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四卷第二百五十三页上刊载了吴晗的《题〈碧血录〉》，其全文如下：
　　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1933年2月20日 辰伯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有点愕然，似乎自己曾见到过的吴晗在《碧血录》一书上的题记，没有这样“省略”呀！
　　是的！经查史料得知，就在这一自然段之首，就被“省”掉了“上俞平伯小说史课”一句，而在这一自然段之前还被“省”掉了整整一个自然段！
　　据目前我们可以找得到的有关吴晗的资料，题记的原文应是这样的：
　　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者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次日复往，凡知不足斋丛书中之关于文史者三四十种，悉数捆载来，尽残帙不为人重，每种不过三四角即可得之，素所渴想之《梦粱录》亦于此次得之，惜为十五卷本，暇当持与北平馆藏本校补。穷儿暴富，展现垂数日，一一为著录，亦俨然自视为藏家矣，可笑亦复可叹。
　　上俞平伯小说史课，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一九三三年二月廿日 辰伯
　　不知道《吴晗全集》的编者为什么在这里要省掉这一段和这一句？
　　其实，就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二卷的扉页上就有该题记的影印件，但编者给这个影印件取名为：“吴晗学生时代的手迹。”虽说这个影印件拍得也不是原件的全部，但比《吴晗全集》第四卷第二百五十三页上刊载的这个全多了，且还可以启发和引导编者去找到更全的影印件。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影印件上吴晗的这个《碧血录》的题记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廿日”，而不是《吴晗全集》上的“1933年2月20日”。虽然后者表达的意思与前者一致，甚至比前者还要来得更准确一些，但是，为了忠于原著，保持史料的原始状态，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多此一举！
　　笔者写了上述文字，希望给有兴趣吴晗研究的学者和读者以有益的帮助，也希望《吴晗全集》在再版的时候能予以增补、修订。

二

　　曾经历任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副组长、编审、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总编辑的李侃先生在他的《吴晗与中华书局》一文中说吴晗“是……《枣林杂俎》等书序言的作者”，而又说这本《枣林杂俎》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样一个史实应该是千真万确、谁也不会置疑的了吧！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确实是一个失实的史料！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看它失实的证据吧：
　　一、吴晗要为《枣林杂俎》一书撰写序言，肯定要还活在世上才能所为吧？但事实是，中华书局的《枣林杂俎》一书是2006年4月才出版的，这时的吴晗已远离人世、作古近四十年啦！
　　李侃先生说的这本《枣林杂俎》是中华书局编纂的《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二十五种中的一种，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历史学家谈迁所编撰一本明代的史料笔记。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二十五种《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的图书中，只有四种是在吴晗在世的1959年出版的，它们分别是：中华书局1959年2月出版的（明）沈德符撰的《万历野获编》和（元）陶宗仪撰的《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4月出版的（明）何良宝撰的《四有斋丛说》以及中华书局1959年5月出版的（明）叶子奇撰《草木子》。其他二十一种全部是在1980年10月以后一版一印的。2006年4月以后又重印了上述四种，一共出版二十五种。这些资料是我在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1912—2012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中查到的。
　　二、即使是2006年4月年出版的《枣林杂俎》的序言也不是吴晗所为。
　　在国家图书馆保存本阅览室查到了这本2006年4月年出版的《枣林杂俎》，打开书一看，书卷之首除了罗仲辉的《点校说明》和两篇由古人写的《枣林杂俎序》、《题枣林杂俎》外，根本就找不到吴晗撰写的《枣林杂俎》的序言。
　　为了进一步取证，笔者曾电话咨询过现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尹涛先生。尹涛先生的回答既是断然的、也是否定的。但尹涛先生也说过，吴晗和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交往甚密，参与一些出书的策划、讨论什么的可能是有的，但为其撰写序言一事实属子虚乌有。
　　李侃先生在他的《吴晗与中华书局》一文中也“出具”了吴晗和金灿然1959年为讨论《枣林杂俎》的出版的来往信函。但迄今我没有明白的是，1959年就开始策划讨论出版的《枣林杂俎》为什么直到2006年4月年才得以出版？！
　　三、吴晗生前对谈迁是赞誉有加的。在他的杂文遗作中至少有两篇是写谈迁的，它们分别是：《谈迁和〈国榷〉》和《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是吴晗为中华书局1958年12月出版的谈迁著的《国榷》写的序言，后一篇中华书局为1960年4月本局出版的谈迁著的《北游录》选作代序。
　　最后，附带要向读者介绍一点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批判文章就像密集的雨点般向吴晗射来，吴晗的身上有一颗子弹就是这位李侃先生所为：1966年2月20日发表在当时的国家级理论刊物《新建设》1966年1～2月号杂志上的文章《批判吴晗同志关于帝王将相的谬论》。

三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二百零五页至二百一十一页上刊载了吴晗的遗著《访苏印象》一文。在该页的页脚上，有一个编者对这篇文章的题目《访苏印象》的注释，其原文如下：
　　1950年，我国应邀组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代表团团长为丁玲，副团长为吴晗、许之祯。代表团部分成员写作的访问记，后结集出版，其中有吴晗的两篇文章，本文为其中一篇，另一篇为《莫斯科的面包工厂》。 　　吴晗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市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副市长。
　　本文最先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由《进步日报》记者静远记录，后经吴晗校阅和补充。
　　在这个注释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吴晗访苏的时间到底是在1950年还是1949年？
　　吴晗访苏是去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弄清楚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是在哪一年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世界近代史的基础常识问题。童叟皆知，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1917年11月7日。那么，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就应该是1949年，而不是《吴晗全集》编者注释中说的1950年！
　　另外，有三个数据可以佐证吴晗访苏是在1949年：
　　1、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的丁玲、吴晗等著的《访苏印象》一书是1950年10月出版的，它出版在1950年11月7日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之前；
　　2、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首次发表是在1950年1月15日的《中苏友好》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上，这一条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二百一十一页，也就是吴晗的《访苏印象》这篇文章结尾的这一页的页脚，也有标注；
　　3、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二百零五页页脚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本文最先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由《进步日报》记者静远记录，后经吴晗校阅和补充。”也就是说，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的最初形式是吴晗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演讲，它肯定还在“1950年1月15日”之前。
　　第二个问题：《访苏印象》一书是不是仅仅是我国应邀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纪念典礼的代表团部分成员写作的访问记的结集出版物？
　　带着这个问题，我到国家图书馆的保存本库阅览室查阅了《访苏印象》一书。在该书的“编辑例言”中，我找到了答案，“编辑例言”说：
　　这本书所搜集的主要是我国几个代表团团员们访问苏联的印象记述。这些代表团如下：
　　一是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去年七月间，由我国青年界特别选派，专程前往参加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国际青年节的。……
　　二是去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十二周年纪念节时，我国全国总工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应苏联职工总会和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之邀，派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典礼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教育、科学等团体代表，共计十五人，以丁玲为团长，许之祯、吴晗为副团长，沙可夫、曹禺为正副秘书长，其余代表为丁西林、李凤莲、李永、许广平、龚普生、李培之、赵树理、马思聪、白杨、袁致和。……
　　此外，还有我国去年前往参加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所举行的第一次世界陆空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和今年应苏联职工工会之邀前往苏联参加五一节的我国工会代表团。
　　……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
　　一九五○年六月
　　从“编辑例言”中我们得知，《访苏印象》一书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将我国上述四个代表团团员们访问苏联的印象记述结集的出版物。丁玲的文章《苏联人》被排在该书的第一篇，吴晗的文章《访苏印象》被排在该书的第二篇、他的另一篇文章《莫斯科的面包工厂》被排在该书的第十五篇。而吴晗的《访苏印象》一文被定为了这部集子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