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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餐与茶点作用不同，人也各有所偏好。当年《文学季刊》(一九三四年起，出了六期)《水星》月刊(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出了九期，算是一卷半)，也就象大餐与小点心。前者是中国第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开当前全国例如《收获》一类大型文学刊物的先河。曹禺的五幕剧《雷雨》就在《文学季刊》上一期登完，一举成名。当时北平的经售书商，见《季刊》销路好，眼红，商请出资另办一个小型纯登创作的文学月刊。《季刊》挂帅人郑振铎、巴金和主要负责人靳以，乐得有一个“副刊”，因为有同一个菜源，只需一副炉灶、一副人手。
一九三三年暑假，为了筹备办《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前院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厨房、厕所，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家住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当时都是单身人)，和靳以共桌看稿件。西谛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内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门庭若市，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常来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外的一些，也常来聚首。我当年暑假毕业，原早就不务正业，不想出洋留学，想留在北平，以译书为生，搞我的文学创作。当年秋初，我被曹禺拉去保定育德中学接代他教课(他大约只教了一两周)。我去教到学期终了，报酬虽特高，课却特重，身体也实在顶不住，索性辞职，回北京，寄住千家驹家，主要为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给天津《大公报》编的“文艺”版自由译稿。平时我和李广田、何其芳常去帮靳以看看诗文稿，推荐一些稿。《季刊》出了两期，巴金不大从上海来了，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我接替巴金，住进了他惯住的北屋西头一间。书局每月给我数十元编辑费，我算有了一个职业，一个固定基本生活资料。接着由余上沅介绍，在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译会特约译稿。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组成一个附属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决定了就挂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和我六个人名字。我实际分工负责这个相当于副刊的编务。
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尽管一则主要是保守的，一则主要是进步的，一般说来，都是爱国的，正直的，所以搭桥不难。实际上，文人学子，南来北往一直是频繁的。不过其中有几阵潮汐。北伐战争前，北洋军阀政府日益猖狂，许多有名声的教授学者纷纷南下。北伐战争后，北京成为故都，改名北平，一些人留在南京做官，或相反，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干进步或革命活动，另一些人又回来了。“九·一八”事件以后，清华大学学生还是南方人数居绝对优势，北京大学教师当中还保持“五·四”以来突出的江浙籍传统影响。日军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励下，侵吞了当时我国的“东北四省”，一九三三年经过喜峰口战役，一度从古北口兵临北平城下。以后北平成了边城，暂得苟安，也又从南方(主要是上海)引来了一些新旧客居人。就我们这个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六个人而论，巴金是初来北平作客；郑振铎是北上南下好几回了；沈从文是北上南下才刚又北上定居；李健吾原在北方，刚从法国回来，暂留旧地，以后到解放前又一直以上海为工作基地；靳以是由津到沪上大学后北回，我则是从上海读完高中来此上大学后留下的。地理上的南北交流本也不是有什么不便。当时文学上硬分南派北派实属无稽，乱搬用戏曲界“京派”“海派”名称，并不适当，就思想倾向论，却自有也并非截然的分野。
地域的交通，仅仅是表面的，却也说明了内在或潜在的趋向。
我们，至少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统一战线”这个名词，当然更想不到今日的“双百”方针。我们没有想拟发刊词，无言中一致想求同存异，各放异彩。不是要办同人刊物，却自有一种倾向性——团结多数，对外开放，造船架桥。《文学季刊》先这样办了，也就给它的附属月刊定了调子。这里是否有一条政治路线的引导，郑振铎也许明白，巴金、靳以当时似乎并未意识到，我们另外几个人更少考虑。我自己按既定方针干，倒更象纯出于艺术良心。
就刊物而论，就我个人趣向而论，我中学时代在南方(应说“南中”)，原看重上海的《创造》月刊(引起我注意的时期已在《创造季刊》时代以后了)甚于《小说月报》，偶尔听说北京的《现代评论》与《语丝》之争，就偏向后者。稍后在上海上学，同时注意了鲁迅主编的横排版《奔流》和开头是徐志摩主编的方块直排版《新月》，极少看两者的内容，非常欣赏两者既大方又别致的封面(当时爱啃《思想》杂志里看不懂的革命理论文章)。但是一九二九年到北京上学，正式受教于徐志摩(他在北京大学教我课，不过是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十一月)，叶公超(他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又结识了当时划归《新月》派的师辈、长辈闻一多、方令孺、林徽因等诗人，被陈梦家不跟本人打招呼挑了几首诗编入了《新月诗选》(同时排斥了臧克家在《新月》上发表过的一些诗，倒使他免被戴上了《新月》派的帽子)。我确也出入他们的门下，多少陷于“学院”派圈子里了。实际上我当时开始从法文原作也爱好了十九世纪后期法国从波德莱尔起的现代诗，也已经开始同戴望舒为主将的《现代》派诗风有接近处，而李广田、何其芳(其实他先用另名在《新月》上发表过诗)也是在《现代》上发表诗而开始为人注意的。但是独立而不事论争的《文学季刊》显得无形中接受了上海当时较为踏实的文坛主流派的影响，向北平正直而较少明显派系色彩的学院文人伸了手。这个际遇、机缘，就我个人说，也扩大了视域、交游，虽然和北平学院派还是相处无间。我一方面例如还给叶公超、余上沅、林徽因等继《新月》停刊后所办的《学文》(只出了一、二期)供稿，一方面并不力争他们为这个新办刊物供稿。沈从文本也是《新月》派的“乡下人”，不是学院派，作为《文学季刊》附属月刊的编委，也不出这方面的主意。(其实原算《现代评论》派人员也是复杂的：徐志摩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明明可以一分为二，当时明白反共的张莫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戏剧家丁西林，写过小说《玉君》的杨振声后来的表现是有目共睹，即使写《闲话》的西滢后来也安稳了，最后推测还做了一桩好事，这可能只有现在还旅居英国的爱国华人女作家凌叔华知道了。继承《现代评论》的《新月》派人员也是如此，方令孺、林徽因等，所作所为，大家也是知道的，更不用提闻一多了。)《文学季刊》也不是存心排斥，此中或缘时会，或顾到影响，冷淡《新月》派中人和《现代》派中人，并不是《文学季刊》和它的附属月刊的固定方针。
我们不准备拟发刊词之类；刊物名字却总得想一个。一个夏晚，我们不限于名为编委的几个人，到北海五龙亭喝茶，记得亭上人满，只得也乐得在亭东占一张僻远面临湖的小桌子。看来象大有闲情逸兴，其实我们忧国忧时，只是无从谈起，眼前只是写作心热，工作心切。一壶两壶清茶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些刊物名字。因为不是月夜，对岸白塔不显，白石长桥栏杆间只偶现车灯的星火，面前星水微茫，不记得是谁提出了《水星》这个名字，虽然当时也不是见到这颗旧称“辰星”的时候。当时文学刊物名称也不象今日这样流行了各种各样带有诗意的名称，而一般性文学刊物名称也用尽了。大家认为这个《水星》刊名倒也别致。过去十分重要的文学杂志《法兰西信使》，当时还有重要地位的英国《伦敦信使》以及不那么响亮的《美国信使》，都被国内报刊误译为什么什么《水星》，早就传开了，沿用了，我们也知道。《水星》就《水星》吧，以星取名，也知道这颗行星离太阳最近，星上也不可能有水，《水星》上不加《中国》或《北平》，也表明与这些西方刊物有别。我们还是怕误会，想来想去，又想不出别的，就用出了。还是怕招人讪笑，我在第二期“编辑室”语上写了一段取名的说明，后来在第一卷六期合订本里封面中间就摘取了这段说明的最后这句话：
这个刊物用了《水星》的名字，正如八大行星中这个小行星用了神使迈尔克留斯的名字，也正如人名字叫阿猫阿狗——记号而已。
靳以编刊物的魄力真是了不起。办起了一大一小两个刊物的“编辑部”规模却还是一样小。我们在这个以靳以为“户主”的小院里，连他和我这个副手，就是四个人。另两位一个是白天来上几小时班的校对和一个看家的门房兼收发兼通讯员兼厨师。据芦焚(师陀)回忆说，我还曾亲自到沙滩中老胡同他的住处送过稿费。
一大一小两个刊物，按期出版，当然也得归功于书店方面的努力和效力。首先当然是感谢郑振铎、巴金两位以及一些义务组稿人员，从来稿中又形成一支基本队伍。编委自己又供稿不息，不把同时给《文学季刊》供稿计算在内，仅巴金、靳以、沈从文、李健吾、郑振铎和我发的诗文就占了三、四分之一。
编委以外，本常在一起或原不相识，从第一卷起发表诗文共四篇以上的有李广田、何其芳、蹇先艾、〔杜〕南星、萧乾、芦焚、李威深、臧克家。
至于发表诗文在三篇至一篇的撰稿人名单就长了。其中有：何家槐、盛成、〔程〕鹤西、吴伯箫、丽尼、骆方、曹未风、张天翼、万迪鹤、周作人、废名、李溶华、卢蠡、罗念生(罗喉)、艾芜、茅盾、毕奂午、荒煤、单、孙望、林丁、易椿年、老舍、朱自清(佩弦)、方敬、〔邱〕东平、杨吉甫、野蕻、张天、〔王〕英子、孙毓棠、辛笛、梁宗岱、冰心、曹葆华、陈雨门等。
从这个不全的名单就可以想见诗文内容和风格是形形色色的。也足见刊物自有并无排他性的特点。就思想倾向性而论，作者中除了一些下落不明的，其中极大多数人从中间状态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人名看诗文，当时对社会影响也不会截然相反。其中周作人后来虽有一个极不光彩的下场。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他迟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还没有什么汉奸言行。他在一九三四五年间发表在《水星》第一卷上的三篇文章是《骨董小记》、《论语小记》和《关于画廊》，也只是隐约透露出一些不甘寂寞的矛盾心情。
当时靳以和我十分欣赏的〔邱〕东平散文或小说短作，文章风格似粗而细，似直而曲，节奏快而韵味长。他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在南京一带真刀真枪打游击作战牺牲，成了革命烈士。
刊物登载过两三篇以上的不知名投稿者的文章，其中有靳以和我寄予最大期望的张天(用灵活口语的短篇小说作者，好象是河南南阳一带人)、靳以先挑出的李威深、我先看中的李溶华。发表过一首诗的林丁，当时是一个小青年，从济南和我通过信。解放后不久，我在北京接过他从安徽寄来的信和照片，好象还在北京见过他，名字记得是叫了“王化东”，已算是革命老干部了。
靳以挑了大小两刊一个编辑部的重担，还能照常从事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写短篇小说。我可不同，搞了编务，就顾不来特约译书，面临失去主要生活保障的危险。当时日本生活费用便宜，巴金正在东京住。梁宗岱受北京大学排斥，偕新夫人沉樱住叶山海滨。我有老同学吴廷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我不通日语，可以投靠他在这个清静的故都闭门译书。我编了《水星》第一卷(六期)，只好走了。这样靳以就一个人同时负责了两个刊物，编辑部全部人员由四变三。北平表面平静，形势日非，靳以也顶不住了，就准备到一九三五年夏天，等《文学季刊》出到了一年半，《水星》出到了一卷半，就此收摊。南下上海后，靳以保持原有编辑路线，试编了《文季月刊》，接着改办《文丛》，直到“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今天真难设想过去几个人以至一个人怎样能同时编一个大型季刊和一个小型月刊。
当然，首先是条件不同。我们这种刊物不挂鲜明的政治旗帜，不用剑拔弩张的语言，不放火药味空气，而当时国民党文艺统治势力愚昧无知，所以承受压力不大。
就《水星》这个小刊物而论，我们撰稿人有一个基本队伍，又跟《季刊》可以互相调济稿件，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刊物既不迎合庸俗趣味，也不附庸风雅(二者实际是相通的)，容易得到严肃作家的支持。
刊物虽是同人刊物，却不是宗派刊物，是开放的，没有排它性，不偏狭，又自有特色，并不趋时看风，外来稿件，也就比较单纯整齐，刊用率较高。
纯登文学创作，也是省事，虽然刊名既叫了《水星》，我个人私念却决不想模仿《法兰西信使》，而把继其后成为有影响的开明以至当时甚至说得上进步的《新法兰西评论》(简称nrf，与英国艾略特主编的保守的《准绳》和意大利、德国各一刊物并列为四大权威杂志)作为理想文学刊物，既登作品，也登评论，并以近四分之一篇幅登书评，限于能力，欲仿无从，结果只从第二期起，由我出主意，仅在封面设计上吸取这个刊物的方式，封面上就刊登本期内容(篇名和作者名)，白地黑字，只用红色印刊名与月份，没有装饰，期期如此，却也省事。
我们没有办刊物经验，也许倒可以说不势利，不煞费苦心，考虑把谁的稿子“发头条”，也不以香港所谓“知名度”大小为准而根据栏目的随时变动而随时排前列后(当然有时也未能免俗)。我们不枉费心机，不顾实际或锦上添花而人工树立谁的威望或人工控制谁的名声。
我们也不是无所用心，只是心思主要用在权衡稿子的性质、质量，合用与否。不用则退，难免主观，也就不说理由。决定刊用，则并不自以为是，除非改正明显的错字、漏字，不乱改来稿。
省事自也有缺点：不够关心，联系，耐心帮助投稿的青年。但是，至少靳以和我也还是青年，我们不敢指手划脚，唯恐误人子弟。我们不进行“扶植”，以防拔苗助长。至于给谁捧场或如今日所谓“宣传”，这种人为的好意行径，我们是懒得去做的。我们也许算悠闲，不急功近利，不求立竿见影，但我们也可以说相信群众，相信时间。
再从将近半世纪前回看今日，文学刊物兴旺发达，不仅数量，远非昔比。条件优越，首先是上有明确的原则领导，下有觉醒的读众选择。这种优越条件似乎也有还不曾利用好的地方。我倒设想过，何妨办一些流派(非宗派)刊物。这样，一见刊物，特色鲜明，购买阅读，各取所需，金钱上时间上也就经济得多；这对于促进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恐怕也会起有效的作用。
承《读书》约写回忆《水星》的文章，固辞不获，好象也是义不容辞吧？面对今日北京的热火朝天，一回忆北平昔日的低潮时代，苟安时代，苦闷时代，也就象我们几个人为刊物命名当时的眼前景色——星、水微茫。我的记忆也就象这样依稀朦胧了。承《读书》负责人，热情为我从一位收藏家那里借来了全部九期《水星》旧刊，略一翻阅，物证总算使我的回忆落实了一点。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三三年暑假，为了筹备办《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前院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厨房、厕所，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家住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当时都是单身人)，和靳以共桌看稿件。西谛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内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门庭若市，不仅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文友常来驻足，沙滩北京大学内外的一些，也常来聚首。我当年暑假毕业，原早就不务正业，不想出洋留学，想留在北平，以译书为生，搞我的文学创作。当年秋初，我被曹禺拉去保定育德中学接代他教课(他大约只教了一两周)。我去教到学期终了，报酬虽特高，课却特重，身体也实在顶不住，索性辞职，回北京，寄住千家驹家，主要为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给天津《大公报》编的“文艺”版自由译稿。平时我和李广田、何其芳常去帮靳以看看诗文稿，推荐一些稿。《季刊》出了两期，巴金不大从上海来了，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我接替巴金，住进了他惯住的北屋西头一间。书局每月给我数十元编辑费，我算有了一个职业，一个固定基本生活资料。接着由余上沅介绍，在胡适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译会特约译稿。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们组成一个附属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决定了就挂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和我六个人名字。我实际分工负责这个相当于副刊的编务。
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尽管一则主要是保守的，一则主要是进步的，一般说来，都是爱国的，正直的，所以搭桥不难。实际上，文人学子，南来北往一直是频繁的。不过其中有几阵潮汐。北伐战争前，北洋军阀政府日益猖狂，许多有名声的教授学者纷纷南下。北伐战争后，北京成为故都，改名北平，一些人留在南京做官，或相反，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干进步或革命活动，另一些人又回来了。“九·一八”事件以后，清华大学学生还是南方人数居绝对优势，北京大学教师当中还保持“五·四”以来突出的江浙籍传统影响。日军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励下，侵吞了当时我国的“东北四省”，一九三三年经过喜峰口战役，一度从古北口兵临北平城下。以后北平成了边城，暂得苟安，也又从南方(主要是上海)引来了一些新旧客居人。就我们这个月刊名义上的编委会六个人而论，巴金是初来北平作客；郑振铎是北上南下好几回了；沈从文是北上南下才刚又北上定居；李健吾原在北方，刚从法国回来，暂留旧地，以后到解放前又一直以上海为工作基地；靳以是由津到沪上大学后北回，我则是从上海读完高中来此上大学后留下的。地理上的南北交流本也不是有什么不便。当时文学上硬分南派北派实属无稽，乱搬用戏曲界“京派”“海派”名称，并不适当，就思想倾向论，却自有也并非截然的分野。
地域的交通，仅仅是表面的，却也说明了内在或潜在的趋向。
我们，至少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统一战线”这个名词，当然更想不到今日的“双百”方针。我们没有想拟发刊词，无言中一致想求同存异，各放异彩。不是要办同人刊物，却自有一种倾向性——团结多数，对外开放，造船架桥。《文学季刊》先这样办了，也就给它的附属月刊定了调子。这里是否有一条政治路线的引导，郑振铎也许明白，巴金、靳以当时似乎并未意识到，我们另外几个人更少考虑。我自己按既定方针干，倒更象纯出于艺术良心。
就刊物而论，就我个人趣向而论，我中学时代在南方(应说“南中”)，原看重上海的《创造》月刊(引起我注意的时期已在《创造季刊》时代以后了)甚于《小说月报》，偶尔听说北京的《现代评论》与《语丝》之争，就偏向后者。稍后在上海上学，同时注意了鲁迅主编的横排版《奔流》和开头是徐志摩主编的方块直排版《新月》，极少看两者的内容，非常欣赏两者既大方又别致的封面(当时爱啃《思想》杂志里看不懂的革命理论文章)。但是一九二九年到北京上学，正式受教于徐志摩(他在北京大学教我课，不过是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十一月)，叶公超(他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又结识了当时划归《新月》派的师辈、长辈闻一多、方令孺、林徽因等诗人，被陈梦家不跟本人打招呼挑了几首诗编入了《新月诗选》(同时排斥了臧克家在《新月》上发表过的一些诗，倒使他免被戴上了《新月》派的帽子)。我确也出入他们的门下，多少陷于“学院”派圈子里了。实际上我当时开始从法文原作也爱好了十九世纪后期法国从波德莱尔起的现代诗，也已经开始同戴望舒为主将的《现代》派诗风有接近处，而李广田、何其芳(其实他先用另名在《新月》上发表过诗)也是在《现代》上发表诗而开始为人注意的。但是独立而不事论争的《文学季刊》显得无形中接受了上海当时较为踏实的文坛主流派的影响，向北平正直而较少明显派系色彩的学院文人伸了手。这个际遇、机缘，就我个人说，也扩大了视域、交游，虽然和北平学院派还是相处无间。我一方面例如还给叶公超、余上沅、林徽因等继《新月》停刊后所办的《学文》(只出了一、二期)供稿，一方面并不力争他们为这个新办刊物供稿。沈从文本也是《新月》派的“乡下人”，不是学院派，作为《文学季刊》附属月刊的编委，也不出这方面的主意。(其实原算《现代评论》派人员也是复杂的：徐志摩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明明可以一分为二，当时明白反共的张莫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戏剧家丁西林，写过小说《玉君》的杨振声后来的表现是有目共睹，即使写《闲话》的西滢后来也安稳了，最后推测还做了一桩好事，这可能只有现在还旅居英国的爱国华人女作家凌叔华知道了。继承《现代评论》的《新月》派人员也是如此，方令孺、林徽因等，所作所为，大家也是知道的，更不用提闻一多了。)《文学季刊》也不是存心排斥，此中或缘时会，或顾到影响，冷淡《新月》派中人和《现代》派中人，并不是《文学季刊》和它的附属月刊的固定方针。
我们不准备拟发刊词之类；刊物名字却总得想一个。一个夏晚，我们不限于名为编委的几个人，到北海五龙亭喝茶，记得亭上人满，只得也乐得在亭东占一张僻远面临湖的小桌子。看来象大有闲情逸兴，其实我们忧国忧时，只是无从谈起，眼前只是写作心热，工作心切。一壶两壶清茶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些刊物名字。因为不是月夜，对岸白塔不显，白石长桥栏杆间只偶现车灯的星火，面前星水微茫，不记得是谁提出了《水星》这个名字，虽然当时也不是见到这颗旧称“辰星”的时候。当时文学刊物名称也不象今日这样流行了各种各样带有诗意的名称，而一般性文学刊物名称也用尽了。大家认为这个《水星》刊名倒也别致。过去十分重要的文学杂志《法兰西信使》，当时还有重要地位的英国《伦敦信使》以及不那么响亮的《美国信使》，都被国内报刊误译为什么什么《水星》，早就传开了，沿用了，我们也知道。《水星》就《水星》吧，以星取名，也知道这颗行星离太阳最近，星上也不可能有水，《水星》上不加《中国》或《北平》，也表明与这些西方刊物有别。我们还是怕误会，想来想去，又想不出别的，就用出了。还是怕招人讪笑，我在第二期“编辑室”语上写了一段取名的说明，后来在第一卷六期合订本里封面中间就摘取了这段说明的最后这句话：
这个刊物用了《水星》的名字，正如八大行星中这个小行星用了神使迈尔克留斯的名字，也正如人名字叫阿猫阿狗——记号而已。
靳以编刊物的魄力真是了不起。办起了一大一小两个刊物的“编辑部”规模却还是一样小。我们在这个以靳以为“户主”的小院里，连他和我这个副手，就是四个人。另两位一个是白天来上几小时班的校对和一个看家的门房兼收发兼通讯员兼厨师。据芦焚(师陀)回忆说，我还曾亲自到沙滩中老胡同他的住处送过稿费。
一大一小两个刊物，按期出版，当然也得归功于书店方面的努力和效力。首先当然是感谢郑振铎、巴金两位以及一些义务组稿人员，从来稿中又形成一支基本队伍。编委自己又供稿不息，不把同时给《文学季刊》供稿计算在内，仅巴金、靳以、沈从文、李健吾、郑振铎和我发的诗文就占了三、四分之一。
编委以外，本常在一起或原不相识，从第一卷起发表诗文共四篇以上的有李广田、何其芳、蹇先艾、〔杜〕南星、萧乾、芦焚、李威深、臧克家。
至于发表诗文在三篇至一篇的撰稿人名单就长了。其中有：何家槐、盛成、〔程〕鹤西、吴伯箫、丽尼、骆方、曹未风、张天翼、万迪鹤、周作人、废名、李溶华、卢蠡、罗念生(罗喉)、艾芜、茅盾、毕奂午、荒煤、单
从这个不全的名单就可以想见诗文内容和风格是形形色色的。也足见刊物自有并无排他性的特点。就思想倾向性而论，作者中除了一些下落不明的，其中极大多数人从中间状态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人名看诗文，当时对社会影响也不会截然相反。其中周作人后来虽有一个极不光彩的下场。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他迟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还没有什么汉奸言行。他在一九三四五年间发表在《水星》第一卷上的三篇文章是《骨董小记》、《论语小记》和《关于画廊》，也只是隐约透露出一些不甘寂寞的矛盾心情。
当时靳以和我十分欣赏的〔邱〕东平散文或小说短作，文章风格似粗而细，似直而曲，节奏快而韵味长。他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在南京一带真刀真枪打游击作战牺牲，成了革命烈士。
刊物登载过两三篇以上的不知名投稿者的文章，其中有靳以和我寄予最大期望的张天(用灵活口语的短篇小说作者，好象是河南南阳一带人)、靳以先挑出的李威深、我先看中的李溶华。发表过一首诗的林丁，当时是一个小青年，从济南和我通过信。解放后不久，我在北京接过他从安徽寄来的信和照片，好象还在北京见过他，名字记得是叫了“王化东”，已算是革命老干部了。
靳以挑了大小两刊一个编辑部的重担，还能照常从事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写短篇小说。我可不同，搞了编务，就顾不来特约译书，面临失去主要生活保障的危险。当时日本生活费用便宜，巴金正在东京住。梁宗岱受北京大学排斥，偕新夫人沉樱住叶山海滨。我有老同学吴廷
今天真难设想过去几个人以至一个人怎样能同时编一个大型季刊和一个小型月刊。
当然，首先是条件不同。我们这种刊物不挂鲜明的政治旗帜，不用剑拔弩张的语言，不放火药味空气，而当时国民党文艺统治势力愚昧无知，所以承受压力不大。
就《水星》这个小刊物而论，我们撰稿人有一个基本队伍，又跟《季刊》可以互相调济稿件，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刊物既不迎合庸俗趣味，也不附庸风雅(二者实际是相通的)，容易得到严肃作家的支持。
刊物虽是同人刊物，却不是宗派刊物，是开放的，没有排它性，不偏狭，又自有特色，并不趋时看风，外来稿件，也就比较单纯整齐，刊用率较高。
纯登文学创作，也是省事，虽然刊名既叫了《水星》，我个人私念却决不想模仿《法兰西信使》，而把继其后成为有影响的开明以至当时甚至说得上进步的《新法兰西评论》(简称nrf，与英国艾略特主编的保守的《准绳》和意大利、德国各一刊物并列为四大权威杂志)作为理想文学刊物，既登作品，也登评论，并以近四分之一篇幅登书评，限于能力，欲仿无从，结果只从第二期起，由我出主意，仅在封面设计上吸取这个刊物的方式，封面上就刊登本期内容(篇名和作者名)，白地黑字，只用红色印刊名与月份，没有装饰，期期如此，却也省事。
我们没有办刊物经验，也许倒可以说不势利，不煞费苦心，考虑把谁的稿子“发头条”，也不以香港所谓“知名度”大小为准而根据栏目的随时变动而随时排前列后(当然有时也未能免俗)。我们不枉费心机，不顾实际或锦上添花而人工树立谁的威望或人工控制谁的名声。
我们也不是无所用心，只是心思主要用在权衡稿子的性质、质量，合用与否。不用则退，难免主观，也就不说理由。决定刊用，则并不自以为是，除非改正明显的错字、漏字，不乱改来稿。
省事自也有缺点：不够关心，联系，耐心帮助投稿的青年。但是，至少靳以和我也还是青年，我们不敢指手划脚，唯恐误人子弟。我们不进行“扶植”，以防拔苗助长。至于给谁捧场或如今日所谓“宣传”，这种人为的好意行径，我们是懒得去做的。我们也许算悠闲，不急功近利，不求立竿见影，但我们也可以说相信群众，相信时间。
再从将近半世纪前回看今日，文学刊物兴旺发达，不仅数量，远非昔比。条件优越，首先是上有明确的原则领导，下有觉醒的读众选择。这种优越条件似乎也有还不曾利用好的地方。我倒设想过，何妨办一些流派(非宗派)刊物。这样，一见刊物，特色鲜明，购买阅读，各取所需，金钱上时间上也就经济得多；这对于促进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恐怕也会起有效的作用。
承《读书》约写回忆《水星》的文章，固辞不获，好象也是义不容辞吧？面对今日北京的热火朝天，一回忆北平昔日的低潮时代，苟安时代，苦闷时代，也就象我们几个人为刊物命名当时的眼前景色——星、水微茫。我的记忆也就象这样依稀朦胧了。承《读书》负责人，热情为我从一位收藏家那里借来了全部九期《水星》旧刊，略一翻阅，物证总算使我的回忆落实了一点。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