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抗震救灾工作社会监督员甫一面世，便引发了众多关注和讨论。作为从社会中海选出来的社会监督员，民间力量是他们的标签，是他们存在的根源，也正是他们备受关注的地方。
　　
　　志愿精神 可圈可点
　　
　　8月31日，社会监督员聘任期满，四川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向每位社会监督员发出的感谢信中，满怀深情地赞扬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与灾区人民心相通、情相连、难同担的赤诚之心”。
　　的确，在“自行安排时间，没有任何酬劳、经费自理，在余震不断的灾区，安全自负”这样苛刻的条件下，还积极报名当社会监督员的人，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很难想象的。
　　46岁的李营渠是个商人。他报名时向登记人员请求：“我一定要去，你能不能在我的备注上面做一个着重符号，我有时间有车，不怕危险。”李营渠最后如愿当上社会监督员，尽管事后生意受到了影响，“但我觉得跟国家的大事来比，生意的事要小很多。这些监督工作很重要。灾区下一步的建设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援助，如果头一阶段做得不好，可能会引发对抗震救灾工作的不信任，我想那个影响会很大。”
　　社会监督员的工作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到双流机场境外物资接收站巡查时，与监督员握手，当得知社会监督员的工作无任何政府行为时，欣然点头，连声说好。6月6日，社会监督员任川英、余孝华等到都江堰救灾物资配送中心了解物资发放情况，巧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白岩松听说他们是社会监督员，采访了他们，并“代表灾区人民、代表全国人民”向他们表示感谢。
　　
　　民间身份 收获独特
　　
　　“你不是王建老师吗？电视上报道过的社会监督员。”王建一进入某受灾群众安置点，就有人凑过来搭话。王建有点惊讶，问对方道：“你咋会记得那么准呢？”“你们监督的问题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非常关心，看得非常仔细，对你们我们信得过，相信我们的问题你们一定能反映上去。”这名受灾群众的话，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大家很快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向他倾诉……
　　社会监督员的民间身份更容易获得受灾群众的信任。正如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有关负责人评价的那样：“社会监督员以志愿者身份、个体独立工作为主的形式，深入到乡镇、村组，与受灾群众、基层干部接触，开展调查监督，反映社情民意，做了许多体制内监督做不到的事情。这与由部门组织放下去，找人来汇报不同，体现了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特色。”
　　个体独立工作的方式，给了社会监督员相当大的空间。官方监督讲计划、讲程序、讲步骤，加上人力、时间等约束，在遇到汶川特大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时，调查深度和范围就会受到一定限制。而相比官方监督力量的正规军，社会监督员就像游击队，机动、灵活。他们没有被指定访问对象、没有考核指标，监督起来比较自由。
　　“彭州市的某社区没有建立救灾款物发放的规范制度和账本；都江堰某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医疗服务条件有限，不能满足群众需要；建议完善救灾物资的备灾救灾体系……”
　　鲜活的一手资料，显示了社会监督员作为官方监督力量的补充作用。中央抗震救灾款物第二监督组组长、中央纪委纠风室主任、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赵惠令在听取部分社会监督员汇报后，感慨道：“你们得到了这么多详细的情况，使我听到了来自灾区最直接的声音，这与以往有组织的汇报不同。”
　　这种不定时不定点的游击监督力量，有着以点带面的震慑力，让救灾物资接收部门更加不敢马虎，因为说不定身边哪个人就有可能是社会监督员。
　　社会监督员不仅要反映问题，有时还要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8月4日，社会监督员殷秀琴一行来到都江堰市向峨乡，看到许多受灾群众围在乡政府门口，情绪激动。原来是该乡茶房村的村民看到邻村已开始修建永久性住房，而他们村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到乡政府讨个说法。
　　面对激动的受灾群众，殷秀琴劝大家选3个代表和她们一起去乡政府了解情况，她的话让村民们心服口服：“明天奥运会火炬就要在成都传递了，这次四川地震，全国对我们灾区支援多大啊！全国都在一心保奥运，咱们灾区群众也要高姿态高觉悟，不能给四川人丢脸啊！”最后村民代表在乡政府了解到：因為向峨乡的12个村无法同时修建永久性住房，茶房村预计明年5月动工。
　　
　　公民监督 制度期待
　　
　　社会监督员证和省纪委下发的《四川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关于开展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工作的通知》，明显带着官方授权的色彩，使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区别于普通公众的监督。这种授权式的社会监督方式，以其实际成效收获了良好的评价，给了各方信心和鼓舞，人们期待将其上升为一种机制：“如果这种社会监督员制度能够常态化，如果我们把公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并转化为制度化的监督力量，势必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的工作，更多的是应急式的，是汶川大地震特定背景下的产物。
　　社会监督员完全在义务条件下工作，如何支撑这种形式长期存在，是一个须解决的问题。即使报名的社会监督员本身有一定的经济支撑，自愿承担调查产生的各种费用，但时间一长，这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再进一步说，万一社会监督员在从事监督工作中受伤、生病等，如何认定及处理？
　　如李营渠一队人在调查途中就曾经涉险——余震引发山体滑坡。尽管李营渠表示早有心理准备，“我们工作的地方就是灾区，没有这些危险就不是灾区了。”但授权部门不得不思考这类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后果和责任。
　　社会监督员具有灵活随机的优势，但是否需要工作规划、程序，如何把握工作方式、调查方法，及其介于民间和官方之间行使监督权利的法律依据等，都还是未曾触及的问题。
　　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肯定地说：“社会监督员的形式会继续下去。社会监督本身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题中之意，必经之途。”只是，因为应急方式与日常工作有区别，在日常监督中吸纳民众意见的方式将有所不同。
　　社会监督力量早在抗震救灾工作之前就已经存在，特邀监察员、行风评议员、党风监督员、民情信息员、纪风督察员这5大员，都是在民主进程中已经探索形成的。在下一步灾后重建的监督工作及日常监督中，如何吸纳民众更多地有序参与，将在现有体制上创新、完善、拓展，加以体现。
　　譬如，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统战部等推荐，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高端人才，提高社会监督的有序性和针对性。
　　社会监督员的任务，也将不仅是对具体物资管理的监督，而更多的是在制度层面、法治层面进行监督。其中灾后重建的监督重点，将是资金落实没有，项目管理如何运作、如何保证、建设质量、工期，等等。
　　社会监督更多地应是有序地、有组织地开展民主监督，而不是完全无规则的游击战。
　　社会监督员的形式，是给社会监督力量提供一个新的有序的渠道。在现有体制下，将这个渠道加以扩展、延伸、完善，将更有针对性地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使公民能更有序、有效、有力地监督、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项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