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个生命高度自觉的时代，从建安到正始，从两晋到齐、梁，生命的价值观和人生的情调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在这纷繁涌动的生命意识思潮中，魏晋的士人面临生命价值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临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生命本身短暂的矛盾，体味着生命的极度卑微与极度尊贵。在这种自觉的生命认识体里，有忧时伤生的情怀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其流淌的基调却是苍凉的悲剧意味。
　　阮籍、嵇康最能代表这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在这一段类似战国的时代里，玄学兴起、佛教传入、道教兴盛，儒教学说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加上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宽松政策，以至于各种流派、学说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时空，玄学诗、山水诗、田园诗等各种诗派竞相出现，许多学说与流派都一致对频繁的战争、倾轧的政治、生命的脆弱、人生的苦短等等问题做了探寻和回答，他们或邺下放歌，或竹林酣畅，或兰亭流觞，或南山采菊……所产生的浓郁的悲剧意识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
　　在这之前，曹植做着同样的徒劳抗争，沾染着同样的悲剧色彩。魏晋的文化基调、生命情怀和魏晋人士的人生态度，以及在每一寸时空都燃烧着理想、感伤和悲剧的色彩，在曹植的身上都可以看到。
　　曹植自幼颖慧，年十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这也是文人在清高之余放荡不拘的表现，由文化基因诱发。但这种行为却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这是政治基因作祟的结果，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得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
　　与曹操相比，曹植的生命天地就要小得多，逼仄得多，那只能算是生命的酒窖。即使很小，那也是芳香四溢，醇飘千古。曹操的诗歌是建安文学大气的骨架，曹植的诗歌，却是这骨架上润滑细腻的肌肤，他让建安文学丰满滋润，保持了一副华贵的尊严。
　　这个被冠以了天才诗人的人，其人品、诗歌、生活都充满了自然的灵气，显得纯净、清绝、高雅，他以艳丽的形式表现崇高的志向和悲剧性的生命意识，将志向和悲剧意识融汇在方块型的优美的诗歌天地里。清绝的志向和富丽堂皇的悲剧相交，更增添了曹植精神家园的悲情意识。
　　曹植的前期作品慷慨激昂，充满建功立业的热情；后期作品低徊哀怨，抑郁悲愤，具有浓郁的悲剧性的生命意识。从幽谷的孤凄到浪峰的豪壮，再以舒缓的顿悟作结，一波三折后归于顿悟的舒缓，恰如道家的“禅定”，这也暗合了曹植晚期以老庄哲学寻求解脱之道的实际。这种寻求解脱之道的实际，与他和曹丕的争储离不开，但曹植的骨子里流淌的是无意于政治的血液，可作为幕僚的杨修、丁仪、丁虞总是使用让曹操看不起的“手段”，这必然失败的政治斗争必将给曹植带来打击。所以强硬的政治对弈对温文尔雅总有一种报复；粗砺的历史进程对雍容华贵总有一种打击。幕僚们过分使用“手段”来打扮曹植，最终只得使曹植怀揣理想无奈地走向悲剧。
　　如果政治无意义于曹植，那他发愤图强就是一种叛离，顺应于诗歌的灵性反而会在时间的流逝里变得韵味十足。再者，如果让曹植走向政治，对他就是一种骚扰，是一种干涉，也是一种伤害。所以，用一厢情愿的政治愿望来挽救曹植，都是徒劳，反而会酿成人世间巨大的悲剧。因此，就让曹植在每一次的吟诵中自己激发深远而浩大的生命叹息，用诗歌救赎自己，抚慰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理想不能实现的失落灵魂。就如他所言：“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他的生命既然有了诗歌的韵味，就不必用善意的政治生命去堆积他的重量。
　　蛮横地将生命推离原来的轨道是一种背叛，强硬地将生命拽向另外一种高度是一种罪过。
　　曹植不可能从政的诗歌性格一定会产生悲剧意识，性格与现实的落差使一个超绝的诗歌生命拙于政治选择，一个感人的精神系统和灵魂系统往往会在政治的泥淖当中无以自拔。但曹植却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政治责难后转而吟诵出世间最动人的诗句，政治漩涡并没有耗散他的生命，而诗歌天赋反而提高了他生命华美艳丽的格局。他“好摹仿，好修饰，开启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钟嵘《诗品》这样评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后代诗词无法超越他的华丽与艳丽。曹植用这种艳丽构建的精神别苑保持了诗歌生命的高度。他大胆地放纵张扬色彩美学，虽然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不少喜欢华丽，但中华美学的元典却是单纯与自然。这种大胆的背叛而获得的高度，可以用后人无法超越来证明。
　　曹植经常孤立无援，经常低落无奈，悲剧意识往往袭上心头，故此，他的诗歌就经常表现这种悲剧感，与屈原形成了相互对应，可以说，此二人同为悲剧性诗歌的知己。引起他们这种情感的原因很明显，就是人在恒久流动的时间长河面前的弱小无力的伤感。
　　生命时间的转瞬即逝，现实的悲惨遭际，执着的理想追求，生命价值的无径可展，使曹植产生了激越奋发、不可遏制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诗歌也因此成为他生命价值最重要的追求和寄托，成为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充斥在他的精神别院里。就让他安居他的精神别苑吧，那里浩荡而精致，强悍而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