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中，当发展被简化为空间的扩张时，不可避免地失去尺度，把人的日常也带入无度：超出人舒适度的通勤已经警示问题，城市本身却仍旧需要继续通过纵横的延展来维持发展动力，一座座巨型但空洞的现代城市膨胀、变成机器，与产业兴衰生死与共;空间和人都被物化，居住变成一种获得使用权的消费，人在城市的生活围绕着“工作一债务”为中心，继而甚至被异化;这种失去自我的都市生活被预制在一种固定的、缺乏生机的格子中，人享受到了使用权却无法获得自己所处的空间事务主张和行使各种权利，并在这种未获得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城市空间事务参与的感知力和能力，反过来需要更多的中间者代行使，又强化了标准化的规制。
　　这些困境并不仅仅是中国特色，放大至世界都市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开始时陆续出现，但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结构性的问题与模式，是在以汽车和摩天大楼为基础的都市模式成为发展的样板之后。但这仅仅是表象，因为都市问题由来已久，齐美尔据此断言都市截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人的个性被货币经济以及据此构建的理性主义，压制在一个个精确的计划中，“紧张感”充斥于个体内心与社会表面，形成了都市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各种冲突和复杂问题。
　　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提出“人进入城市的权利”的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为这些都市问题指向了另一种可能，即建设、工业、扩张等一切以生产为核心的城市发展，并不是真正的都市社会，它仅仅是一个过程。以生产为目的，造成了都市困境。他把问题聚焦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城市的关系，以及城市是谁在建、为谁而建、建成什么样。他希望城市能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以及以人为纽带（而不是生产），使得城市变成社会主体性的都市社会（societe urbaine），为理解“现代城市”提供了社会学基础理论。
　　列斐伏尔早年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战”结束后西欧的城市化使得其开始转向思考具体的社会问题。当时在都市主政官、精英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中，流行着一种普遍的纽约式的“现代城市”梦（经济分工严密、以生产和效率优先的现代城市），即使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在二十年代被否决，野心勃勃的精英人士仍试图以经济发展为名再造法国都市。他们提出的图景诱人：家家户户过上有花园的大公寓生活，高楼住宅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公民，甚至包括外来者生活在城市的权利。光这两幅图景就足以打动那些活在城市边缘的公民。虽然西欧社会有强大的市镇自治传统，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迅速发展，统治者为这幅图景提供了国家保障住房权，现代城市建筑和规划技术占据主导，而从战前就已经孕育的公租房、工人住宅等属于保障性质的住房，得到了扩张和支持。一般左翼知识分子对此很难提出完全反驳的理由，仿佛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现代城市的图景正逐步实现。
　　对这种美好想象，列斐伏爾是审慎的，他看到的不仅是阶级斗争、平权以及人是否真正获得保障，也不仅是城市本身的扩张所带来的对乡村社会的剥夺，以及城市空间内部的不平等导致的隔离、异化等新问题，而是在回到城市的社会逻辑、人和空间的根本关系上重新进行审视，他发现，当物化的空间或者说是“城市化”本身，变为一种发展目的和终极目标时，城市最重要的主体——人的位置变得摇摆不定。
　　列斐伏尔发现十九世纪这场由王公贵族、精英工程师、文人主导的城市运动，虽然铸造了一个作为永恒之城的巴黎，但代价巨大，原本以各种方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手工业者、艺术家、工人、普通市民被驱逐出巴黎，使得巴黎成为投机者、权贵的空间。而且，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榜样。“二战”后，巴黎周围市镇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以发展为名被纳入到和巴黎各条大道相连接的都市与街区网络中。列斐伏尔发现这场建设热潮，并未解决为谁而建的问题，反而一如既往地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空间制造，写字楼、商业中心等，替代了被搬离城市的大烟囱工厂和工业设施，人们获得了住房。传统的压迫、剥削等资本主义控制人与社会的特征似乎表面上消失了，但人们被带入了一种钟摆式的生活、一架精密的生产机器中，人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被计划和安排好的。这种机器化的城市人会出现什么后果？列斐伏尔对此做出的诊断就是“异化”，即人为何在城市中无法建立主体性的问题。
　　一种异化是鼓励人民进行消费，用消费控制个体。列斐伏尔同意把商品消费作为批判对象，但抵抗消费远远不够，他转向批判空间作为生产工具对人的异化。他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出新型的异化特征，即人被以“现代城市”为表征的空间生产迷惑了，人仍旧被控制在无休止的生产体系中才能生存。居住权虽然得到了缓解，但这种权利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交出自己一生为支付成本的。
　　还有一种异化是城乡隔离。需要提及的是，在列斐伏尔那里，隔离并不仅仅是结果，还是原因。把城乡隔离视作一种当然，或者把城市化本身作为解决城乡隔离的手段，会导致另一个问题：郊区化，人停留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地带，进不了，也回不去。在这个逻辑中，根本原因仍旧是现代城市是作为基础生产机器和生产单位出现的。生产吸引了农民抛弃乡村，造成乡村的凋敝，但生产的城市即使为这些想进入城市的人提供了住房，但无法提供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城市身份，农民在现代城市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基于这些问题，他判断当代城市仍旧是一张高度严密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网络。商业城市在工业革命前以农业产品为基本纽带，再经过工业化时期的快速扩张，十九世纪开始形成基本模式的建构，并在二十世纪更大规模的人口进入城市时，使“现代城市”变成根深蒂固的系统和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还是精英主义的，它是那些进行探险的技术官僚、专家、知识分子“设计”出来的，居住者的权利变成了一种代议。
　　从这点来看，列斐伏尔是反柯布西耶的，也就是反工业化的、功能主义的城市系统，更准确地说，反对把生产关系或者技术条件作为城市化的基本原理。柯布西耶的现代住宅和城市理论暂时缓解了一些矛盾，如资本主义国家中大量平民的住宅空间平等问题，甚至在苏联，也用柯布西耶的空间技术解决了大量进城人口的问题。但若以列斐伏尔的城市权理论来看苏联的城市实践，其以国家为动员力量把城市作为各种生产单位组合，表面上消除了资本主义要素，工人获得了权利;但这种空间营造仍旧是生产性的，最终反过来破坏的是工人作为“人”的长期福祉，包括官僚主义借助这些生产单位对人的控制、对生产和市场的机械反应导致对经济生活的破坏，这在历史中也已不断证明。
　　面对以工业化、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城市营造和发展，如何既要让城市维护一种生产功能，又回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列斐伏尔在《人进入城市的权利》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那里，城市分为生活的城市与现实的城市，“人接近城市的权利”，并不仅仅是政治法权本身，而是“城市主体的人一城市权”，使人回到城市的内部、中心。这并非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还是各种事务的中心，城市不是为资本或生产，而是为人来设计、建设的。同时，都市社会回归人本与人文。他认为城市的发展只有把人放在至高无上的营造法则，才能实现人进入城市内部并以主体存在、生活其中，并参与创造城市空间的过程，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主体。
　　虽然批判生产，但列斐伏尔把“城市权”问题指向空间生产，认为空间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空间生产取代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成为资本控制人与社会的载体。在《空间生产》中，他把城市权的最终出路引向具体的空间革命中。这和他在《城市革命》提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城市空间容量本身并不是由一个空间的承载力决定的，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即制度的关系决定了城市空间对人和生产的容量。因此，城市的革命需要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体系进行革命。
　　列斐伏尔“人进入城市的权利”等理论对欧美的城市社会学以及城市规划学科影响至深，大卫·哈维的城市权和空间理论对列斐伏尔有所继承，米歇尔·塞尔托受他启发完成两卷本的《日常的发明》，这和列斐伏尔一九六八年提出的通过日常生活和消极的现代性抗争是一致的。不同于塞尔托的是，列斐伏尔跳出了既有事物秩序的视角，在《节奏分析的要素》（一九九二）中提出都市节奏问题，在美学视角构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另一个维度。当然，国际情境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种更虚无的可能：现代社会与城市将陷入一种更深的控制。诸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就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商品拜物教并不过时，反而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空间中真实的社会生活变得景观化。
　　这些问题在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着反观之意。列斐伏尔的城市理论迥异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建城法则，但对于有着丰厚人文主义历史遗产、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中国来说，六十年前“人进入城市的权利”的倡议，以及日常生活等理论，或许都为我们提供了需要反复探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