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处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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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在有限的“忽然”里,我无限地将心力置于平凡朴实的写作之路上,转眼30载,一如既往。事非经过不知难,一路如此固执不化、坚忍不拔,竟无恣肆搁浅,现回头遥想,实觉不可思议。
  少年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我走上文学道路,最要记得的人是先父。先父乃民国中学生,在闭偏一隅的深山远村,算是有学问的了。客家地区半耕半读的文化特性,在父亲身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直到驾鹤西去前两年,他都嗜好读书,几乎手不释卷。少时和父亲同床,最深的记忆,便是伴着摇曳的洋油灯下的翻书声入梦。
  久而久之,受了父亲的熏陶,乱翻书是必然,夜雨孤灯乱翻书也是司空见惯,当时家中物质匮乏藏书不多,因此我还常常随父亲步行十几里去借书。后来识字渐多学有长进了,潜移默化中,便也似懂非懂地翻阅父亲的书。这样,倒也开启了通往知识殿堂的门,一发便也不可收拾。小学毕业前,就把三国、水浒、西游以及说唐、说岳等粗读了一遍。父亲由着我的阅读兴趣,并不阻拦,就连《好逑传》这样当时的禁书也让我看,还和我分析、讨论书中人物和情节,连梁山一百零八将的绰号、隋唐好汉的排序,也记下不少。到初中,又读了“三言二拍”,还有上高中的哥哥带回的《青春之歌》,虽是囫囵吞枣,但阅读写作能力却是日有进步。
  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父亲爱写字记东西,耳濡目染中我也受之影响,自小读书就喜欢抄抄写写,对语文一科有相当的偏爱。进入初中后,在一次全校性作文比赛中,我拔得头筹,使得语文课研组长魏圣佑老师刮目相看,还抬爱把我这篇作文投稿给报社。事微而获益大,虽未见报,但我却知晓了世间有投稿一事。魏老师是我文学之路上需要记得的第二人。
  1984年中考结束后,怀着对母校上坊中学的依恋,我在暑假劳作之余,一气呵成名为《校园里的油桐树》的习作,心痒痒的想着投稿。该留什么地址呢?虽然当时录取通知书还未到,我却胸有成竹相信自己能够上武平一中,乃以此为通讯处。如愿进校园不到两周,我便有了所谓的处女作。捧看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印字赫赫在上,那份高兴劲儿真没法形容。此后,时有稿费单飘来,天南地北的慕名信隔二连三飞来,某天竟达20多封。那时报刊少,能在一纸方寸中印上自己的蜿蜒方块,还真让他人好生佩服,惹来了众多“鹰钦燕羡”。1986年某月的三笔稿酬合起来竟逾百元,高过老师的工资了。收发室的老大爷神秘地告知,学校有位肖老师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我看他的稿费还没你多呢!老大爷侧目之余,专门为我开了个可以带锁的信箱,让我享受老师的待遇。
  我的写作和发表欲望特别强烈,原因之一是家庭的困顿,穷则思变,我急欲挣脱贫穷的藩篱桎梏,想用稿费来养活自己,减轻父母的负担。高二课余兼着暑假,我还编了本名为《青年文史知识日读》的书,逾30万字,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给了大名鼎鼎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书稿很快被退回,但编辑复信中肯定了里面尚有佳篇,建议我有选择地投给一些报刊。我看上了广东一家名为《文艺与你》的杂志,一来二去的投稿,竟受到杂志副主编杨永权老师的注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杨老师虽公事繁忙,但依然会抽空与我通信,为我解疑答惑,即使他被调往《广州文艺》后,仍未中断与我的通信。对我的每一篇习作,他几乎都看,都提出中肯的意见,有时洋洋洒洒就是几页纸。除了和我谈文学,谈写作,还谈人生,每月我都能收到当时号称“文学期刊四小名旦”的《广州文艺》。杨永权老师进一步激活了我的文学梦想,他是我文学道路上需要感恩的第三人。
  高考遭遇了“滑铁卢”,虽知祸根在写作,但复读不久,离家时那些对父母和兄长信誓旦旦保证不写稿的话又被抛诸脑后,我发现我之热爱写作实与生计无大关联,而是因吾一介书生者,腹怀拙见,如若封藏就觉如骨哽喉,岂能不吐!当一班小学弟小师妹慕名聘请我担任文学社的顾问时,我还是欣然答应了。让我感动的是,几位小学弟小师妹的父母特别支持文学社,有的还帮助油印小报,非但不忧虑我带坏他们,还说:有文学梦想和追求的人,怎会不求上进呢!若干年后,我和业已成为知名文学教授和著名记者的这帮学弟相聚,回忆文学发烧友那段岁月,莫不开怀,还一致认为是热爱写作、追求文学才有今天的成绩。
  好歹被扩招上了高校,进了非心目中的专业,我不忍年迈体弱的父母再为上学费用发愁,决心用稿费养活自己。我所定计划是,上午全心学专业,没课的下午和晚上就外出采访或写作。还组织发起成立了文学书社,主编起了文学刊物。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抓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热点问题,采写了一系列小报告文学,陆续在报刊上亮相。为了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我还利用假期外出,在成都拜访文学名家周克芹、流沙河,在厦门拜访诗人舒婷等,聆听他们对文学和人生的见解。
  此时的写作,大有文学打工的况味,什么题材来钱快就写什么题材,全无主攻方向,但毕竟让我能靠着稿费基本自食其力度过大学生活,还提前走出了校园,了解了世间百态,充实了精神生活。大名鼎鼎的孙绍振教授和陈章汉先生都说我是根早发芽的好苗子。
  感谢文学,感谢写作,让我这位毫无背景,且和县里签了“卖身契”的合同生,能靠着发表和未发表的几十万字习作留在省城,成为当时教育界的一桩奇迹。
  
  18岁那年,一帮学弟师妹为我庆生时,豪情万丈的我立下壮志,要在生命的第二轮出书。誓言和梦想不敢轻易忘怀,我在1992年深入上杭县才溪乡,结合历史和现实,为这个当年中央苏区的第一模范乡和将军之乡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与故土》,为24岁准备了一份厚礼。同年我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福建省分会(后改名为福建省作家协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
  在接触一些大人物并参与某些写作后,省里领导有意把我作为秘书人选。诚然,这是走仕途的捷径,多少人求之不得。此时,于我有恩的单位老领导已退,按理可往高处走了,但写作却使我欲罢不能,当秘书既没有个人时间,又没有自我,与写作爱好大有冲突,遂婉谢。   拒绝着各种诱惑,在写作百花园里耕耘着,1999年,30岁的我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连续八年为闽籍会员中最年轻者),旋于新世纪之初出席第五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在文友们艳羡的目光中,我却发现了自身的差距、缺陷和种种不足。文学星空灿烂,我断断还没成为星,身上那点微光,不过是被星光反射而生。在中外经典大师和他们的作品面前,我只是个学生,虽然没有匍匐,但毕竟还要仰视。
  “汪洋如海的信息将会使人类变得被动自私,真理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人类将会毁了他们热爱的东西。”1932年,英格兰作家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曾如此预言,没有想到一语成谶,此际的社会,文学的轰动效应已消失殆尽,文学被边沿,被忽视,文学青年被嘲笑,作家和文章不值钱。官场、商场,歌星、影星及一脱成名等成为热捧。许多人找不到北,没了主心骨,文学同道挥手自兹去,但我没有彷徨,更没改弦易辙,我觉得,恰恰这个时候,是文学的有为时代,“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远离浮躁、功利,写作正当此时,我愿做文学麦田里的守望者!
  杰拉尔德·克拉克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著文:“文学大厦像往常一样处于年久失修的状况。诗歌萧条,小说仍处在詹姆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影响下……但是慢着,天空闪出一道光芒,传记生机勃勃,尽管传记的旗帜不能在大学英语系的上空飘扬,评论家也不大像他们应该做的那样为传记捧场,但我们仍进入了传记的黄金时期。”这仿佛是从高处照亮的一道光,鼓励我坚守着传记的写作,20多年下来,不觉已有近千万字的作品问世,甚至我近年在考虑转型写小说时,读者和朋友都为我捏一把汗,怕是“久假不归”。
  伏案操觚,文学的,非文学的,都是写作,何必在意孰轻孰重。文学的写作让人放松些,在虚构中穿行,恣肆汪洋;非文学的写作,譬如历史,譬如传记,就得严谨。两种写作兼有,两种情境皆知,皆自如,皆自在。我在写作世界里,是王者,所有的文字都是我调动的棋子和军马,任我指挥组成能看可赏的方阵。但这指挥,得有思想,有精神,有底线。
  文学给了我许多光亮,犹如一个清丽可人的少女诱导我前行,让我走着走着,也自觉或自信成了文学的人。在这其中,也患得患失了许多,有纸糊的桂冠,有腰椎劳损,有卡壳时的头痛,有实打实的利,也有他人道是自欺的精神,少了声乐,少了休闲,年过不惑仍然一如既往地做夜猫子。而后躬身自问,我的这些书写,也能给人以照亮么?纵使光亮微弱,也是矢志追求。
  文学也给我带来了亲切的关怀,它更像一个亲切而幽静的知己,悠诉着人情世故、处世之道,那些文字努力地发掘着我的每一寸心灵土地。读毕之后是喜悦,是哀愁,是反悔,是无悔……无论怎样,它终究温暖了我的心,让我认识了世界也诗化了世界,认识了许多人也认清了许多人,让我懂得了取舍,于是乎,在热烈和淡定中实实在在做人,扎扎实实写东西,从从容容过日子。没有文学,我不知自己现为何种姿态生存于世。
  文学有真义!感谢文学!
  
  岁月飘零,历经是是非非,那些皱褶成叠的光阴故事,而今都成了幸福美满的回忆。犹记当年一桩有趣的往事:大学一次早读时,一位刚从被窝里梦醒过来的同学兴冲冲地跑到教室的讲台上,当着我的面激动地告诉大家我成了著名作家的消息——这源于他昨晚做的一个梦:他在一家书店里,看到里面放的全是冠以我名字的书。
  自高一发表处女作伊始,事身文学一晃竟有30个年头。虽然先后出版了30多部书,有1500多万字问世,被嘲笑成福建码字最多的人,但我自知愚钝,高度不够,力度不逮,迄今并无什么佳构巨著。此非自谦,乃实情也。
  终究是自己的孩子,虽幼稚,却也真实,我就是从幼稚爬行到现在的。才浅本如此,何愁人嘻笑,嘲讽当自励,他年或有期!
  希腊柏老曰:“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岁月是抓不住的光影,禁不起蹉跎就老态龙钟,充斥着匪夷所思的酸甜苦辣。
  30岁前为发表,为出名,也为生计,拼命写作;30岁之后就爱写自己想写之文,近年屡有人携巨款上门求动笔,竟也懂得拒绝,也能不为所动了。因为终究是明白了一点:人生要精彩,就需不断行动,行动是一个逐渐剔除糟粕的过程,而后留下自己喜欢的事,做一个至纯至简之人。在这个过程中幸福很重要,钱乃外物,过眼即枯,懂得在嘈杂纷繁的大千世界中尊重自己的文学选择,以此享受人生,才可到达幸福终点站。
  参加工作那一年,曾作文如下:“写作属于寂寞,属于苦乐交织,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已没多大实惠,不足为稻粱谋,但我从不轻贱它。它成了我的第二生命,我的骨髓里都浸着文学的流汁。”不瞒你说,此文多少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旧味,谁能知道明天的事呢,未料过了不惑竟还奉为圭臬。写作经历,让我知道了不可思议处正是可思议处的真谛。
  甲午国庆,从新疆采风回榕,正值从文30周年纪念日,在家人和朋友的祝愿声里,心潮难已,乃草就《从文三十年述怀》一诗:
  闲云出岫本无心,黉宇青青惹诗情。
  机杼自出非有意,李杜光芒壮吾行。
  赖有先生时奖掖,愧无佳构举大旌。
  史林文苑多鹤侣,苦乐书斋月影明。
  倚天长啸寻剑舞,笑看人生把歌吟。
  三十功名尘与土,万千草叶任品评。
  不奢闻达何累物,繁花拂袖养胸襟。
  天公怜惜赠征衣,友风子雨总轻盈。
  我求成而未有成,似我者无数,渺渺我者似微尘。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文海是苦海,文学却是我的岸,以写作为桨,我不度人也能自度。我知道明天,我还会沿着文学的光亮走下去,前方是一片良辰美景也好,一方萧条陋色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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