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晓峰，从战争中走来，至今已有70个春秋。我们结为夫妻，也已63个年头，是老夫老妻老战友了。
　　70年间的风雨坎坷中，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相依为命。年轻时，我们在战场上团结奋战，一致对敌，直到胜利。我曾写过《初踏战争岁月的医务战线》，记述上世纪4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的烽火岁月，我俩在一条战壕里战斗，在一口锅里吃饭，相依为命。我们从江北到江南，从江苏到福建，年老后为家庭、为生存奋斗，同样是相依为命。我当年在部队医院传染科工作，那时住农村，谈不上防病隔离，别说是人，连驻地群众家的狗都患了肺结核病。加之工作任务重，生活条件差，1962年，潜伏在我身上的肺结核爆发了——开放性、传染性，我必须立即住院、必须严密隔离……当时我们是四口之家，两个孩子都才三四岁。怎么办？晓峰凭着军人气概毅然送我入院。我在遥远的闽清传染病院一住就是两年多，在此期间从未回家一次，直到疾病根除出院。每个星期天，他都带着孩子到医院探视一次，饭不敢吃、水不敢喝。在晓峰的“相依”精神下，公务事、家庭事，一切都划上了圆满句号。
　　相依为命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正能量。我今特用《相依为命 激情感怀》为题，书写最近发生的令我不能忘却的记忆：
　　去年7月，一个周六的中午，孩子特意趋车带我们到江滨渔村避暑、品尝海鲜。晓峰还有个期待——要到这个渔村再读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一进这家海鲜楼，海潮带着江风，满楼宾客都兴高采烈，唯独我冷得不行。下午一到家，我就倒下了，起不了床，吃不下饭。起初，我俩都不以为然，孩子按計划回了北京。周日上午晓峰外出回家后，见我全身木木的，两眼呆呆的，两腿一动也不动，立即要车送我到机关医院急诊。我当时40度高烧，被诊断为深度肺炎、陈旧性结核，转入“重症监护室”，晓峰接到了我的《病危通知书》。
　　如果我在那天无人相依或不送医院急诊，就十分危险了。直到现在，晓峰一想到此，就要掉泪，既是掉惊险泪——无依没命，太险！也掉高兴泪——有依得救，高兴！除此之外，当然也还有老年危机感的泪！
　　这次住院时晓峰天天来看我，有时他被允许进病房了，我却因高烧而不认识他。后来，只要我“不认识”他了，他都会掉泪！俗话说军人流血不流泪，这种“流泪”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这自然是“相依为命”的悲情、深情和激情啊！
　　后来我转入正常病科，环境改善了，还请了护理工，但近一个月时间，晓峰和孩子还是天天来探视我，天天给我送吃的，以致病友和护工似乎都对我这个家庭有一种钦佩和赞誉。自我这次病后，晓峰对我的关爱更加无微不至——上下楼梯要扶着，横跨马路要牵着，风扇空调开关都要管控着，特别怕我再吹风受凉。
　　我们都是近90高龄的抗日老兵了，之所以能度过这些风雨坎坷，与实践说了多年的“夕阳人生”格言很有关系。这就是：不老的希望，辩证的思维。理解社会、善待夫妻、以和为贵、相依为命、运动延年、笑对人生。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责任编辑 魏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