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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涛起身看看表，不到5点，窗外还黑着，可是再也睡不着了。心里没着落，好像有什么事儿，却又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反正心里闹得慌。
电话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一看来电，是姐姐，他心里就突地一沉。这么早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这些年，周海涛在北京，姐姐一家在山东，母亲则在河北老家，只有过年过节才聚一聚。平时也有电话，但这么早，却是第一次。
接通后，是姐姐的声音：“老头，不在了。”
“什么？”周海涛脑袋忽悠一下，“啥时候的事儿？”
“就在昨天夜里。”姐姐说完，问了句，“怎么办？”
“他人呢？”
“昨晚拉到县医院里没抢救过来，已经送到甄庄了，听说灵棚都支好了，咱妈也在那儿。”
周海涛想了想，说：“回去，咱都回去。要不家里只有妈一个人，万一有啥事老太太自己咋处理啊！”他请了假，匆匆坐上离京的高铁，向南。每次都这样，坐高铁到省城，倒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再坐乡镇通小巴颠簸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家——冀南平原上那个小村庄。
路上，周海涛给在老家开厂子的哥们儿发了个微信：家里有事我在返回的路上，找辆好车，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老头，是母亲的老伴。姐姐一直叫他“老头”。
母亲跟周海涛说“叫叔叔”，周海涛基本不叫，能省略就省略，实在拗不过，也是含含糊糊，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
一九九八年秋天，父亲不在了。母亲跟周海涛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就呆不住了，死活要回去，只得由着她。到第二年，老家有人给周海涛捎话儿，说有人在给母亲介绍老伴，母亲同意了。姐姐哭得很厉害，坚决不同意。家族里的其他亲戚更是反对，觉得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想着这样一出戏，丢人！
听到这个消息，周海涛专门赶回了老家，陪母亲去见那个老伴。那天，他们一起吃了个饭。老人是县二中的校长，马上要退休了。他根本不像是知识分子，身子微胖，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花白的头发茬，脸上纵横交织着皱纹，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像个村里的会计。其实，老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省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正儿八经的老牌知识分子。据说在县委、地委都呆过，已经到了副处级，不喜欢官场，转到教育口，后来一直没离开。几十年清清白白，听说搭伙计的班子成员，有好几个“进去”了，他始终没事。
这样的人，周海涛觉得靠得住，就自作主张，替母亲张罗。
开始，母亲和高校长住在学校宿舍，后来高校长退休后，他们搬到周海涛的老家来住。老人的家在二十里外的甄村，老伴在头些年患癌症去世了，只有一个女儿，也早成了家，外孙在一所中专里念书。
老家还有一亩多地，母亲他们种了些菜，时时在田里忙活。或许这也是高校长退休之后理想的田园生活，而母亲也许从他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一转眼，十六年，母亲和高校长在一起磕磕绊绊走过来，不容易。这期间，姐姐的心慢慢软了下来，能够回到家里来。尽管她见到高校长都是叫“哎”，背地里一直称他“老头”，但毕竟可以坐在一起吃个饭，貌似一家。亲戚们逐渐也有了走动，虽然心里疙里疙瘩，但面子上都过得去，不再像个仇人。
其实，从去年以来，周海涛回老家就感觉到高校长的身体一次不如一次，毕竟已经快八十了。血压经常在一百大几十，血脂也高，而且耳朵聋得厉害，配了助听器也不戴。整天不是坐在院里的小花圃，拿个小铲子鼓捣，就是搬个沙发坐在阳台上打瞌睡。
再也不骑着自行车去田里了，以前，那是老人最爱做的事。那一亩多责任田，周海涛让母亲别种了，给别人，母亲不听。记得以前，她和高校长把那块地当作他们的乐园来经营，每天高高兴兴骑车去收拾。每次周海涛回家，高校长都会到田里去摘瓜拔菜，回来让母亲做饭。吃饭的时候，他会一直念叨，“这萝卜是咱自己种的，尝尝，多好吃。”“这瓜还是周海濤下的秧呢，长得多好。”“刚拔下的大葱，蘸着酱吃。”
可是，从去年开始，老人就总赖在家里，基本不出去了。母亲故意指使他，就为了让他活动身体，“去，到田里去看看，豆苗出全了没？”
他不动窝，说：“没劲儿，不去。”
连邻居都说，“他的身子‘柴’了。”在老家，“柴”就是说糟了，越来越不中了。
尽管周海涛有思想准备，但今早这一通电话，人一下子说走就走了，还是觉得突然。回去的路上，周海涛一直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呢？
据母亲说，高校长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当然，这个数目，是这些年一点一点涨上来的。他每月给母亲六百元，也是现在的数目，是从十几年前的一二百慢慢涨上来的。周海涛每次回去给母亲生活费，让她不要花别人的钱，她总说：“怎么能说是别人的钱呢，两个人过日子，这钱是用在两人吃喝上，不况外。”
除此之外，高校长其余的钱去哪儿了呢？
周海涛之前就提醒过母亲，坚决不要管高校长的钱，人家还有女儿，咱也不图他的钱，千万不能留下后遗症，到时候让人家找咱的麻烦。
母亲说，这一点儿，她清楚。况且人家也不会让她管，存折、身份证什么的都锁在抽屉里。高校长跟别人提起来，也说除了每月拿出几百块钱用于两人的生活费，其他的钱自己都留着，跟母亲无关。
“他女儿也知道。”母亲怕周海涛担心，又补充道。
尽管母亲如此说，周海涛时常心里敲小鼓，见过的难缠人实在太多了，万一让周海涛碰上个不讲理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腻歪事儿。况且，母亲和高校长并没有办结婚手续，在农村，像他们这样的就叫“搭伴过日子”。不办证，不办宴席，悄不声地搬到一块过，如果其中一人不在了，就散伙两清。周海涛以前曾想过，让母亲和他去领了结婚证。可是，两人都不同意。高校长想着百年之后要去找以前的老伴，母亲也还惦念着死去的父亲，将来要同穴。
十六年间，因为在北京忙碌，打拼，周海涛回老家机会少，跟高校长的女儿连一次面也没见过，不清楚其人心性脾气，所以更不敢妄自揣测什么，只盼碰上的是通情达理的主儿。 到县城后，周海涛没有再等那趟开往村里的小巴，因为还需要等一个小时，周海涛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家赶。进了家门，见有两个亲戚正坐在门洞里的小板凳上，满脸焦虑地等。看周海涛走进家门，你一言我一语，给周海涛讲经过。
原来头天高校长好好的，下午还把西园里枸杞树上的果子摘了。顺着他们指的方向，周海涛看到了鲜红的枸杞果还摊在晾台上。说大概夜里1点多，母亲听到高校长在喘粗气，赶紧爬起来。他说有点憋得慌，母亲就扶他坐起来，给他倒了水喝，然后披上衣裳到村卫生所去找医生。等赶回来，高校长已经软靠在被子上。母亲赶紧给120打电话，然后给高校长的女儿打电话，让她从甄庄赶过来。
高校长的女儿还没到，急救车到了，母亲让邻居帮忙，拉上高校长赶往县医院。可是，终究没有救过来。等高校长的女儿来到周海涛家，见没人，再赶到县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说话的工夫，姐姐从山东赶回来了，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亲戚们就又给姐姐讲了一遍，帮他们姐俩拿主意，看怎么办。周海涛和姐姐没顾上吃一口饭，商量着先给母亲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姐姐拨通了电话，听到母亲问了句“谁啊”，眼泪就刷地下来了，捏着话筒说不出一句话。周海涛鼻子一酸，眼眶也湿了，赶紧接过电话来，声音有些发颤地说：“娘，你没事吧？”
母亲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略显沙哑，说：“我没事。你们那么远，还回来干啥？”周海涛说：“我们不放心你，再远也应该回来，一会儿我和姐就过去，看看人家有什么说法。”
母亲说：“没啥说法，你们人到了就行了。”有亲戚说：“按照农村的习俗，母亲他们两个也就是搭伙做伴，周海涛和姐姐算不得高校长家里人，只要以‘乡亲’身份过去吊唁一下就可以了。”
说实在的，周海涛内心也并没有把高校长当“父亲”来对待。农村里说道多，要是后辈就得穿重孝，要真让周海涛和姐姐去披麻戴孝，姐俩也不接受。亲戚们的说法，尽管有点儿冰冷，不近人情，却是一贯的习俗。再说，母亲也说了，他们家没什么说法，也就是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周海涛和姐姐决定“入乡随俗”，就按着村里的习俗去，但可以多花些钱，表一下心意。
哥们儿开了辆奔驰过来，也许是他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至少是个体面。在村里，人们都看重一个面子，让哥们儿开车送，也有点这样的考虑。叫高校长他们家看看，周海涛和姐姐在外头混得还不错，也算给母亲撑撑面子。还想的是，不要小看他们，尽量不要找麻烦。以前，不止一个朋友提醒周海涛，一旦老人不在了，他的女儿要闹着逼你交出这些年攒下的工资，你怎么办？尽管他已经给母亲敲了多次边鼓，尽管母亲明确告诉他高校长每次开支都把钱送给女儿了，但周海涛还是不放心。
路上买了烟酒和炮，档次都拿得出手，还准备了份子钱。快到甄庄时，周海涛打了电话问好了住址，然后车子颠簸着开进村。
远远看到一家大门上高悬白幡，门口站了一群人，朝村口方向看。看见汽车，就有一位白头发的老人迎了过来。
刚一下车，他就拉住周海涛的手，两手一搭，摇着说：“海涛吧，你看看我哥，说不在就不在了，你大老远还赶了回来，不容易。”原来他是高校长的弟弟。
周海涛脸色显出悲伤的样子，轻声叫了一声“叔”，招呼在门口帮忙的人们从车上往下搬酒拿煙，然后拉着他的手进门。
满院子都是人，目光都在盯着周海涛和姐姐看，有人还在窃窃私语。姐俩脸上挂着悲痛，穿过人群，沿着水泥台阶上堂屋。来的路上，周海涛一直担心自己哭不出来，亲戚告诉他，进门捂住脸“呜呜”几声就可以了，就是做个样子。哪知道迈上最后一个台阶，一看到灵堂正中高校长的遗像，周海涛抑制不住，大哭了起来，眼泪横飞。周海涛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自己这么伤心，到底是在哭高校长这个人，还是在哭生死不定这件事。周海涛想起了这个老人，十几年间，他陪着母亲一路走过来，也有过吵吵闹闹，也有过拌嘴怄气，但是毕竟那个院子里有两个人相伴的身影，毕竟有个可以和母亲说话的人儿。可是，人说不在就不在了，母亲失去了老伴，以后呢？
母亲走过来，眼睛红肿，眼角泪痕斑斑。周海涛和姐姐一人拉她的一只手，哭得更厉害了。高校长的女儿走过来了，一个胖胖的农村妇女，全身穿孝，头上也戴着孝绫子。周海涛赶忙叫了一声“姐”。她的精神还好，看不出有多忧伤，也不似哭过的样子，只是让姐俩喝水，劝他们别哭，别伤心，该尽的心也尽到了，他已经八十岁了，也算喜丧。
她倒是挺想得开，怪不得以前听母亲念叨，说他们父女关系不好，每次高校长回甄庄，连早饭也吃不上。女儿一家子都习惯晚起，甚至不吃早饭，没人专门为高校长开灶。母亲说你们姐俩三五天就要打电话问这问那，高校长女儿几个月也不打个电话问问她父亲的身体，好像根本就没这个人，除非到了快开支的时候。周海涛愈发觉得这个女儿不好对付，怕她再出什么幺蛾子。
临走时，周海涛跟高校长的家人说母亲身体不好，怕她再有个好歹，这次先让她一起回去，等出殡时再回来。
高校长女儿忙不迭地说：“应该的，她在这儿也休息不好，还是先回去。”周海涛想也算是通情达理，但后来听亲戚说，她眼看着母亲身体确实不好，还很伤心，怕万一要是在她这儿有个好歹，可是个麻烦，所以一直在想法让母亲离开呢。
回去的车上，母亲说，为了抢救高校长，她攒下的四千多块钱全花光了，她并不心疼。这次高校长病重，母亲想无论如何也要抢救，一是确实觉得舍不得他走，毕竟两人一起搭伴过了十几年，另一个考虑是即使他要走也要在医院里，免得在家里出了事不好说清楚。从这一点说，母亲这个农村老太太，想得还挺周全。
坐车到家没多久，母亲说要收拾高校长的遗物。周海涛和姐姐都让她别急，先休息休息，补补觉，毕竟头天晚上没怎么休息，折腾了一宿，加上白天在丧事上也伤心，肯定很累。母亲不听，说静不下心来，也睡不着，还不如现在就收拾，也算占住个心情。姐俩只好跟在她身后，搭把手。 老家有个习惯，对亡人的衣物之类的东西，都要在出殡那天在坟头上烧掉。随身用具，能烧的也要烧掉，不能烧的大多丢掉。母亲说，把他的东西都打包，让他女儿带走，让人家来处理，即使要丢也是人家去丢掉，咱不能私自做主。
一直到天黑尽了，才收拾完，满满五个大包袱，都撑得紧绷绷。
邻居婶子走进来，看着簇新的棉袄棉裤，说：“这么新的衣裳，为啥不留下，至少拆了把棉花留下，不都是新弹的吗？”
母亲去年专门种了棉花，打药捉虫掐尖去杈，天天往棉田里跑，已经快七十了，腰酸腿疼也不在乎。秋后收下了棉花，好几个要娶新媳妇的人家来找，要买去做棉被，因为知根知底，知道是纯正好棉。好说歹说母亲不同意，专门给高校长做了一身棉衣裳，一床新被子。人老了就是怕冷，母亲想今年冬天他就享福了。可谁想，他没这命！
母亲说：“让他带走吧，到那边，也许照样冷着呢！”
“被子你可得留下，这是‘后被’啊。”婶子说。
这是老家的说法，故去的人盖过的被子叫“后被”，据说对后辈有好处，尽管再也没人盖，但是对后人有荫庇。所以经常有老人离去了，家里的孩子为了争抢“后被”闹别扭。
婶子这个提醒，让母亲动了心。她看了看身边的周海涛和姐姐，说：“把包袱解开。”母亲从包袱里取出被子，拿来剪刀在边上开了一个小口，从里面掏出了一把棉花。然后，她找来了针线，一边缝那个小口，一边说：“从后被里弄点棉花咱留下来，一样护佑他们姐俩，也不出老理儿。被子啊，还是给他女儿留着吧。”
婶子咂咂嘴，说：“你心眼太实诚了，这丧事儿办完，他闺女该好好待承你。”
“可不敢这样想。”母亲说。
在周海涛和姐姐心中，那个可以称之为“姐”的女人，跟陌生人差不多。而她，也显然很少从甄庄来这里探望母亲——不是专门的，即使是看她的父亲，顺带看望母亲，也很少。这以后，他父亲都不在了，恐怕更不会过来了。
这时，他们都发现了堂屋八仙桌上的一个抽屉，上面挂着把小锁。母亲说，那是高校长的抽屉，找找他的钥匙，也给他归置一下，证件了，存折了，什么的，收拾好，一并给他女儿。
母亲找钥匙，婶子插话说：“高校长去世，还有20个月的工资补偿，加上各项丧葬补助，一共也有七八万呢，他闺女给你多少？”这位婶子是个退休老师，对公家人的这些政策，她清楚。
母亲还没说话，周海涛先开了口：“一分钱也不要，咱不图稀人家任何东西，有多少，都是人家的。”
婶子一听就说：“你这傻孩子，虽说在一块儿搭伙过日子，可你妈洗衣做饭，里里外外伺候老头这么多年，就是请个保姆，也要给个钱吧！”
“我妈的生活，我们姐俩儿都能担当得起，而且还要让她过得好好的，真不图人家的钱，别到时候弄得不愉快。”姐姐说，“谢谢婶子，知道您也是一片好心。”
婶子啧啧有声：“真是俩仁义孩子，可要想好了，身份证一还给人家，可就没有什么可拿一把的了，到时候干吃亏。”她想了想，又说：“其实也不能说那些钱就应该是他女儿的，你妈他们是事实婚姻，多少不应该给老太太留下点什么？”
母亲已经找到了钥匙，边开锁边说：“老高前一阵子跟我说，十几年没给我买过一样东西，回头给我买个玉镯子，就是前院张嫂戴的那种，据说一万多。头几天还说存下来一万多块钱，等有了空带我到县商业大楼一层去挑，可没来得及就走了。今天，我跟他弟弟说了，那一万块钱留给我，因为老高许过这么一个念想，他们家爽快地答应了。”周海涛张了张嘴，没有说别的，既然高校长有这么一个许诺，一定让母亲心里暖暖的。
抽屉打开，有个破旧的笔记本，夹着各种各样的收据，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不少东西。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倒出里面的东西，身份证，户口本，医疗卡，诊断记录，等等，还有两个存折，都摊在桌子上。
母亲拿起存折看，什么也看不懂，就递给周海涛。
周海涛拿起来，一个是高校长的工资存折，每个月都有三千多的收入，到账一两天就取走了；另一个是活期存折，每个月都会把除了零花之外的工资存
进去。
母亲拿起第二个说：“就是这个，老高跟我念叨过，他每次开支后都把工资取了单独攒起来，够一个数就给他女儿送过去。现在看看还有多少，是不是留着一万多给我买镯子？”
周海涛拿起来仔细看，存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可以想象這些年每个月开支后，高校长都揣着它坐车到县城银行去。他坚持一个人坐上小巴去，死活不要母亲陪，特别是脑子栓过一次后，腿脚又不好，一趟一趟也真不容易。
翻到最后一页，周海涛看到最后一行的余额，只有七十多块钱！
母亲不信：“老高亲口跟我说的，还有一万多啊，就是留着买镯子的。”她的声音一下子发抖，脸色也发灰了。周海涛又拿过本子仔细看，每当攒到一万多的时候，就把整数取走了，用母亲的话，就是给他女儿去送钱。这最后一次，就在月初，也就是离他去世刚刚半个月。
母亲一拍头，说：“怪不得月初，有天晌午做好了饭等不到他来吃，还以为到村外遛弯儿了，让我心急火燎一通找。半下午他自己回来了，说是打了出租车去甄庄了……”母亲的声音里有了哭腔，“这老头子，许得好好的，说是攒够了钱给我挑镯子，我见他回家估摸又去送钱，就问他是不是去送钱了，给我来了句‘没去送，给你留着呢’，跟我撒谎说只是回去拿了一双鞋……”
母亲越说越气，刚才的悲伤，全变成了愤恨。
婶子拿过存折来看，撇着嘴说：“怪不得老话儿说，这搭伴过日子，都是留着一个心眼。”见周海涛瞪了她一眼，只好停住，翻翻眼，走了。
“不给，身份证，户口本，工资卡，一个都不给，看你闺女怎么去办丧葬手续，怎么去领钱！”母亲坐在床边上，恶狠狠地说。周海涛拉住她的手，说：“娘，你不是说他最近几年有点儿糊涂了吗，也许不是故意的。” 的确，最近两年，不止一次听母亲说，高校长患上了老年痴呆，脑子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脾气还特别拗。有次周海涛回家，看到高校长正怄气，说自己的五百块钱丢了，还对母亲说：“谁拿了心里有数，别以为我不知道。”
周海涛气坏了，正要跟他理论，被母亲拉到一边说，别跟他一样，他糊涂了。已经这样闹了好几次了，他把放钱的地方忘了，就发脾气，说是家里进了小偷。有时候还怀疑是母亲拿了他的钱，说了不少刺伤人的话儿，好在母亲不跟他一般见识。可他还是牛脾气，等清醒了，回过神来，也不承认，从来不说软话。母亲哄他好像对待一个孩子。
“好歹是个十几年的伴儿，心里就真没个念想？”母亲伤心地说。
周海涛劝她：“有没念想，不在这点钱。再说，天底下的父母，没有一个不是首先想着自己孩子的，对孩子的爱天性就是这么自私。您不也一样，处处把我们姐俩儿摆在前头。”
姐姐递过毛巾，让母亲擦脸，还说，“甭伤心了，镯子，回头我给你买。”
母亲抽噎着：“这算怎么回事啊，他说得好好的……”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一辆带后斗的小货车停在家门口。高校长的弟弟从车上下來，满脸没有悲伤，却带着温暖的笑意，透露着谨慎。他一坐下来，就夸母亲的为人，感谢母亲那天晚上为抢救高校长所做的努力，然后又夸周海涛姐俩昨天专程吊唁，都是懂事的孩子，最后说：“因为急着要给我哥去办理一些手续，所以把证件和……”
母亲拿起塑料袋，淡淡地说：“都准备好了，身份证，户口本，医疗卡，存折，都在。”
高校长弟弟显然在来之前，做了好多准备，说不定还跟他的侄女——高校长的女儿商量了对策，怎么把证件拿到手，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也许他们也有最坏的思想准备：如果高校长的证件被扣下了，该怎么办？
母亲接着说：“昨天跟你说的那一万多块钱，老高取走了，他月初回了一趟家，估计给带回去了吧？”
高校长的弟弟支吾了一声，装作惊讶地说：“我不知道，没听说啊。”目光却一直在塑料袋上，一拿到手，就打开拿出那沓证件，一件一件看。
母亲指着那本存折，说：“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上面没钱了。”
一沓证件翻遍了，确认没有遗漏，高校长的弟弟才尴尬地笑了笑，说：“是吗？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然后把塑料袋团成一团，放在口袋里，捂了捂，再没说别的。
还真让那个婶子说中了，一旦证件交出去，就什么想头也没有了。不过周海涛心里还是放松了很多，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想头。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毕竟没碰上那种胡搅蛮缠的主儿，如果不承认收到钱——不仅这一万元，而且是这些年里所有收到的钱，再跟周海涛追索，那可就腻歪了。人不在了，谁给你证明高校长把钱取出来后送回了甄庄？
周海涛又为自己开始的“杞人忧天”觉得可笑，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无理取闹、泼皮耍赖的人呢？
母亲让周海涛去带他们装车，把五个包袱都搬到车后斗上。临开车的时候，母亲问：“哪一天出殡啊？”
高校长的弟弟愣了一下，说：“初七。”接着有点担心地补充说，“你就别去了，那场合乱糟糟的，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母亲不容置疑地说：“我要去。”
高校长的弟弟挠了挠头，有些狐疑地说：“你别去了……”然后示意周海涛去劝劝。周海涛知道他是担心母亲万一到葬礼上去提一万块钱的事儿，弄得下不了台。
周海涛拉住母亲的手，劝她别去了，这几天没怎么休息，本来身体也不好，他还真有点担心。母亲像个孩子一样执拗，坚持要去。
高校长的弟弟无奈地撇撇嘴，上车走了。
“那好吧。”周海涛说，“那你要好好的，到那儿不要提任何关于钱的事儿。”
母亲忽然间哭了，看着空空的屋子说：“我就是想去送送老高，不会添乱的。我们搭伙十几年，好也罢，歹也罢，总归是个伴。”
电话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一看来电，是姐姐，他心里就突地一沉。这么早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这些年，周海涛在北京，姐姐一家在山东，母亲则在河北老家，只有过年过节才聚一聚。平时也有电话，但这么早，却是第一次。
接通后，是姐姐的声音：“老头，不在了。”
“什么？”周海涛脑袋忽悠一下，“啥时候的事儿？”
“就在昨天夜里。”姐姐说完，问了句，“怎么办？”
“他人呢？”
“昨晚拉到县医院里没抢救过来，已经送到甄庄了，听说灵棚都支好了，咱妈也在那儿。”
周海涛想了想，说：“回去，咱都回去。要不家里只有妈一个人，万一有啥事老太太自己咋处理啊！”他请了假，匆匆坐上离京的高铁，向南。每次都这样，坐高铁到省城，倒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再坐乡镇通小巴颠簸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家——冀南平原上那个小村庄。
路上，周海涛给在老家开厂子的哥们儿发了个微信：家里有事我在返回的路上，找辆好车，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老头，是母亲的老伴。姐姐一直叫他“老头”。
母亲跟周海涛说“叫叔叔”，周海涛基本不叫，能省略就省略，实在拗不过，也是含含糊糊，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
一九九八年秋天，父亲不在了。母亲跟周海涛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就呆不住了，死活要回去，只得由着她。到第二年，老家有人给周海涛捎话儿，说有人在给母亲介绍老伴，母亲同意了。姐姐哭得很厉害，坚决不同意。家族里的其他亲戚更是反对，觉得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想着这样一出戏，丢人！
听到这个消息，周海涛专门赶回了老家，陪母亲去见那个老伴。那天，他们一起吃了个饭。老人是县二中的校长，马上要退休了。他根本不像是知识分子，身子微胖，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花白的头发茬，脸上纵横交织着皱纹，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像个村里的会计。其实，老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省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正儿八经的老牌知识分子。据说在县委、地委都呆过，已经到了副处级，不喜欢官场，转到教育口，后来一直没离开。几十年清清白白，听说搭伙计的班子成员，有好几个“进去”了，他始终没事。
这样的人，周海涛觉得靠得住，就自作主张，替母亲张罗。
开始，母亲和高校长住在学校宿舍，后来高校长退休后，他们搬到周海涛的老家来住。老人的家在二十里外的甄村，老伴在头些年患癌症去世了，只有一个女儿，也早成了家，外孙在一所中专里念书。
老家还有一亩多地，母亲他们种了些菜，时时在田里忙活。或许这也是高校长退休之后理想的田园生活，而母亲也许从他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一转眼，十六年，母亲和高校长在一起磕磕绊绊走过来，不容易。这期间，姐姐的心慢慢软了下来，能够回到家里来。尽管她见到高校长都是叫“哎”，背地里一直称他“老头”，但毕竟可以坐在一起吃个饭，貌似一家。亲戚们逐渐也有了走动，虽然心里疙里疙瘩，但面子上都过得去，不再像个仇人。
其实，从去年以来，周海涛回老家就感觉到高校长的身体一次不如一次，毕竟已经快八十了。血压经常在一百大几十，血脂也高，而且耳朵聋得厉害，配了助听器也不戴。整天不是坐在院里的小花圃，拿个小铲子鼓捣，就是搬个沙发坐在阳台上打瞌睡。
再也不骑着自行车去田里了，以前，那是老人最爱做的事。那一亩多责任田，周海涛让母亲别种了，给别人，母亲不听。记得以前，她和高校长把那块地当作他们的乐园来经营，每天高高兴兴骑车去收拾。每次周海涛回家，高校长都会到田里去摘瓜拔菜，回来让母亲做饭。吃饭的时候，他会一直念叨，“这萝卜是咱自己种的，尝尝，多好吃。”“这瓜还是周海濤下的秧呢，长得多好。”“刚拔下的大葱，蘸着酱吃。”
可是，从去年开始，老人就总赖在家里，基本不出去了。母亲故意指使他，就为了让他活动身体，“去，到田里去看看，豆苗出全了没？”
他不动窝，说：“没劲儿，不去。”
连邻居都说，“他的身子‘柴’了。”在老家，“柴”就是说糟了，越来越不中了。
尽管周海涛有思想准备，但今早这一通电话，人一下子说走就走了，还是觉得突然。回去的路上，周海涛一直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呢？
据母亲说，高校长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当然，这个数目，是这些年一点一点涨上来的。他每月给母亲六百元，也是现在的数目，是从十几年前的一二百慢慢涨上来的。周海涛每次回去给母亲生活费，让她不要花别人的钱，她总说：“怎么能说是别人的钱呢，两个人过日子，这钱是用在两人吃喝上，不况外。”
除此之外，高校长其余的钱去哪儿了呢？
周海涛之前就提醒过母亲，坚决不要管高校长的钱，人家还有女儿，咱也不图他的钱，千万不能留下后遗症，到时候让人家找咱的麻烦。
母亲说，这一点儿，她清楚。况且人家也不会让她管，存折、身份证什么的都锁在抽屉里。高校长跟别人提起来，也说除了每月拿出几百块钱用于两人的生活费，其他的钱自己都留着，跟母亲无关。
“他女儿也知道。”母亲怕周海涛担心，又补充道。
尽管母亲如此说，周海涛时常心里敲小鼓，见过的难缠人实在太多了，万一让周海涛碰上个不讲理的，就是没完没了的腻歪事儿。况且，母亲和高校长并没有办结婚手续，在农村，像他们这样的就叫“搭伴过日子”。不办证，不办宴席，悄不声地搬到一块过，如果其中一人不在了，就散伙两清。周海涛以前曾想过，让母亲和他去领了结婚证。可是，两人都不同意。高校长想着百年之后要去找以前的老伴，母亲也还惦念着死去的父亲，将来要同穴。
十六年间，因为在北京忙碌，打拼，周海涛回老家机会少，跟高校长的女儿连一次面也没见过，不清楚其人心性脾气，所以更不敢妄自揣测什么，只盼碰上的是通情达理的主儿。 到县城后，周海涛没有再等那趟开往村里的小巴，因为还需要等一个小时，周海涛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家赶。进了家门，见有两个亲戚正坐在门洞里的小板凳上，满脸焦虑地等。看周海涛走进家门，你一言我一语，给周海涛讲经过。
原来头天高校长好好的，下午还把西园里枸杞树上的果子摘了。顺着他们指的方向，周海涛看到了鲜红的枸杞果还摊在晾台上。说大概夜里1点多，母亲听到高校长在喘粗气，赶紧爬起来。他说有点憋得慌，母亲就扶他坐起来，给他倒了水喝，然后披上衣裳到村卫生所去找医生。等赶回来，高校长已经软靠在被子上。母亲赶紧给120打电话，然后给高校长的女儿打电话，让她从甄庄赶过来。
高校长的女儿还没到，急救车到了，母亲让邻居帮忙，拉上高校长赶往县医院。可是，终究没有救过来。等高校长的女儿来到周海涛家，见没人，再赶到县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说话的工夫，姐姐从山东赶回来了，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亲戚们就又给姐姐讲了一遍，帮他们姐俩拿主意，看怎么办。周海涛和姐姐没顾上吃一口饭，商量着先给母亲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姐姐拨通了电话，听到母亲问了句“谁啊”，眼泪就刷地下来了，捏着话筒说不出一句话。周海涛鼻子一酸，眼眶也湿了，赶紧接过电话来，声音有些发颤地说：“娘，你没事吧？”
母亲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略显沙哑，说：“我没事。你们那么远，还回来干啥？”周海涛说：“我们不放心你，再远也应该回来，一会儿我和姐就过去，看看人家有什么说法。”
母亲说：“没啥说法，你们人到了就行了。”有亲戚说：“按照农村的习俗，母亲他们两个也就是搭伙做伴，周海涛和姐姐算不得高校长家里人，只要以‘乡亲’身份过去吊唁一下就可以了。”
说实在的，周海涛内心也并没有把高校长当“父亲”来对待。农村里说道多，要是后辈就得穿重孝，要真让周海涛和姐姐去披麻戴孝，姐俩也不接受。亲戚们的说法，尽管有点儿冰冷，不近人情，却是一贯的习俗。再说，母亲也说了，他们家没什么说法，也就是对他们没什么要求。周海涛和姐姐决定“入乡随俗”，就按着村里的习俗去，但可以多花些钱，表一下心意。
哥们儿开了辆奔驰过来，也许是他借的，管不了那么多了，至少是个体面。在村里，人们都看重一个面子，让哥们儿开车送，也有点这样的考虑。叫高校长他们家看看，周海涛和姐姐在外头混得还不错，也算给母亲撑撑面子。还想的是，不要小看他们，尽量不要找麻烦。以前，不止一个朋友提醒周海涛，一旦老人不在了，他的女儿要闹着逼你交出这些年攒下的工资，你怎么办？尽管他已经给母亲敲了多次边鼓，尽管母亲明确告诉他高校长每次开支都把钱送给女儿了，但周海涛还是不放心。
路上买了烟酒和炮，档次都拿得出手，还准备了份子钱。快到甄庄时，周海涛打了电话问好了住址，然后车子颠簸着开进村。
远远看到一家大门上高悬白幡，门口站了一群人，朝村口方向看。看见汽车，就有一位白头发的老人迎了过来。
刚一下车，他就拉住周海涛的手，两手一搭，摇着说：“海涛吧，你看看我哥，说不在就不在了，你大老远还赶了回来，不容易。”原来他是高校长的弟弟。
周海涛脸色显出悲伤的样子，轻声叫了一声“叔”，招呼在门口帮忙的人们从车上往下搬酒拿煙，然后拉着他的手进门。
满院子都是人，目光都在盯着周海涛和姐姐看，有人还在窃窃私语。姐俩脸上挂着悲痛，穿过人群，沿着水泥台阶上堂屋。来的路上，周海涛一直担心自己哭不出来，亲戚告诉他，进门捂住脸“呜呜”几声就可以了，就是做个样子。哪知道迈上最后一个台阶，一看到灵堂正中高校长的遗像，周海涛抑制不住，大哭了起来，眼泪横飞。周海涛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自己这么伤心，到底是在哭高校长这个人，还是在哭生死不定这件事。周海涛想起了这个老人，十几年间，他陪着母亲一路走过来，也有过吵吵闹闹，也有过拌嘴怄气，但是毕竟那个院子里有两个人相伴的身影，毕竟有个可以和母亲说话的人儿。可是，人说不在就不在了，母亲失去了老伴，以后呢？
母亲走过来，眼睛红肿，眼角泪痕斑斑。周海涛和姐姐一人拉她的一只手，哭得更厉害了。高校长的女儿走过来了，一个胖胖的农村妇女，全身穿孝，头上也戴着孝绫子。周海涛赶忙叫了一声“姐”。她的精神还好，看不出有多忧伤，也不似哭过的样子，只是让姐俩喝水，劝他们别哭，别伤心，该尽的心也尽到了，他已经八十岁了，也算喜丧。
她倒是挺想得开，怪不得以前听母亲念叨，说他们父女关系不好，每次高校长回甄庄，连早饭也吃不上。女儿一家子都习惯晚起，甚至不吃早饭，没人专门为高校长开灶。母亲说你们姐俩三五天就要打电话问这问那，高校长女儿几个月也不打个电话问问她父亲的身体，好像根本就没这个人，除非到了快开支的时候。周海涛愈发觉得这个女儿不好对付，怕她再出什么幺蛾子。
临走时，周海涛跟高校长的家人说母亲身体不好，怕她再有个好歹，这次先让她一起回去，等出殡时再回来。
高校长女儿忙不迭地说：“应该的，她在这儿也休息不好，还是先回去。”周海涛想也算是通情达理，但后来听亲戚说，她眼看着母亲身体确实不好，还很伤心，怕万一要是在她这儿有个好歹，可是个麻烦，所以一直在想法让母亲离开呢。
回去的车上，母亲说，为了抢救高校长，她攒下的四千多块钱全花光了，她并不心疼。这次高校长病重，母亲想无论如何也要抢救，一是确实觉得舍不得他走，毕竟两人一起搭伴过了十几年，另一个考虑是即使他要走也要在医院里，免得在家里出了事不好说清楚。从这一点说，母亲这个农村老太太，想得还挺周全。
坐车到家没多久，母亲说要收拾高校长的遗物。周海涛和姐姐都让她别急，先休息休息，补补觉，毕竟头天晚上没怎么休息，折腾了一宿，加上白天在丧事上也伤心，肯定很累。母亲不听，说静不下心来，也睡不着，还不如现在就收拾，也算占住个心情。姐俩只好跟在她身后，搭把手。 老家有个习惯，对亡人的衣物之类的东西，都要在出殡那天在坟头上烧掉。随身用具，能烧的也要烧掉，不能烧的大多丢掉。母亲说，把他的东西都打包，让他女儿带走，让人家来处理，即使要丢也是人家去丢掉，咱不能私自做主。
一直到天黑尽了，才收拾完，满满五个大包袱，都撑得紧绷绷。
邻居婶子走进来，看着簇新的棉袄棉裤，说：“这么新的衣裳，为啥不留下，至少拆了把棉花留下，不都是新弹的吗？”
母亲去年专门种了棉花，打药捉虫掐尖去杈，天天往棉田里跑，已经快七十了，腰酸腿疼也不在乎。秋后收下了棉花，好几个要娶新媳妇的人家来找，要买去做棉被，因为知根知底，知道是纯正好棉。好说歹说母亲不同意，专门给高校长做了一身棉衣裳，一床新被子。人老了就是怕冷，母亲想今年冬天他就享福了。可谁想，他没这命！
母亲说：“让他带走吧，到那边，也许照样冷着呢！”
“被子你可得留下，这是‘后被’啊。”婶子说。
这是老家的说法，故去的人盖过的被子叫“后被”，据说对后辈有好处，尽管再也没人盖，但是对后人有荫庇。所以经常有老人离去了，家里的孩子为了争抢“后被”闹别扭。
婶子这个提醒，让母亲动了心。她看了看身边的周海涛和姐姐，说：“把包袱解开。”母亲从包袱里取出被子，拿来剪刀在边上开了一个小口，从里面掏出了一把棉花。然后，她找来了针线，一边缝那个小口，一边说：“从后被里弄点棉花咱留下来，一样护佑他们姐俩，也不出老理儿。被子啊，还是给他女儿留着吧。”
婶子咂咂嘴，说：“你心眼太实诚了，这丧事儿办完，他闺女该好好待承你。”
“可不敢这样想。”母亲说。
在周海涛和姐姐心中，那个可以称之为“姐”的女人，跟陌生人差不多。而她，也显然很少从甄庄来这里探望母亲——不是专门的，即使是看她的父亲，顺带看望母亲，也很少。这以后，他父亲都不在了，恐怕更不会过来了。
这时，他们都发现了堂屋八仙桌上的一个抽屉，上面挂着把小锁。母亲说，那是高校长的抽屉，找找他的钥匙，也给他归置一下，证件了，存折了，什么的，收拾好，一并给他女儿。
母亲找钥匙，婶子插话说：“高校长去世，还有20个月的工资补偿，加上各项丧葬补助，一共也有七八万呢，他闺女给你多少？”这位婶子是个退休老师，对公家人的这些政策，她清楚。
母亲还没说话，周海涛先开了口：“一分钱也不要，咱不图稀人家任何东西，有多少，都是人家的。”
婶子一听就说：“你这傻孩子，虽说在一块儿搭伙过日子，可你妈洗衣做饭，里里外外伺候老头这么多年，就是请个保姆，也要给个钱吧！”
“我妈的生活，我们姐俩儿都能担当得起，而且还要让她过得好好的，真不图人家的钱，别到时候弄得不愉快。”姐姐说，“谢谢婶子，知道您也是一片好心。”
婶子啧啧有声：“真是俩仁义孩子，可要想好了，身份证一还给人家，可就没有什么可拿一把的了，到时候干吃亏。”她想了想，又说：“其实也不能说那些钱就应该是他女儿的，你妈他们是事实婚姻，多少不应该给老太太留下点什么？”
母亲已经找到了钥匙，边开锁边说：“老高前一阵子跟我说，十几年没给我买过一样东西，回头给我买个玉镯子，就是前院张嫂戴的那种，据说一万多。头几天还说存下来一万多块钱，等有了空带我到县商业大楼一层去挑，可没来得及就走了。今天，我跟他弟弟说了，那一万块钱留给我，因为老高许过这么一个念想，他们家爽快地答应了。”周海涛张了张嘴，没有说别的，既然高校长有这么一个许诺，一定让母亲心里暖暖的。
抽屉打开，有个破旧的笔记本，夹着各种各样的收据，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不少东西。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倒出里面的东西，身份证，户口本，医疗卡，诊断记录，等等，还有两个存折，都摊在桌子上。
母亲拿起存折看，什么也看不懂，就递给周海涛。
周海涛拿起来，一个是高校长的工资存折，每个月都有三千多的收入，到账一两天就取走了；另一个是活期存折，每个月都会把除了零花之外的工资存
进去。
母亲拿起第二个说：“就是这个，老高跟我念叨过，他每次开支后都把工资取了单独攒起来，够一个数就给他女儿送过去。现在看看还有多少，是不是留着一万多给我买镯子？”
周海涛拿起来仔细看，存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可以想象這些年每个月开支后，高校长都揣着它坐车到县城银行去。他坚持一个人坐上小巴去，死活不要母亲陪，特别是脑子栓过一次后，腿脚又不好，一趟一趟也真不容易。
翻到最后一页，周海涛看到最后一行的余额，只有七十多块钱！
母亲不信：“老高亲口跟我说的，还有一万多啊，就是留着买镯子的。”她的声音一下子发抖，脸色也发灰了。周海涛又拿过本子仔细看，每当攒到一万多的时候，就把整数取走了，用母亲的话，就是给他女儿去送钱。这最后一次，就在月初，也就是离他去世刚刚半个月。
母亲一拍头，说：“怪不得月初，有天晌午做好了饭等不到他来吃，还以为到村外遛弯儿了，让我心急火燎一通找。半下午他自己回来了，说是打了出租车去甄庄了……”母亲的声音里有了哭腔，“这老头子，许得好好的，说是攒够了钱给我挑镯子，我见他回家估摸又去送钱，就问他是不是去送钱了，给我来了句‘没去送，给你留着呢’，跟我撒谎说只是回去拿了一双鞋……”
母亲越说越气，刚才的悲伤，全变成了愤恨。
婶子拿过存折来看，撇着嘴说：“怪不得老话儿说，这搭伴过日子，都是留着一个心眼。”见周海涛瞪了她一眼，只好停住，翻翻眼，走了。
“不给，身份证，户口本，工资卡，一个都不给，看你闺女怎么去办丧葬手续，怎么去领钱！”母亲坐在床边上，恶狠狠地说。周海涛拉住她的手，说：“娘，你不是说他最近几年有点儿糊涂了吗，也许不是故意的。” 的确，最近两年，不止一次听母亲说，高校长患上了老年痴呆，脑子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脾气还特别拗。有次周海涛回家，看到高校长正怄气，说自己的五百块钱丢了，还对母亲说：“谁拿了心里有数，别以为我不知道。”
周海涛气坏了，正要跟他理论，被母亲拉到一边说，别跟他一样，他糊涂了。已经这样闹了好几次了，他把放钱的地方忘了，就发脾气，说是家里进了小偷。有时候还怀疑是母亲拿了他的钱，说了不少刺伤人的话儿，好在母亲不跟他一般见识。可他还是牛脾气，等清醒了，回过神来，也不承认，从来不说软话。母亲哄他好像对待一个孩子。
“好歹是个十几年的伴儿，心里就真没个念想？”母亲伤心地说。
周海涛劝她：“有没念想，不在这点钱。再说，天底下的父母，没有一个不是首先想着自己孩子的，对孩子的爱天性就是这么自私。您不也一样，处处把我们姐俩儿摆在前头。”
姐姐递过毛巾，让母亲擦脸，还说，“甭伤心了，镯子，回头我给你买。”
母亲抽噎着：“这算怎么回事啊，他说得好好的……”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一辆带后斗的小货车停在家门口。高校长的弟弟从车上下來，满脸没有悲伤，却带着温暖的笑意，透露着谨慎。他一坐下来，就夸母亲的为人，感谢母亲那天晚上为抢救高校长所做的努力，然后又夸周海涛姐俩昨天专程吊唁，都是懂事的孩子，最后说：“因为急着要给我哥去办理一些手续，所以把证件和……”
母亲拿起塑料袋，淡淡地说：“都准备好了，身份证，户口本，医疗卡，存折，都在。”
高校长弟弟显然在来之前，做了好多准备，说不定还跟他的侄女——高校长的女儿商量了对策，怎么把证件拿到手，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也许他们也有最坏的思想准备：如果高校长的证件被扣下了，该怎么办？
母亲接着说：“昨天跟你说的那一万多块钱，老高取走了，他月初回了一趟家，估计给带回去了吧？”
高校长的弟弟支吾了一声，装作惊讶地说：“我不知道，没听说啊。”目光却一直在塑料袋上，一拿到手，就打开拿出那沓证件，一件一件看。
母亲指着那本存折，说：“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上面没钱了。”
一沓证件翻遍了，确认没有遗漏，高校长的弟弟才尴尬地笑了笑，说：“是吗？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然后把塑料袋团成一团，放在口袋里，捂了捂，再没说别的。
还真让那个婶子说中了，一旦证件交出去，就什么想头也没有了。不过周海涛心里还是放松了很多，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想头。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毕竟没碰上那种胡搅蛮缠的主儿，如果不承认收到钱——不仅这一万元，而且是这些年里所有收到的钱，再跟周海涛追索，那可就腻歪了。人不在了，谁给你证明高校长把钱取出来后送回了甄庄？
周海涛又为自己开始的“杞人忧天”觉得可笑，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无理取闹、泼皮耍赖的人呢？
母亲让周海涛去带他们装车，把五个包袱都搬到车后斗上。临开车的时候，母亲问：“哪一天出殡啊？”
高校长的弟弟愣了一下，说：“初七。”接着有点担心地补充说，“你就别去了，那场合乱糟糟的，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母亲不容置疑地说：“我要去。”
高校长的弟弟挠了挠头，有些狐疑地说：“你别去了……”然后示意周海涛去劝劝。周海涛知道他是担心母亲万一到葬礼上去提一万块钱的事儿，弄得下不了台。
周海涛拉住母亲的手，劝她别去了，这几天没怎么休息，本来身体也不好，他还真有点担心。母亲像个孩子一样执拗，坚持要去。
高校长的弟弟无奈地撇撇嘴，上车走了。
“那好吧。”周海涛说，“那你要好好的，到那儿不要提任何关于钱的事儿。”
母亲忽然间哭了，看着空空的屋子说：“我就是想去送送老高，不会添乱的。我们搭伙十几年，好也罢，歹也罢，总归是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