自己感知疼痛的神经，很多写作，都失去了疼痛的愿望和能力。他们津津乐道于斤斤计较和寸寸拿捏，醉心探讨如何看眉眼高低、怎么学进退自如，怎么同现实更好地握手言和、拥抱至死。没有疼痛，没有责之切，没有爱之深。
在看过太多的形式主义迷思、原始本能崇拜以及娱乐至上的谀辞媚态之后，我很欣赏这种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立场。纵观文学史，离开对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心和关注，文学可能是精巧的、华丽的，但必定是苍白的、虚伪的。
选择了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立场，金赫楠就不能不面对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如何理解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如何理解小说的“真实”问题。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立场”选择，并且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第一个选择。
在《真的还是假的——与刘建东的对话》一文中，金赫楠中这样写道： “现代主义哲学以及受它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之所以对传统激烈地否定与反对，它们的立身之本，或者说它们那种想当然的优越感，正是因为自认为比传统哲学、文学更深入地挖掘出世界的真实，更靠近地触摸到存在的真相。”因而可以这样说，“‘真实’一直是历代小说作者执着追求的目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荒诞派、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这许多的小说主张的立足点其实都来自对真实的宣言。”
但在金赫楠看来，“小说世界是人为的世界，生活进入小说的途径是个人式的选取和过滤”。所以，金赫楠认为：“小说永远无力呈现所谓的本质与真相，而只是让我们看见对真相的寻找。”她强调说，“我更关注的其实是：作为小说，怎样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对真实的追求。”
我们前面曾谈到，在文学批评中，金赫楠始终以极大的兴趣，关注和追问对象的“特殊性”。这一次，她同样受益于此。
她进一步阐述自己对“真实”与“虚构”的看法：“小说与虚构息息相关，虚构是小说内含的质地属性，无法摆脱。而‘真实’却是历代小说写作者执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小说家其实是通过虚构来实现真实，用说谎来求真。这里面就内含着一组矛盾，虚构与真实之间就永远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它们之间的张力带给小说丰富无穷的魅力，高明的小说家就是要用天花乱坠的谎言来呈现真实。”
我对金赫楠文学批评的赞赏，固然因为她艺术感觉的敏锐以及见地的深刻，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批评立场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表现为，她认识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它们之间的张力带给小说丰富无穷的魅力”，从而超越了所谓“为人生”与“为艺术”的对立。通常，主张“为人生”者，往往不屑于谈论“虚构”，更不要说“谎言”；主张“为艺术”者，则常常以鄙薄的眼光看待“社会”与“历史”。事实上，文学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需要从不同的功能立场和认知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和层面，去认识和展开它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得益于这种开放的批评立场，金赫楠的文学批评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角。
比如，现代主义文学（或称先锋文学）素以叙事策略的成熟、考究自许，对这一类作品的批评，也鲜见有人挑剔它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过程。但金赫楠却偏能由此入手，指出这类作品的缺失：“现代主义文学在作品中太过专注地去发现真相和抵达本质，或者说他们太急不可待地直奔目的，而往往忽略过程。而恰恰这个过程，是读者最在乎的，也是最能够影响读者情感的，这个过程正是说服读者相信作家所发现的真相和本质的过程。”
再比如，基于对“真实”与“虚构”之间“张力”的理解，在研究“底层叙事”时，金赫楠注意到“作家”在“底层叙事”中的存在：
其一，“底层叙事中是不是根本就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式的矛盾：真正身处底层的这些人们，囿于文化水平、资源占有、生存条件的种种局限，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来实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呈现以及对自己内心的准确表达……所以，我从文学作品里面看到的底层世界永远都是作家化了的底层世界。”
其二，“几年来的底层写作中，还有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因为贫穷，因为贫困，因为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欺辱与伤害，所以身处底层的人在丧失了资源占有上的优势之后，却被作家们赋予了道德上优越感。”
这些发现，无疑深化了我们对“底层叙事”的认知。
拉拉杂杂说了很多，归拢起来说，对金赫楠文学批评的印象是，有很好的艺术感觉，也不乏深刻的见地，特别是，以80后的年龄，秉持着开放的、成熟的批评立场。这些，共同成就了她作为一个青年评论家。
（王力平，河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