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壹
在新武侠领域内，以金庸与古龙成就最高。但新武侠的开山之祖却是武侠名士梁羽生。
1992年金庸在香港一家书店偶然读到笔者撰写的《古龙小说艺术谈》一书，便以香港作家协会名义邀请我赴港讲武侠。由于当时办公派出境手续较麻烦，办了大半年才办成，待我1993年抵港时，金庸已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由香港作家协会主席倪匡设宴招待。
我在香港讲武侠之际，正好碰到香港书展，香港作家协会总干事谭仲夏陪同我参观书展，巧遇从澳洲返港的梁羽生，当时谭仲夏为我们作了介绍，梁羽生在1987年已移居悉尼，但他还在悉尼与香港两地各居住一段日子。我送了他一本《古龙小说艺术谈》，梁羽生先生也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三剑楼随笔》。梁羽生先生中等身材，慈眉善目，他当时已69岁，为人温厚宽容，风度如谦谦君子。他对人的亲切与随和与金庸的不怒自威截然不同。由于当时时间较短，谈得不深。
后来，我与梁羽生通过几次信，他的文笔很有古典文学根底，正如他写的武侠小说充满了书卷气与名士派风格。但他于1997年后一直定居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无缘再联系了。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广西蒙山县人，生于1924年，是世代书香门第，他青年时代在岭南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但业余时却酷爱和迷恋于中国古典诗词，他于1949年从大陆赴香港，后来在《新晚报》当编辑，他在报上写文史小品与棋话。1954年香港发生一起武林门派之争，香港太极派传人吴公仪与白鹤派传人陈克夫一言不合，相约在澳门比武。《新晚报》为满足读者需要，便找陈文统商议，请他为报社写一部武侠连载小说，陈文统思考后允应。他很推崇民国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于是取名梁羽生，写了一部《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报坛一炮打响，梁羽生首先揭开了新武侠小说的大幕，从此，梁羽生被誉为中国新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金庸一年后才写了《书剑恩仇录》。
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之后，一发不可收，又先后创作了《萍踪侠影》《还剑奇情录》《大唐游侠传》《云海玉弓缘》《七剑下天山》《女帝奇英传》《冰川天女传》等三十余部长篇武侠小说，共160多册，字数达2000万字。
1995年我参加中国武侠文学会举办的“首届武侠文学研究会评选活动”，我们共同推选梁羽生与金庸获“金剑奖”。
贰
2000年6月，我收到澳大利亚领事馆一封邀请信，总领事邀请我赴墨尔本大学讲课，并采访将在九月召开的悉尼奥运会，同时安排我依次对悉尼、墨尔本、堪培拉、阿德莱德与布里斯班五个城市作采访。阿德莱德当时正进行市长选举，我在现场采访了澳洲选出的第一位华人市长黄国鑫，黄市长特为我介绍了澳洲华人名流梁羽生先生。并说梁大侠移居悉尼后，在华人中影响最大，我便决定赴悉尼前去拜访。
我在悉尼大学文学院博士、《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的陪同下，去梁大侠寓所拜访，梁羽生在悉尼住的是一套连体式的小别墅，房间并不大，但在市中心附近，环境优雅，闹中取静。陪同他的是梁大侠的夫人林萃如女士，他们几十年相敬如宾，十分恩爱。
梁大侠谈起他最早的笔名是陈鲁、梁慧如与冯瑜宁，他用陈鲁、梁慧如两个笔名写棋评与文史小品，冯瑜宁则是《新晚报》“茶座文谈”的主持人，梁羽生还开了一个“李夫人信箱”，专门回答读者各种问题。他说：“笔名女性化，有利于与读者交流。”梁羽生还用过冯显华、幻萍等十几个笔名。
我环视梁羽生的书斋兼客厅，靠窗有一张写字台与两只书橱，墙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唐帝观，骄龙飞天，云海风鸣，广陵三魔魄震散；下联是：草莽钗联，狂侠游剑，星河影幻，武当七绝心惊还。横批是：羽生奇侠。我端详半晌，才悟出这副对联已将楼主梁羽生一生心血写的35部武侠名作的书名，嵌入其中。再看书斋与其他陈设和普通人家并无两样。梁羽生先生坐在沙發上侃侃而谈，他1950年考入《大公报》任编辑，后被香港著名报人罗孚调到《新晚报》当编辑，曾与金庸为同一报社编辑，编报之余，两人常以弈棋为乐。1962年梁羽生曾以《大公报》代表的身份参加香港新闻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因为爱好武侠与侦探，我在台湾著名企业家温世仁先生支持下，于1999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以武侠与侦探为题材的《大侠与名探》丛书，前后5年，出了21期刊物，我当场送梁羽生先生几本刊物，梁羽生先生阅读后，为之题词：“愿《大侠与名探》培养出更新一代的武侠小说作家。”
我们在梁羽生寓所合影后，又去附近酒楼小聚，梁羽生要尽东道主之谊，点了一桌菜。席间，梁羽生又说，他住在悉尼的“华人区”附近，当地华人称为“澳洲尖沙咀”，每周四中午有不少年已花甲的老人在此喝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文华社”，一起下棋聊天，梁羽生说起来展眉微笑，显得十分高兴。
《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当场送了我一册《梁羽生传》，他说梁先生是当地华人中最受崇拜的偶像，在当地华人中有梁羽生的不少粉丝。梁羽生定居悉尼后，不仅为《澳洲新报》开了一个“对联”专栏，还在华人广播电台中主持一个“说武谈文”节目，颇受欢迎。
梁羽生又插话说：“1994年悉尼作家节举办了一个‘中国武侠小说专题研究会’，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在会上见面了。”
我问梁羽生：“听说您在会上肯定了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成就？”
梁羽生回答：“我在会上讲过，对于中国新武侠小说，我只不过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作出很大贡献的是金庸。”
金庸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梁羽生曾以倪硕之的笔名写了一篇《金庸与梁羽生合论》，他认为“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词、小说、历史）的影响较深，名士气味较浓；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深。”这已为武侠评论家的共识。但总体上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高于梁羽生，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梁羽生先生，梁羽生老人也点头称是，他还说：“金庸写人心的复杂，尤其塑造反面人物行事的阴险毒辣，我实在是经历不够，或者说难以想象。”我以为这是实话。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梁羽生，是很难想象“阴险毒辣”的。
在金庸笔下，不仅有手段凶狠残忍的左冷禅、段延庆、欧阳锋、张召重，还有貌似忠厚却心如毒蛇的朱长龄，面似君子而行事阴险的岳不群，媚笑如花而手段卑鄙的康敏，总之，金庸笔下反面人物的诡秘伎俩与险恶用心，确实是厚道而有书卷气的梁大侠难以企及的。
梁羽生先生还谈到了自己喜欢的三部武侠小说，他依次说道：“《萍踪侠影》《云海玉弓缘》《还剑奇情录》，这是我创作中比较花心力的三部作品。”我问道：“在新武侠研究上，有人将金世遗排名状元，张丹枫排名榜眼，您的看法呢？”梁羽生笑道：“以武功而论，我这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与那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也没较量过，我也没法比较。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张丹枫比较单纯，而金世遗的遭遇太坎坷，感情上的波折也大起大落、动人心魄。至于读者怎么评论，只好由他们自己决定了。”
梁羽生于1979年9月以香港作家的身份，成为中国作协“文革”后吸收的第一批会员，中国作协在2004年举办首届“梁羽生杯”全球华语武侠微型小说大赛，当年梁羽生还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藏书及其书稿、书信与字画。梁羽生先生于2009年病逝于悉尼，享年85岁。
在新武侠领域内，以金庸与古龙成就最高。但新武侠的开山之祖却是武侠名士梁羽生。
1992年金庸在香港一家书店偶然读到笔者撰写的《古龙小说艺术谈》一书，便以香港作家协会名义邀请我赴港讲武侠。由于当时办公派出境手续较麻烦，办了大半年才办成，待我1993年抵港时，金庸已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由香港作家协会主席倪匡设宴招待。
我在香港讲武侠之际，正好碰到香港书展，香港作家协会总干事谭仲夏陪同我参观书展，巧遇从澳洲返港的梁羽生，当时谭仲夏为我们作了介绍，梁羽生在1987年已移居悉尼，但他还在悉尼与香港两地各居住一段日子。我送了他一本《古龙小说艺术谈》，梁羽生先生也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三剑楼随笔》。梁羽生先生中等身材，慈眉善目，他当时已69岁，为人温厚宽容，风度如谦谦君子。他对人的亲切与随和与金庸的不怒自威截然不同。由于当时时间较短，谈得不深。
后来，我与梁羽生通过几次信，他的文笔很有古典文学根底，正如他写的武侠小说充满了书卷气与名士派风格。但他于1997年后一直定居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无缘再联系了。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广西蒙山县人，生于1924年，是世代书香门第，他青年时代在岭南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但业余时却酷爱和迷恋于中国古典诗词，他于1949年从大陆赴香港，后来在《新晚报》当编辑，他在报上写文史小品与棋话。1954年香港发生一起武林门派之争，香港太极派传人吴公仪与白鹤派传人陈克夫一言不合，相约在澳门比武。《新晚报》为满足读者需要，便找陈文统商议，请他为报社写一部武侠连载小说，陈文统思考后允应。他很推崇民国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于是取名梁羽生，写了一部《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报坛一炮打响，梁羽生首先揭开了新武侠小说的大幕，从此，梁羽生被誉为中国新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金庸一年后才写了《书剑恩仇录》。
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之后，一发不可收，又先后创作了《萍踪侠影》《还剑奇情录》《大唐游侠传》《云海玉弓缘》《七剑下天山》《女帝奇英传》《冰川天女传》等三十余部长篇武侠小说，共160多册，字数达2000万字。
1995年我参加中国武侠文学会举办的“首届武侠文学研究会评选活动”，我们共同推选梁羽生与金庸获“金剑奖”。
贰
2000年6月，我收到澳大利亚领事馆一封邀请信，总领事邀请我赴墨尔本大学讲课，并采访将在九月召开的悉尼奥运会，同时安排我依次对悉尼、墨尔本、堪培拉、阿德莱德与布里斯班五个城市作采访。阿德莱德当时正进行市长选举，我在现场采访了澳洲选出的第一位华人市长黄国鑫，黄市长特为我介绍了澳洲华人名流梁羽生先生。并说梁大侠移居悉尼后，在华人中影响最大，我便决定赴悉尼前去拜访。
我在悉尼大学文学院博士、《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的陪同下，去梁大侠寓所拜访，梁羽生在悉尼住的是一套连体式的小别墅，房间并不大，但在市中心附近，环境优雅，闹中取静。陪同他的是梁大侠的夫人林萃如女士，他们几十年相敬如宾，十分恩爱。
梁大侠谈起他最早的笔名是陈鲁、梁慧如与冯瑜宁，他用陈鲁、梁慧如两个笔名写棋评与文史小品，冯瑜宁则是《新晚报》“茶座文谈”的主持人，梁羽生还开了一个“李夫人信箱”，专门回答读者各种问题。他说：“笔名女性化，有利于与读者交流。”梁羽生还用过冯显华、幻萍等十几个笔名。
我环视梁羽生的书斋兼客厅，靠窗有一张写字台与两只书橱，墙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大唐帝观，骄龙飞天，云海风鸣，广陵三魔魄震散；下联是：草莽钗联，狂侠游剑，星河影幻，武当七绝心惊还。横批是：羽生奇侠。我端详半晌，才悟出这副对联已将楼主梁羽生一生心血写的35部武侠名作的书名，嵌入其中。再看书斋与其他陈设和普通人家并无两样。梁羽生先生坐在沙發上侃侃而谈，他1950年考入《大公报》任编辑，后被香港著名报人罗孚调到《新晚报》当编辑，曾与金庸为同一报社编辑，编报之余，两人常以弈棋为乐。1962年梁羽生曾以《大公报》代表的身份参加香港新闻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因为爱好武侠与侦探，我在台湾著名企业家温世仁先生支持下，于1999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以武侠与侦探为题材的《大侠与名探》丛书，前后5年，出了21期刊物，我当场送梁羽生先生几本刊物，梁羽生先生阅读后，为之题词：“愿《大侠与名探》培养出更新一代的武侠小说作家。”
我们在梁羽生寓所合影后，又去附近酒楼小聚，梁羽生要尽东道主之谊，点了一桌菜。席间，梁羽生又说，他住在悉尼的“华人区”附近，当地华人称为“澳洲尖沙咀”，每周四中午有不少年已花甲的老人在此喝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文华社”，一起下棋聊天，梁羽生说起来展眉微笑，显得十分高兴。
《梁羽生传》作者刘维群当场送了我一册《梁羽生传》，他说梁先生是当地华人中最受崇拜的偶像，在当地华人中有梁羽生的不少粉丝。梁羽生定居悉尼后，不仅为《澳洲新报》开了一个“对联”专栏，还在华人广播电台中主持一个“说武谈文”节目，颇受欢迎。
梁羽生又插话说：“1994年悉尼作家节举办了一个‘中国武侠小说专题研究会’，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在会上见面了。”
我问梁羽生：“听说您在会上肯定了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成就？”
梁羽生回答：“我在会上讲过，对于中国新武侠小说，我只不过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作出很大贡献的是金庸。”
金庸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梁羽生曾以倪硕之的笔名写了一篇《金庸与梁羽生合论》，他认为“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词、小说、历史）的影响较深，名士气味较浓；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深。”这已为武侠评论家的共识。但总体上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高于梁羽生，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梁羽生先生，梁羽生老人也点头称是，他还说：“金庸写人心的复杂，尤其塑造反面人物行事的阴险毒辣，我实在是经历不够，或者说难以想象。”我以为这是实话。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梁羽生，是很难想象“阴险毒辣”的。
在金庸笔下，不仅有手段凶狠残忍的左冷禅、段延庆、欧阳锋、张召重，还有貌似忠厚却心如毒蛇的朱长龄，面似君子而行事阴险的岳不群，媚笑如花而手段卑鄙的康敏，总之，金庸笔下反面人物的诡秘伎俩与险恶用心，确实是厚道而有书卷气的梁大侠难以企及的。
梁羽生先生还谈到了自己喜欢的三部武侠小说，他依次说道：“《萍踪侠影》《云海玉弓缘》《还剑奇情录》，这是我创作中比较花心力的三部作品。”我问道：“在新武侠研究上，有人将金世遗排名状元，张丹枫排名榜眼，您的看法呢？”梁羽生笑道：“以武功而论，我这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与那一部小说中的大侠，也没较量过，我也没法比较。从人物性格上分析，张丹枫比较单纯，而金世遗的遭遇太坎坷，感情上的波折也大起大落、动人心魄。至于读者怎么评论，只好由他们自己决定了。”
梁羽生于1979年9月以香港作家的身份，成为中国作协“文革”后吸收的第一批会员，中国作协在2004年举办首届“梁羽生杯”全球华语武侠微型小说大赛，当年梁羽生还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藏书及其书稿、书信与字画。梁羽生先生于2009年病逝于悉尼，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