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谈及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当李克强说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这个数字并未令会场内外听者感到意外——虽然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从未有过的低速，但也在诸多观察家先前的预料之中。

下行的压力

　　去年，虽然动用了多种调控手段，中国经济增速依然没有越过7.5%的门槛。在此情况下，大多数研究机构和个人早已将中国今年的增速预期调整为“7%左右”。
　　其中最大的一个背景，如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是“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
　　去年9月份，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曾就这种下行压力的来源向经济学家发出过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前五的下行因素分别是：房地产投资及销售回落、制造业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风险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和外需不足。
　　对于这五个因素的走势，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判断是：除了外需会因美国经济的复苏小幅上涨外，其他四个因素均会在2015年走势疲软。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张卓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房地产总量已经饱和了。就算增加，每年新增几百万套就足够了。另外，现在实施的《不动产登记条例》也是个紧箍咒。”这个情况让房地产业的投资预期发生了变化。2015年，即便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也只是在消化存量上做文章，而不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
　　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房地产市场恢复的态势，有望在2015年得以保持，其内在的动力在于城镇化。
　　而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PPI同比下降4.3%，这已经是该指标连续35个月为负增长了，且最近几个月负值很高。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品已经连续近3年销售困难，且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没有市场需求，就没有投资的需求。张卓元说，现在的制造业，除非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其他的投资需求很小。
　　张立群说，中国经济正在从数量的快速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高的新阶段，因此产能过剩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这既与国际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关，也与中国持续多年的低水平、低成本的快速扩张到了一个转换的阶段有关。据他分析，化解产能过剩的危机或需等到2030年。
　　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上半年对3545家企业的调查结果，其中67.7%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认为需要5年及以上的企业，占到22.7%。
　　而对于“三驾马车”中另外两驾马车（消费和出口）的作用，经济学界的评价则倾向于一致。基于居民收入提高和保障制度建立的长期性，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消费会在2015年保持稳定，但会随着收入分配、社保等改革的推进而小幅提升。
　　2014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比2013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有人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初见成效;也有人说，消费占比的提高，不过是此消彼长的结果——不是消费变好了，而是投资与出口变差了。
　　经济学家对出口形势的判断大体一致，即出口的环境要好于2014年。而美国经济的复苏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权重。张卓元说，世界经济2014年的增长率为2.6%，2015年，这个增长率有望达到3%以上。
　　但今年1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并不容乐观。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为2.09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10.8%。其中出口1.23万亿元，下降3.2%，进口0.86万亿元，下降19.7%，为2009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海关总署对此给出的解读是，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量减价跌”，春节的因素在其中影响最大。张立群则解释说，除了春节因素，海关总署在今年第一次用人民币发布进出口数据，也是一个原因。“从总体上看，今年应该是走稳的趋势。”
　　另一个令诸多观察家担忧的因素，是目前明显偏高的地方债水平及其可能引发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此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专门对这一风险进行了提醒。目前，中国的地方债总额，已达GDP的200%以上。汪涛说，如果不降低融资成本，在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个层面，很多部门的现金流还不够偿还利息。
　　而张立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认为，现在地方债的风险总体上仍然可控，一方面是因为地方上是有资产的，另一方面，很多的项目是和城镇化相联系的，还要做下去。他说，和美国相比，中国政府总体的负债率比较低，还是有回旋余地。“但是一定要把制度建立起来，就是新的地方债的发行制度，包括破产出清的制度，这对提高竞争的效率非常关键。”

稳增长主线

　　在上述多种因素走低的背景下，要实现7%的发展目标，并非易事。
　　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7%这个目标的评价是“左右是有把握的，但是千万别低估了难度”。“7%左右，可以左，也可以右，如果形势很不好，可能就在7%以下。”李克强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徐彪，注意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去年表述的一些变化。他说，政府工作报告从过去一年总结到第二年工作部署的转折部分，通常是对当年经济形势的评价。他发现2015的提法和2014年有变化：2015年的提法是“投资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不多，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一些领域仍存在风险隐患”，而2014年的提法是“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还不牢固，增长的内生动力尚待增强。财政、金融等领域仍存在一些风险隐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宏观调控难度增大。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徐彪分析说，2014年政府对经济的判断仍然是“稳中向好”，只是“基础不牢”而已，但对2015年的判断已经转变为“稳增长难度加大”。有人将这一变化解读为，以往是“稳增长”不在话下，只是要努力解决“向好”的问题;现在是“稳增长”都有困难了。“‘向好’通常与调结构、促改革有关系，‘稳增长’就是个发展的问题。这种表述的变化，说明‘稳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排到了‘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前面。”
　　有分析人士还在年度工作要求和工作重点中发现了一些变化。按照常理，在年度工作要求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通常会照搬3个月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2014年，两者的表述一模一样。但在今年，其中内容的次序发生了变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被放在“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后面，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置于“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前面。
　　《中国新闻周刊》还发现，每年的报告在提出整体工作要求后，都会提出几个重点要求。2014年，排在第一位的要求是“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第二位是“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2015年，排在第一位的换成“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而报告中又提及，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也就是说，去年第二位的重点工作，升级为今年的第一位。
　　通观这个1.8万字的报告会发现，“稳增长”确实是其中一条主线。不管是将赤字率从2.1%提至2.3%，还是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都能看到“稳增长”的内在逻辑。而其中重要的措施，仍是加大投资。
　　报告将“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二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前者需要政府投资，后者需要民间投资。而囿于政府财力的限制，政府的投资，也是为了撬动更多的民间投资。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怎么能让民间资本愿意投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答案，一是PPP（公私合伙或合营），一是简政放权。前者解决的是如何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吸引社会资本，核心是一个收益问题;后者则是解决企业设立的便利问题。
　　张卓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中国共完成投资约四五十万亿元，其中政府的投资只有几千亿，其他的资本则来自银行贷款、国际投资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PPP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如何找到一些能吸引社会资本的效益较好的项目，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而在简政放权方面，2014年，国务院各部门又取消和下放了246项行政审批事项，原本计划用5年完成的简政放权任务，提前三年完成。在这个背景下，2014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了45.9%。
　　在要求政府从有关领域退出去的同时，也要求官员有所作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两句表述，一句是“有权不可任性”，另一句是“为官不为”。而“为”与“不为”的平衡点，是官员的职责。
　　有学者评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努力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将官员、企业和个人的动力充分调动起来，若如此，不仅“稳增长”实现有据，或许还能“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