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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2017年至2019年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表明，在政策效果上，虽然限制性政策起到了较好的稳定市场的作用，但却产生了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下降的负面影响;在期货立法上，中国期货市场政策虽然逐渐完善起来，但依旧缺乏高阶位法律，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期货立法的紧迫性日益突出;在期货国际化上，中国正处于“一带一路”的开放政策体系下，中国期货市场已然进入期货市场国际化阶段，基于以上原因，新形势下的期货市场监管的有效性研究、期货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期货市场国际化的机制设计与路径探寻将是未来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重点和趋势。
关键词：期货市场 政策 文献计量 前沿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近些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大力发展期货市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2019年11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中提出：“要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期货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近年来一直在持续推进，随着期货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期货交易品种日渐丰富、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加快、期货市场专业型人才逐年增多以及期货市场监管经验不断积累，期货市场政策逐渐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且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议题。
从现有学术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尚无学者对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本文利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高水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梳理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重点与热点研究主题，探寻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演进路径，分析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前沿与方向，进而通过重点研读国内外高水平、高引用的核心研究文献成果，系统评述研究文献及成果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局限，并提出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下一步趋势与展望，期待能为今后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线索与思路，并为优化中国期货市场政策供给，进而为完善中国期货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实现中国期货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对近年来有关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收集和分析。一是国内文献方面，为确保研究质量，文献收集仅限于核心期刊级别以上的学术论文以及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笔者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核心期刊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博士论文数据库为检索范围，选择“篇名检索”策略进行文献检索，以“期货、期权、政策、监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二是国外文献方面，以EBSCO、Elsevier、JSTOR三大外文数据库为检索范围，以“futures、options、policy、supervision'’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确保研究的时效性和前沿性，上述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17年7月至2019年11月。通过上述检索过程，共获得中文文献63篇、外文文献43篇。
通过对初步收集的文献，进行文章题目、摘要和关键词分析，筛除期刊征文启事、主题介绍以及与研究主题关联性不大的文章后，有效中文文献为63篇，有效外文文献为21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文献统计分析法和内容研究法，从定量和定性两个层面探讨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现状、热点、前沿与趋势。
对文献的定量统计研究从文献的分布性统计和主题性统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文献分布性统计采用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工具进行分析，考虑到分布性统计主要针对文献的外在特性与分布特征，而主题性统计涉及文献的演进路径、关键词聚类等内在属性特征的分析，分析工具采用CiteSpace 5.5R2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受文献索引导出数据的可获得性的限制，以及CiteSpace软件使用的限制，本文的知网可视化分析以及CiteSpace可视化分析仅针对所选定的63篇中文文献展开。
文献的定量统计更多的是对文献分布特征与文献主题属性的抽象描述，缺乏对重点文献、重点内容的内在梳理与解读。故本文采用内容研究法，选取高频次被引用的高水平文献，进行重点研读、分析与归纳，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与评价，实现对期货市场政策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并对研究领域的趋势与展望进行研判。内容研究的文献包含经筛选后的有效中文文献63篇及有效英文文献21篇。
二、文献研究计量分析
（一）文献分布分析
1.时间分布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某一研究领域内期刊论文刊载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我们可以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态势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进而了解相应的理论水平，分析研究者和关注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图1显示了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文献量的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在2017年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文献量并不多，仅有3篇。2018年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文献已增至36篇，是2017年所发表文献数的12倍，可见这一时间段是国内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爆发期。至2019年9月，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也达到24篇，说明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仍是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期货市场政策逐步完善的态势。
2.作者分布分析
通过对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的信息进行筛选和统计，以显示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由图2可以看出，2017年至2019年有关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文献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李铭，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3篇，其次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常清、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的赵峰、程悦各发表了2篇。 利用CiteSpace对63篇文献的核心作者进行统计，在CiteSpace中设置时间跨度为2017年至2019年，时间分区长度为2年，选择节点类型为Author，生成作者的合作研究网络图谱，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大小代表该作者的发文量，节点间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发现，其中赵峰与常清、程悦等形成了小范围的科研协作网络。
3.机构分布分析
从发表文献的研究机构数量统计饼状图来看（如图3所示），研究机构数量可观，其中以财经类院校为研究主力，但分布较为分散。发文量超过1篇的研究院所或机构依次为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工商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大连商品交易所。基本上出自表1所示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位于北京、上海等较为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往往在信息敏感度、科研实力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4.发文期刊分析
一般而言，不同的期刊代表了不同的文献水平，因此在进行文献分布分析时，有必要统计不同期刊的载文量，以此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中文献的学术价值进行判断。以CNKI核心期刊在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为基础，对2017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发表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机构以及文献数量进行分析。由发表文献主要研究机构的载文分布饼状图（如图4所示），从数量上来看，《中国金融》所刊载的文献数量最多，发文数量为5篇，占论文总数7.9%;《金融与经济》刊载4篇相关文献，占论文总数6.3%;《价格理论与实践》《武汉金融》刊载相关文献的数量都为3篇，各占论文总数4.8%;《南方金融》《证券市场导报》《西南金融》《国际金融研究》以及《上海金融》都分别刊载2篇相关文献;其余发文期刊在2017年至2019年内只发表过一篇相关文献。这表明我国大部分科研机构在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科研重视程度不高，影响力有限，需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以推动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技术突破以及科研水平。
5.学科领域分析
在发文机构和来源分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63篇文献所属的学科领域。笔者发现，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文献最多，达56篇;其次为社会科学Ⅰ辑相关文献，为15篇;社会科学Ⅱ辑有7篇相关文献;近期也逐渐出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涉及农业科技2篇。经济与管理科学集中了大部分的文献，这与期货市场政策这一主题的特性高度相关。此外关于国内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文献中有一部分来自农业科技学科，这说明学者们意识到了期货市场为农业农村发展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但相应的政策监管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如图5所示。
6.高影响力分析
文献被引率是评价文献水平的指标之一，反映了该文献在学术影响力上的高低程度。表2摘录了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13篇文献，主要来自经济类学科。研究主题既包括宏观角度上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现状、前景发展等方面的探讨，还包括对具体市场政策的发展、影响及启示的深入思考，因而受到一定关注。但从被引频次来看，引文量的数值相对而言还是偏小，说明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学术文献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
（二）演进路径分析
分析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演进路径可以发现，“股指期货”“期货市场”“期货交易”“金融监管”“市场操作”是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关键词。
利用Cite Space生成了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相关知识演进视图，以此来分析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热点的变化。分析发现，时间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条时间线由人民币期货价格到市场操作;第二条时间线由市场质量波动性到股指期货。
（三）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在CNKI软件上进行可视化分析，将出现频次设置为4，即在文献中出现次数大于等于4的关键词，在关系分析时显示共现次数，未启用年份分析，聚类分析数值设置为3，得到如图6所示的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有10个，其中，“期货价格”（27次）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再者是“现货价格”（13次）和“市场操作”（12次）出现频率也较高。共现频次排名4～10名的关键词分别是“股指”（5次）、“股票市场”（5次）、“股指期货市场”（5次）、“资本市场”（5次）、“市场交易”（5次）、“人民币国际化”（5次）、“外汇衍生品”（5次）。
三、内容研究分析
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与高频关键词相对应的有关文献梳理工作后，将研究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在市场监管方面，傅强等（2018）在《管控措施对股指300期货有效性和市场深度的影响——基于时变状态空间模型的动态研究》一文中，提出市场深度度量方法，考察管控措施对市场有效性和市场深度的影响，最后构建GARCH类模型来考察保证金上调政策是否对市场深度与市场有效性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从数据结果来看，管控措施的确可以提升市场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市场深度也渐进提高，并且市场深度也可以减缓市场有效性的波动。黄瑜琴等（2018）在《管控股指期货的救市政策有效吗？——基于现货市场波动率的视角》一文中对沪深300和中证500指数成分股以及相应的非成分股作为分析对象，在双重差分模型下评估不同股票波动率受到管控措施的影响，得出结论为限制股指期货政策对成分股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其股票现货市场的波动率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邬超奇（2018）在《股指期货政策变化对于股票市场质量的影响分析》一文中选取GARCH模型作为分析股指期货交易政策改变前后股票市场信息传递效应的变化，从短期来看，政策实施期间事件窗口的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而从长期来看，流动性指标在事后窗口虽有所起伏，但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股市逐渐恢复平稳的时期，无论是流动性的下降，还是信息传递效应的减弱，对于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春流（2018）在《限制股指期货对股票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一文中选用GARCH和EGARCH两种模型，研究了限制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波动性和非对称性的影响，并且通过构建VAR模型，进一步研究分析了现货市场波动是否受限制股指期货交易的影响程度，还有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得出了限制股指期货交易的政策改善了股票现货市场的非对称性的结论。Hai Lin和You Wang（2018）在“Are tightened trading rules always bad？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ndex futures market”一文中对2015年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效率和价格发现功能的收紧交易规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利用方差比和光谱形状测试，发现中国指数期货市场在收紧规则生效后变得更加有效，新的措施可以有效地规范中国股指期货市场在不良市场状态下的操纵行为，进而对其市场效率和价格发现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可以降低流动率来提高价格发现功能。Andrew Lepone（2018）在“Message traffic restrictions and relative pricing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and exchange-traded funds”一文中研究了指數期货合约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与实施两种信息流量监管限制之间的回报相关性，即澳大利亚的成本回收计划和加拿大的综合费用模型。研究发现，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的相对定价效率受到了信息交换监管限制的良性影响，此外还发现，ETF与期货市场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在监管后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在法律法规方面，姚林（2019）在《我国期货市场违法行为与法律规制研究》一文中，首先阐述了我国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与法律规制体系的动态演变，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目前法制建设的困难在于体系建设滞后、法律适用不当等方面，由此建议我国期货市场应借鉴国外经验，完善体系、优化体制，从而促进良好交易环境的形成。白旭明（2019）在《非法期货交易的刑法规制与完善》一文中从刑法层面人手，分析和研究了非法期货交易的罪名及定性，针对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的刑法规制，建议应当设立开发、销售非法期货交易软件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打击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从而减少非法期货交易的泛滥现象。
在政策体系方面，刘虹宇（2018）在《基于我国股指期货与现货的跨市场操纵问题研究》一文中综合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大致计算跨市场操纵所需要的资金情况以及随后的获利情况等。发现了在上证综指、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这些股价指数中，最容易给操纵者可乘之机的是上证50指数，其他的股价指数的操作指数虽然低于前者，但是多层杠杆的存在也会有被操纵的风险，建议在跨市监管的工具层面，完善立法，力求法律法规更具前瞻性、全面性，多关注逐步构建在操纵事件中被害者（如信息不对称下的中小投资者）的赔偿制度。徐建玲等（2017）在《目标价格政策对国内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一文中对国内大豆期货日结算价格进行了有效性和波动性检验，通过GARCH模型族和VAR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表明目标价格政策不仅改变了现货市场价格，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现货市场价格，提出风险教育的普及十分重要，同时要严格规范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以此来防止相应金融风险的发生。陈强（2019）在“The economic sources of China’s CSI 300 spot and futures volatil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5 stock market crisis”一文中运用GARCH-MIDAS模型研究了2015年中国股市崩溃前后为什么CSI300现货和期货会波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CSI300指数的风险随着通货膨胀、较低的经济增长、更严格的信贷条件和更多的信用政策而趋向于增加，与此同时CSI300期货的风险倾向于随着更高的通货膨胀、更紧的信贷条件、更多变化的通货膨胀率和更多的信用政策而增加，并且发现由于在危机后的时期，投机行为不再加强沪深300期货的风险，因此建议监管机构放松交易限制，逐步恢复指数期货交易。
在期货市场国际化方面，李臻等（2019）在《金融衍生品市场自动化交易监管及国际借鉴》一文中归纳并总结欧美各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自动化交易监管的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自动化交易监管的实情，建议优化自动化交易的技术系统，同时，加强自动化交易的风险管理，最后要限制设定价格区间和动态价格。赵峰等（2019）在《外汇衍生品监管政策与海外企业的投资效率》一文中创新地提出了中国“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在此基础之上，选用2007年以来十年内的中国跨境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有关于外汇衍生品出台的监管政策是否对中国跨境投资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外汇衍生品监管政策在长期与短期的效果截然不同。在长期内会提高海外企业的投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相反，不仅不会提高投资效率反而会产生减少。张伟等（2017）在《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基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实证研究》一文中以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开放度、成熟度作为出发点，研究美、俄、中三国的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影响，最后从我国角度出发，出口导向型国家应该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因为这样相对来说更有利于对货币政策调控。何苗等（2017）在《国外电力期货市场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分析了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力期货市场现状，在此基础之上介绍这些国家发展电力期货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由此得到对于我国的启示：想要建立电力期货市场要有稳定、完善的现货市场，并且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市场中各参与者的积极性。刘霄等（2018）在《境外ETF期货市场何以失败》一文中分析境外多家交易所不能成功发行ETF期货产品的原因，发现ETF期货与股指期货定位重叠、监管竞争、现货市场发展不足等是ETF期货市场失败的关键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市场情况，提出如果在我国发展ETF期货，在今后高阶位法律立法或修改时，就针对ETF期货发展有详细的制度规划等建议。
在“一带一路”方面，张秀丽（2018）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气温期货研究》一文中，选取不同城市的多年温度数据建立模型发现，我国不同城市的温度模型存在较大差异分布，并且这与“一带一路”的分布基本吻合，所以为了规避风险、使投资者获得更多的利益，我国应该以“一带一路”作为基础，推出气温期货。姜洋（2019）在《商品期货市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使得可以更好地建设国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例如现在投资者热衷于投资“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这对我国来说是难得一遇的发展机会，虽然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如今也受到了许多阻碍与困难，但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应该牢牢抓住此次发展机会，跟随大时代背景，更好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光发热，使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健康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CNKI数据库为来源所收集的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载文信息进行数据处理，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相关论文的发表时间与发表机构分布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文献数量从一开始的极速增长转变为缓慢增长，整体增长速度有下降的趋势。机构发文数量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另外，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两种方法，分析和归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演进路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期货市场政策虽然逐步完善，但依旧缺乏高阶位法律，并且监管体系有待完善。随后，图谱结果显示，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热点是“市场操纵”问题，由此，改善期货业法律环境成为重中之重，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期货业监督管理法》显得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完善监管体制与政策体系，才能使期货市场在法律框架下稳健运行、健康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与趋势，应该进一步围绕期货市场的有效监管、期货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等展开，2019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第五项，自2019年11月22日起施行，明确禁止虚假申报、蛊惑、抢帽子、挤仓等四种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期货市场操纵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政界、学界、業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与趋势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19年11月接受新华社专访中指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开放的步伐将逐步加快，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扩大期货特定品种范围，以更大力度引入境外交易者，并于2020年全年取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因此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期货市场国际化也将成为未来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重点和趋势。
关键词：期货市场 政策 文献计量 前沿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近些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大力发展期货市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2019年11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中提出：“要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期货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近年来一直在持续推进，随着期货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期货交易品种日渐丰富、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加快、期货市场专业型人才逐年增多以及期货市场监管经验不断积累，期货市场政策逐渐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且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议题。
从现有学术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尚无学者对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本文利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高水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梳理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重点与热点研究主题，探寻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演进路径，分析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前沿与方向，进而通过重点研读国内外高水平、高引用的核心研究文献成果，系统评述研究文献及成果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局限，并提出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下一步趋势与展望，期待能为今后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线索与思路，并为优化中国期货市场政策供给，进而为完善中国期货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实现中国期货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对近年来有关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收集和分析。一是国内文献方面，为确保研究质量，文献收集仅限于核心期刊级别以上的学术论文以及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笔者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CSCD来源期刊、核心期刊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博士论文数据库为检索范围，选择“篇名检索”策略进行文献检索，以“期货、期权、政策、监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二是国外文献方面，以EBSCO、Elsevier、JSTOR三大外文数据库为检索范围，以“futures、options、policy、supervision'’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确保研究的时效性和前沿性，上述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17年7月至2019年11月。通过上述检索过程，共获得中文文献63篇、外文文献43篇。
通过对初步收集的文献，进行文章题目、摘要和关键词分析，筛除期刊征文启事、主题介绍以及与研究主题关联性不大的文章后，有效中文文献为63篇，有效外文文献为21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采用文献统计分析法和内容研究法，从定量和定性两个层面探讨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现状、热点、前沿与趋势。
对文献的定量统计研究从文献的分布性统计和主题性统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文献分布性统计采用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工具进行分析，考虑到分布性统计主要针对文献的外在特性与分布特征，而主题性统计涉及文献的演进路径、关键词聚类等内在属性特征的分析，分析工具采用CiteSpace 5.5R2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受文献索引导出数据的可获得性的限制，以及CiteSpace软件使用的限制，本文的知网可视化分析以及CiteSpace可视化分析仅针对所选定的63篇中文文献展开。
文献的定量统计更多的是对文献分布特征与文献主题属性的抽象描述，缺乏对重点文献、重点内容的内在梳理与解读。故本文采用内容研究法，选取高频次被引用的高水平文献，进行重点研读、分析与归纳，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与评价，实现对期货市场政策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并对研究领域的趋势与展望进行研判。内容研究的文献包含经筛选后的有效中文文献63篇及有效英文文献21篇。
二、文献研究计量分析
（一）文献分布分析
1.时间分布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某一研究领域内期刊论文刊载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我们可以对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态势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进而了解相应的理论水平，分析研究者和关注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图1显示了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文献量的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在2017年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文献量并不多，仅有3篇。2018年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文献已增至36篇，是2017年所发表文献数的12倍，可见这一时间段是国内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爆发期。至2019年9月，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也达到24篇，说明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仍是学者们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期货市场政策逐步完善的态势。
2.作者分布分析
通过对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的信息进行筛选和统计，以显示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由图2可以看出，2017年至2019年有关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文献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李铭，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3篇，其次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常清、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的赵峰、程悦各发表了2篇。 利用CiteSpace对63篇文献的核心作者进行统计，在CiteSpace中设置时间跨度为2017年至2019年，时间分区长度为2年，选择节点类型为Author，生成作者的合作研究网络图谱，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大小代表该作者的发文量，节点间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发现，其中赵峰与常清、程悦等形成了小范围的科研协作网络。
3.机构分布分析
从发表文献的研究机构数量统计饼状图来看（如图3所示），研究机构数量可观，其中以财经类院校为研究主力，但分布较为分散。发文量超过1篇的研究院所或机构依次为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工商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大连商品交易所。基本上出自表1所示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大多位于北京、上海等较为发达地区，而这些地区往往在信息敏感度、科研实力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4.发文期刊分析
一般而言，不同的期刊代表了不同的文献水平，因此在进行文献分布分析时，有必要统计不同期刊的载文量，以此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中文献的学术价值进行判断。以CNKI核心期刊在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为基础，对2017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发表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机构以及文献数量进行分析。由发表文献主要研究机构的载文分布饼状图（如图4所示），从数量上来看，《中国金融》所刊载的文献数量最多，发文数量为5篇，占论文总数7.9%;《金融与经济》刊载4篇相关文献，占论文总数6.3%;《价格理论与实践》《武汉金融》刊载相关文献的数量都为3篇，各占论文总数4.8%;《南方金融》《证券市场导报》《西南金融》《国际金融研究》以及《上海金融》都分别刊载2篇相关文献;其余发文期刊在2017年至2019年内只发表过一篇相关文献。这表明我国大部分科研机构在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科研重视程度不高，影响力有限，需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以推动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技术突破以及科研水平。
5.学科领域分析
在发文机构和来源分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63篇文献所属的学科领域。笔者发现，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的文献最多，达56篇;其次为社会科学Ⅰ辑相关文献，为15篇;社会科学Ⅱ辑有7篇相关文献;近期也逐渐出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涉及农业科技2篇。经济与管理科学集中了大部分的文献，这与期货市场政策这一主题的特性高度相关。此外关于国内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文献中有一部分来自农业科技学科，这说明学者们意识到了期货市场为农业农村发展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但相应的政策监管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如图5所示。
6.高影响力分析
文献被引率是评价文献水平的指标之一，反映了该文献在学术影响力上的高低程度。表2摘录了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13篇文献，主要来自经济类学科。研究主题既包括宏观角度上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现状、前景发展等方面的探讨，还包括对具体市场政策的发展、影响及启示的深入思考，因而受到一定关注。但从被引频次来看，引文量的数值相对而言还是偏小，说明有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学术文献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
（二）演进路径分析
分析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演进路径可以发现，“股指期货”“期货市场”“期货交易”“金融监管”“市场操作”是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关键词。
利用Cite Space生成了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相关知识演进视图，以此来分析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热点的变化。分析发现，时间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条时间线由人民币期货价格到市场操作;第二条时间线由市场质量波动性到股指期货。
（三）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在CNKI软件上进行可视化分析，将出现频次设置为4，即在文献中出现次数大于等于4的关键词，在关系分析时显示共现次数，未启用年份分析，聚类分析数值设置为3，得到如图6所示的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有10个，其中，“期货价格”（27次）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再者是“现货价格”（13次）和“市场操作”（12次）出现频率也较高。共现频次排名4～10名的关键词分别是“股指”（5次）、“股票市场”（5次）、“股指期货市场”（5次）、“资本市场”（5次）、“市场交易”（5次）、“人民币国际化”（5次）、“外汇衍生品”（5次）。
三、内容研究分析
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与高频关键词相对应的有关文献梳理工作后，将研究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在市场监管方面，傅强等（2018）在《管控措施对股指300期货有效性和市场深度的影响——基于时变状态空间模型的动态研究》一文中，提出市场深度度量方法，考察管控措施对市场有效性和市场深度的影响，最后构建GARCH类模型来考察保证金上调政策是否对市场深度与市场有效性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从数据结果来看，管控措施的确可以提升市场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市场深度也渐进提高，并且市场深度也可以减缓市场有效性的波动。黄瑜琴等（2018）在《管控股指期货的救市政策有效吗？——基于现货市场波动率的视角》一文中对沪深300和中证500指数成分股以及相应的非成分股作为分析对象，在双重差分模型下评估不同股票波动率受到管控措施的影响，得出结论为限制股指期货政策对成分股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其股票现货市场的波动率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邬超奇（2018）在《股指期货政策变化对于股票市场质量的影响分析》一文中选取GARCH模型作为分析股指期货交易政策改变前后股票市场信息传递效应的变化，从短期来看，政策实施期间事件窗口的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而从长期来看，流动性指标在事后窗口虽有所起伏，但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股市逐渐恢复平稳的时期，无论是流动性的下降，还是信息传递效应的减弱，对于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春流（2018）在《限制股指期货对股票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一文中选用GARCH和EGARCH两种模型，研究了限制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波动性和非对称性的影响，并且通过构建VAR模型，进一步研究分析了现货市场波动是否受限制股指期货交易的影响程度，还有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得出了限制股指期货交易的政策改善了股票现货市场的非对称性的结论。Hai Lin和You Wang（2018）在“Are tightened trading rules always bad？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ndex futures market”一文中对2015年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效率和价格发现功能的收紧交易规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利用方差比和光谱形状测试，发现中国指数期货市场在收紧规则生效后变得更加有效，新的措施可以有效地规范中国股指期货市场在不良市场状态下的操纵行为，进而对其市场效率和价格发现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可以降低流动率来提高价格发现功能。Andrew Lepone（2018）在“Message traffic restrictions and relative pricing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index futures con-tracts and exchange-traded funds”一文中研究了指數期货合约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与实施两种信息流量监管限制之间的回报相关性，即澳大利亚的成本回收计划和加拿大的综合费用模型。研究发现，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的相对定价效率受到了信息交换监管限制的良性影响，此外还发现，ETF与期货市场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在监管后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在法律法规方面，姚林（2019）在《我国期货市场违法行为与法律规制研究》一文中，首先阐述了我国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与法律规制体系的动态演变，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目前法制建设的困难在于体系建设滞后、法律适用不当等方面，由此建议我国期货市场应借鉴国外经验，完善体系、优化体制，从而促进良好交易环境的形成。白旭明（2019）在《非法期货交易的刑法规制与完善》一文中从刑法层面人手，分析和研究了非法期货交易的罪名及定性，针对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的刑法规制，建议应当设立开发、销售非法期货交易软件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打击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从而减少非法期货交易的泛滥现象。
在政策体系方面，刘虹宇（2018）在《基于我国股指期货与现货的跨市场操纵问题研究》一文中综合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分析，大致计算跨市场操纵所需要的资金情况以及随后的获利情况等。发现了在上证综指、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这些股价指数中，最容易给操纵者可乘之机的是上证50指数，其他的股价指数的操作指数虽然低于前者，但是多层杠杆的存在也会有被操纵的风险，建议在跨市监管的工具层面，完善立法，力求法律法规更具前瞻性、全面性，多关注逐步构建在操纵事件中被害者（如信息不对称下的中小投资者）的赔偿制度。徐建玲等（2017）在《目标价格政策对国内大豆期货市场的影响》一文中对国内大豆期货日结算价格进行了有效性和波动性检验，通过GARCH模型族和VAR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表明目标价格政策不仅改变了现货市场价格，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现货市场价格，提出风险教育的普及十分重要，同时要严格规范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以此来防止相应金融风险的发生。陈强（2019）在“The economic sources of China’s CSI 300 spot and futures volatil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5 stock market crisis”一文中运用GARCH-MIDAS模型研究了2015年中国股市崩溃前后为什么CSI300现货和期货会波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CSI300指数的风险随着通货膨胀、较低的经济增长、更严格的信贷条件和更多的信用政策而趋向于增加，与此同时CSI300期货的风险倾向于随着更高的通货膨胀、更紧的信贷条件、更多变化的通货膨胀率和更多的信用政策而增加，并且发现由于在危机后的时期，投机行为不再加强沪深300期货的风险，因此建议监管机构放松交易限制，逐步恢复指数期货交易。
在期货市场国际化方面，李臻等（2019）在《金融衍生品市场自动化交易监管及国际借鉴》一文中归纳并总结欧美各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自动化交易监管的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自动化交易监管的实情，建议优化自动化交易的技术系统，同时，加强自动化交易的风险管理，最后要限制设定价格区间和动态价格。赵峰等（2019）在《外汇衍生品监管政策与海外企业的投资效率》一文中创新地提出了中国“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在此基础之上，选用2007年以来十年内的中国跨境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有关于外汇衍生品出台的监管政策是否对中国跨境投资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外汇衍生品监管政策在长期与短期的效果截然不同。在长期内会提高海外企业的投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相反，不仅不会提高投资效率反而会产生减少。张伟等（2017）在《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基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实证研究》一文中以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开放度、成熟度作为出发点，研究美、俄、中三国的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影响，最后从我国角度出发，出口导向型国家应该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因为这样相对来说更有利于对货币政策调控。何苗等（2017）在《国外电力期货市场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分析了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力期货市场现状，在此基础之上介绍这些国家发展电力期货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由此得到对于我国的启示：想要建立电力期货市场要有稳定、完善的现货市场，并且要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市场中各参与者的积极性。刘霄等（2018）在《境外ETF期货市场何以失败》一文中分析境外多家交易所不能成功发行ETF期货产品的原因，发现ETF期货与股指期货定位重叠、监管竞争、现货市场发展不足等是ETF期货市场失败的关键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市场情况，提出如果在我国发展ETF期货，在今后高阶位法律立法或修改时，就针对ETF期货发展有详细的制度规划等建议。
在“一带一路”方面，张秀丽（2018）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气温期货研究》一文中，选取不同城市的多年温度数据建立模型发现，我国不同城市的温度模型存在较大差异分布，并且这与“一带一路”的分布基本吻合，所以为了规避风险、使投资者获得更多的利益，我国应该以“一带一路”作为基础，推出气温期货。姜洋（2019）在《商品期货市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使得可以更好地建设国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例如现在投资者热衷于投资“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这对我国来说是难得一遇的发展机会，虽然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如今也受到了许多阻碍与困难，但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应该牢牢抓住此次发展机会，跟随大时代背景，更好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光发热，使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健康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CNKI数据库为来源所收集的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载文信息进行数据处理，对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相关论文的发表时间与发表机构分布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2017年至2019年，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的研究文献数量从一开始的极速增长转变为缓慢增长，整体增长速度有下降的趋势。机构发文数量排名前三的机构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另外，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两种方法，分析和归纳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领域的演进路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期货市场政策虽然逐步完善，但依旧缺乏高阶位法律，并且监管体系有待完善。随后，图谱结果显示，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热点是“市场操纵”问题，由此，改善期货业法律环境成为重中之重，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期货业监督管理法》显得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完善监管体制与政策体系，才能使期货市场在法律框架下稳健运行、健康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与趋势，应该进一步围绕期货市场的有效监管、期货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等展开，2019年1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第五项，自2019年11月22日起施行，明确禁止虚假申报、蛊惑、抢帽子、挤仓等四种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的行为，期货市场操纵问题的研究将成为政界、学界、業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与趋势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19年11月接受新华社专访中指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开放的步伐将逐步加快，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扩大期货特定品种范围，以更大力度引入境外交易者，并于2020年全年取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因此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期货市场国际化也将成为未来中国期货市场政策研究的重点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