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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文明古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相媲美，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创了此后数千年的主流教育思想，而几乎同一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开创了古希腊的教育文明。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西方流传下来的教育模式而不是我们自身沿袭下来的教育模式呢？显然是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学习他人的先进文化。那么我们为什么落后？这些使我们落后的因素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的教育吗？我们很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以利于开创我们教育发展的新时期。
1.首先我们简单比较一下儒家教育与古希腊教育的相同点
1.1从时代背景来看，二者都产生于公元前数百年间，有着相似的政治、经济基础
那时中国群雄并起，正经历着旷日持久的分裂与战争；古希腊则是众多的城邦，每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实行自己的政体与教育方式，例如雅典是“实施体、智、美、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而斯巴达“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式的军事教育”。这种局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思想统治，反而催生出文化思想的多元与繁荣。在中国养士之风盛行，“社会上有大批自由民争着要从事士的职业，他们要成为士，首先需要学习文化，必须要从师受教，这就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于是私学兴起，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教育家。而古希腊也在物质日益繁荣的同时呼唤着教育的进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应运而生。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局面是东西方教育繁荣遥相呼应的根本原因。
1.2初期教育方式的相似性
孔子率领三千门徒，经常谈话，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传授知识；苏格拉底也是用问答的方法共同讨论，互为激发，被称为“精神助产术”。可以佐证的是《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是语录体，而“苏格拉底无著作，他的学说主要记载在色诺芬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可见那时的教育并没有今天这样规范，往往是一对一或一对几的倾心交谈，记载教育思想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将谈话内容如实记下即可。这种相似性恰恰反映了早期教育的启发性，没有那么多现成的知识去背诵，老师与学生都在摸索中前进，有时互为老师，这就是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1.3有神论思想的束缚
由于科学发展与认识的局限性，孔子、孟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都遵循了有神论的思想。孔子继承了殷周以来的天道观，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而苏格拉底说：“只有神才是聪明的”。柏拉图则提出理念论、神创世界的宇宙观。虽然荀子坚持唯物论，亚里士多德也在唯物与唯心主义之间徘徊，但他们的唯物思想都没有成为此后一千余年教育思想的主流。这也许是人类在科学落后时代普遍认识水平低下所做的必然选择。
1.4在教育观点上的相似性
孔子非常注重教育的普及，他说：“有教无类。”主张百姓不分类别都能接受一定的教育，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良好的公民。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方法，而柏拉图也认为教育要分等级，大部分人接受完普及教育就去工作，而只有极少数“天赋特厚”、“敏而好学”的人继续研究辩证法，到35岁去当重要官吏，个别人需再经15年的锻炼，经受了各种考验、能用理智去衡量各种事物，在学识和功业上都是最好的，就可以成为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尽管柏拉图的划分带有遗传决定论的色彩，但也认识到教育的个别差异性。孔子、孟子与荀子诲人不倦，一生育人無数；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家。这些都使他们在当时及后世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2.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
2.1教育目的的不同
虽然柏拉图所谓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哲学王”，只有对科学的尊崇才是最值得的。对于科学的执著，对于人类智慧的不懈挖掘，终于使西方领先于我们。而中国的教育目的则重在塑造完美的人格。学习的目的被逐渐单一化，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还是其后的董学、程朱理学都缺乏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横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大家！从科举制度诞生以后学习就是一架通向仕途的云梯，自然科学被极大地冷落，从孔子开始就鄙视工匠、手艺人，造成以后的文人“五谷不识、四体不勤”，除了当官，一无是处。我们不缺乏优秀的哲学家与教育家，也许是战乱纷争的春秋时代给了孔子、孟子和荀子太深的影响，使他们在哲学思考中一开始就从自然世界转向人类社会，从对世界本原的探索转向人自身的道德自省，使今后数千年的中国主流哲学在他们的影响下定格在道德伦理的框架中逐渐走向衰微。
2.2对师承的理解不同
尽管东西方都采用了师承的方式来区分派别，但人们对师承的理解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亚里士多德说：“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并大胆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这种推陈出新的勇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所以西方哲学史流派纷呈，两千多年的发展就像连绵不断的群山，其间虽有承继关系，但如万壑竞流，各有不同的精神风貌。而中国的师承不是一个人的起点，而是难以逾越的界河。敬天法祖的传统，一步步将孔子推上圣坛，有谁人敢欺师灭祖？在中国很难听到对己师的批判，所以儒家一门可至千年而不衰。而这种因循的教育方式造成的后果就是使学术不断僵化，在亦步亦趋中画地为牢。今天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师承的影响，考研究生与博士生时人们都要选择名师，毕业分配时也要名校的学生，这固然是对名师、名校的欣赏与信任，但也包含着中国固有的师承定终身的情结。此外，同行相轻，各派分明的现象还是有的。最突出的就是中国人为的将课程分成文科与理科，选择一方就会弱化另一方的学习。所以中国缺乏像笛卡儿和罗素那样兼通文理的大家，而实际上文理原是相通的，一个缺乏语言理解与表达的人未必能学好数理；一个不善推理、不懂自然规律的人也很难学好文史。尤其是科学的发展应该鼓励人们跨越学科广泛学习，但今天在中国横跨几个专业的事太难做到，各科壁垒分明，隔行如隔山，每一个尝试跨科的人都会面临或大或小的困境。打破藩篱促进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势在必行。
回顾古代东西方教育的相映生辉，我们不免有一种大国的失落感，但是经过一百余年的追赶，我们与西方已经接轨，教育的差距也在缩小。但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还缺乏创新性，喜欢墨守成规，学习时缺少对本、真的探求精神，这也许仍是中国学生的通病。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让我们以平静的心态包容万象，去创造学术的明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参考文献：
［1］［2］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28页.
［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欧洲哲学史教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5］论语·为政.
［6］论语·尧日.
［7］孟子·尽心上.
［8］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48页.
［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6章，1096a15—16.
［10］先秦儒家哲学新探.邹化政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88页、第377页.
1.首先我们简单比较一下儒家教育与古希腊教育的相同点
1.1从时代背景来看，二者都产生于公元前数百年间，有着相似的政治、经济基础
那时中国群雄并起，正经历着旷日持久的分裂与战争；古希腊则是众多的城邦，每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实行自己的政体与教育方式，例如雅典是“实施体、智、美、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而斯巴达“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式的军事教育”。这种局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思想统治，反而催生出文化思想的多元与繁荣。在中国养士之风盛行，“社会上有大批自由民争着要从事士的职业，他们要成为士，首先需要学习文化，必须要从师受教，这就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于是私学兴起，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教育家。而古希腊也在物质日益繁荣的同时呼唤着教育的进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应运而生。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局面是东西方教育繁荣遥相呼应的根本原因。
1.2初期教育方式的相似性
孔子率领三千门徒，经常谈话，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传授知识；苏格拉底也是用问答的方法共同讨论，互为激发，被称为“精神助产术”。可以佐证的是《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是语录体，而“苏格拉底无著作，他的学说主要记载在色诺芬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可见那时的教育并没有今天这样规范，往往是一对一或一对几的倾心交谈，记载教育思想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将谈话内容如实记下即可。这种相似性恰恰反映了早期教育的启发性，没有那么多现成的知识去背诵，老师与学生都在摸索中前进，有时互为老师，这就是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1.3有神论思想的束缚
由于科学发展与认识的局限性，孔子、孟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都遵循了有神论的思想。孔子继承了殷周以来的天道观，他说：“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而苏格拉底说：“只有神才是聪明的”。柏拉图则提出理念论、神创世界的宇宙观。虽然荀子坚持唯物论，亚里士多德也在唯物与唯心主义之间徘徊，但他们的唯物思想都没有成为此后一千余年教育思想的主流。这也许是人类在科学落后时代普遍认识水平低下所做的必然选择。
1.4在教育观点上的相似性
孔子非常注重教育的普及，他说：“有教无类。”主张百姓不分类别都能接受一定的教育，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良好的公民。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方法，而柏拉图也认为教育要分等级，大部分人接受完普及教育就去工作，而只有极少数“天赋特厚”、“敏而好学”的人继续研究辩证法，到35岁去当重要官吏，个别人需再经15年的锻炼，经受了各种考验、能用理智去衡量各种事物，在学识和功业上都是最好的，就可以成为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尽管柏拉图的划分带有遗传决定论的色彩，但也认识到教育的个别差异性。孔子、孟子与荀子诲人不倦，一生育人無数；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家。这些都使他们在当时及后世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2.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
2.1教育目的的不同
虽然柏拉图所谓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哲学王”，只有对科学的尊崇才是最值得的。对于科学的执著，对于人类智慧的不懈挖掘，终于使西方领先于我们。而中国的教育目的则重在塑造完美的人格。学习的目的被逐渐单一化，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还是其后的董学、程朱理学都缺乏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横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大家！从科举制度诞生以后学习就是一架通向仕途的云梯，自然科学被极大地冷落，从孔子开始就鄙视工匠、手艺人，造成以后的文人“五谷不识、四体不勤”，除了当官，一无是处。我们不缺乏优秀的哲学家与教育家，也许是战乱纷争的春秋时代给了孔子、孟子和荀子太深的影响，使他们在哲学思考中一开始就从自然世界转向人类社会，从对世界本原的探索转向人自身的道德自省，使今后数千年的中国主流哲学在他们的影响下定格在道德伦理的框架中逐渐走向衰微。
2.2对师承的理解不同
尽管东西方都采用了师承的方式来区分派别，但人们对师承的理解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亚里士多德说：“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并大胆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这种推陈出新的勇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所以西方哲学史流派纷呈，两千多年的发展就像连绵不断的群山，其间虽有承继关系，但如万壑竞流，各有不同的精神风貌。而中国的师承不是一个人的起点，而是难以逾越的界河。敬天法祖的传统，一步步将孔子推上圣坛，有谁人敢欺师灭祖？在中国很难听到对己师的批判，所以儒家一门可至千年而不衰。而这种因循的教育方式造成的后果就是使学术不断僵化，在亦步亦趋中画地为牢。今天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师承的影响，考研究生与博士生时人们都要选择名师，毕业分配时也要名校的学生，这固然是对名师、名校的欣赏与信任，但也包含着中国固有的师承定终身的情结。此外，同行相轻，各派分明的现象还是有的。最突出的就是中国人为的将课程分成文科与理科，选择一方就会弱化另一方的学习。所以中国缺乏像笛卡儿和罗素那样兼通文理的大家，而实际上文理原是相通的，一个缺乏语言理解与表达的人未必能学好数理；一个不善推理、不懂自然规律的人也很难学好文史。尤其是科学的发展应该鼓励人们跨越学科广泛学习，但今天在中国横跨几个专业的事太难做到，各科壁垒分明，隔行如隔山，每一个尝试跨科的人都会面临或大或小的困境。打破藩篱促进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势在必行。
回顾古代东西方教育的相映生辉，我们不免有一种大国的失落感，但是经过一百余年的追赶，我们与西方已经接轨，教育的差距也在缩小。但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还缺乏创新性，喜欢墨守成规，学习时缺少对本、真的探求精神，这也许仍是中国学生的通病。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让我们以平静的心态包容万象，去创造学术的明天。“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参考文献：
［1］［2］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28页.
［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欧洲哲学史教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5］论语·为政.
［6］论语·尧日.
［7］孟子·尽心上.
［8］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48页.
［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6章，1096a15—16.
［10］先秦儒家哲学新探.邹化政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88页、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