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照片为“希望工程”这项全民性的捐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单说摄影的社会意义及社会影响力，他足可骄傲一生。
　　 问：摄影在专业类别上也有很多区别，“希望工程”用的您那套“大眼睛”的照片，是您自己主动搞的专题创作，还是受政府委托去拍摄的？请您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
　　 解海龙：我从1980年到1989年一直在学摄影，最基本的东西都会了，得个什么奖的也没问题了。你只要给我出个题，我脑子一转，就知道我能得什么奖，还没拍就能知道。他们都叫我“获奖专业户”，我也觉得正好，那时候咱们搞文化的不就是想出点名嘛？后来就有人开始挑剔了，他们不问我怎么得奖的，而是说：“你有没有不是为了参赛的片子，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是呀，人家说“改革开放”你就“改革开放”，人家说“可爱中华”你就“可爱中华”，一天到晚就追着媒体转，你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呀？也觉得干了都10年了，没什么劲了，就把相机封起来了。
　　 问：20世纪90年代初可是下海经商的好时候哇。
　　 解：可是我就不会做买卖，挣不了钱。我曾经在文化馆承包了一个小酒吧和台球厅，喝着酒打着球，还觉得挺好，一年下来就赔个两三万。于是我就有个决心：“你们都下海，我就上山。”上山干吗去呢？就是去拍一套不为获奖的、能记录这段历史的东西，等多少年后想了解这段历史，哎，我这儿有。可是我们文化馆的老师一听呢，说：“你应该具体一点，实在一点，针对性强一点。千万别说我的题目叫《中国》，我的片子叫《农村》，这些个题目太大了！”后来我就把题材压缩了，专拍农村的孩子，我过去也当过两年农村的孩子，有这种体会。我就在农村里转悠，看到一些孩子在学校门口坐着玩，也不上课，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去？”“没钱。”小男孩是说一句话就跑了。小女孩呢，是不好意思，就哭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些年农村儿童失学比例很大，10个中间得有两三个上不了学，我想我就要去拍他们是如何渴望读书的，怎么在学校门口转悠的……我决定了之后就跟朋友商量，他们有一种担心：“你可别自己惹事，这个题材有点灰，你这是给政府添麻烦，你拍的全是上不了学的孩子，国外一看中国怎么这样呀？”我呢，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吧？那边明明是没学上，穷得要命，这边你想替人说句话，还得琢磨谁高兴、谁不高兴？等你都高兴了这帮孩子又成文盲了。
　　 我在甘肃的会宁县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十二三个人，都是目光呆滞，大的四十来岁，小的也就二十七八，没一个成家的。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还没成家呀？”“没钱呀。”“为什么没钱呀？”“没文化所以挣不着钱。”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如果中国一天到晚就说大话，结果呢，就是出来一拨又一拨的文盲，那不全是虚的嘛！所以我就决定如实反映中国农村那帮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现状。我觉得城里人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们只要帮一个孩子上学了，我这张片子就没白拍。
　　 问：然后您抬腿就去了？
　　 解：我回来跟领导说：“我要用一年时间把全国各地的贫困山区都跑遍了……”领导说：“停、停、停，打住！你这叫旅游，我还想把全国各地跑遍了呢。你得说实际一点，多长时间？拍出多少张照片来？在哪个省？再缩一缩！”那我就不敢再说黄河以南了，干脆就说黄河以北吧：“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这四个地方总行了吧？”而且我去的地方都是特贫困的地方：山东沂蒙山、山西太行山、河北燕山一带、河南也去穷地方”……
　　 就这样领导同意了，我也特高兴。为了不瞎跑，我还去一些图书馆看了一些资料：中国十几亿人吧，有两亿文盲或半文盲，从I980年到1990年这10年不在校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达3700万。我觉得这是实话，就是30%多，因为从7岁到13岁在校的孩子是一个亿，于是就把这些数字全抄到本上，开始做这件事。
　　 问：那是在什么时候？就一个人去的？
　　 解：1991年3月份，我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门口那儿有一个黑板，上边写着“希望工程”。我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我们团中央正准备搞的一个活动：是劝社会上的人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给农村的孩子们买一根笔、买一个本子。”于是我就跑到团中央去了。到那儿我就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前两月，我们有些人下去了，到农村考察了一圈，总体感觉不像社会上宣传的那样，大多数的老百姓真正还是很艰苦，刚刚能吃上饭，万元户还是太少了，所以就希望城里人能够帮帮他们。”“哟！这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能不能把我也收到你们这个队伍里来？”于是和他们说：“我是文化馆的一个摄影工作者，我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在文化馆工作了10年时间，得了300多个奖，基本功扎实；第二，文化馆已经批准了给我一年时间在外面拍片子，如果你们同意，我跟领导一说就没问题了；第三个呢，我毕竟还当过农村的孩子嘛，对农村比较了解。”他们领导听完了以后说“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有呀！两条呢。”他们听完以后马上瞪眼睛，我说：“第一条呢就是给我开个介绍信，证明我的身份，我可不是专门去收藏什么落后的东西；第二你得给我一个地图，注明最急待我去的地方。”他说：“还有吗？”我说：“没了。”“哎，你怎么不提钱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是没钱的单位，如果我跟你们要钱，那就是要饭的碰到叫花子了。”他说：“你要不跟我要钱，我就知道你是真的了，这事好办了，签约吧。”真正拍片子是1991年4月份以后才开始上路的，我前期的工作做得比较扎实。
　　 问：做了很多的调查？
　　 解：我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大别山老区跑遍了，“大眼睛”也好，“小光头”也好，还有流着鼻涕“我要上学”的也好，还有姐姐把得到的救助款让给妹妹，妹妹哭了的也好，甚至于还有背砖的小女孩等等的片子都出自于大别山。我这一趟出去，收获特别大，而且通过拍这些东西，修正了我的创作道路，首先考虑的是用事件去打动人，而不是用什么艺术性去夸张。那一年，我去了12个省份，到了1992年的4月份，我拿出整套的东西交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回来以后，青少年基金会的人非常感动，大家都流着泪掏钱，急切地希望办个展览。就在4月份，首先在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请了50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给一套照片，一套40张。所以那时候呀，几乎天天都有我的摄影作品在各种画刊里出现，我成当时的新华社了。我觉得这题真是选对了，因为这里面有当时三个热门话题：一是关注贫困；二是关注教育；第三个就是关注儿童。搁在一起就是“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展览”。一夜之间成名人了，这也请那也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老百姓的故事》，任何一个有名的栏目全来找我。你想想那时候才有几个东方之子，老早就把我排上了，等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这件事被社会认可了。
　　 问：也不会有人抓您小辫子了。
　　 解：因为邓小平为这个“希望工程”写了个题词，后来江泽民、李鹏也题了词，大家都觉得这是件好事。1992年是在民族文化宫和台北市两个地方跨海联展，后来，在其他国家陆陆续续也开始展览。
　　 问：这个在国外能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
　　 解：第一个，说明了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人生活很困难，没有精力去搞霸权主义，这对国外说我们有“威胁论”是一个作用；另外就是外边捐款特别多，九二年底集资已经快两个亿了，30%是香港那边捐过来的。
　　 问：当您改变了这么多孩子的命运的时候，是不是也改变了您自己的命运？
　　 解：我呢也从崇文文化馆调到了《中国青年报》当记者了。于是更如虎添翼了，整天坐着火车、飞机满处跑，相机也是公家的了，胶卷也随便使了，社会上很多人就做我的后盾，只要我拍到哪个穷孩子、穷学校，他们就帮着他上学、就给盖学校。
　　 问：当好人的感觉，会不会觉得累？
　　 解：我本人就是一俗人，也没受过更多的教育。我只知道一条：就是别惹事。当工会副主席的时候我也经手一部分钱，我会把各种票收成一本一本的，我卸任的时候把贴本给他们，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一种好习惯，做事的时候信任度很重要。
　　 曾经有件事，1993年的12月，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我去西柏坡采访。这个时候就收到了一个1000块钱的汇款单，上面也没什么话，我想我最近没发表什么作品呀，稿费也不应该那么高呀。后来收到一封唐山来的信：“我们是《唐山晚报》和《劳动报》的记者，也报道过贫困儿童上学的问题，但是没有你的功劳大。这两天我们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歹徒在抢妇女东西的时候，被我们抓住，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就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而且每个人给了500块钱。这个钱，我们不知道怎么用，还是给你，你认为把这个钱给谁就给谁。”这个钱的含金量是高的，拿了这个钱我就在农村转，找到一家：两个孩子都失学了，一个初中、一个小学，父母和奶奶在一年之中都不在了。这笔钱给人家是救命的，（他们）跪在那儿就磕头，我说：“你要磕，也别给我磕，你们就往唐山那边的方向磕。”这样的事情我会经常讲给大家听，不要老讲有钱人怎么帮助人，也要讲没钱的人怎么帮助人，甚至于“坏人”经过这种事都变成好人了。咱们把这个事比喻成“高压电”，如果有权力的人拿着这钱干别的事情，那真是天理难容，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谁就会被电死！
　　 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他们每个月有5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3块、5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看了我的照片非常感动，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我去看他们，给他们讲些故事，然后给他们鞠躬。我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你们是闪光的，我代表山里的孩子给你们鞠躬。你们要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面，多做好事，早些出去，到时候，你们会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社会做好事的。”全哭，我讲这个的时候，全哭！
　　 问：是呀，这样的故事非常感人！
　　 解：这样含金量高的故事还多着呢！一个民办教师，他走了20公里，就是为了到县城里卖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才卖10块钱，这10块钱是为了买两盒粉笔，然后饿着肚子又走回来。这种故事也经常改变我。我们做记者的，经常是今天还在农民的炕头上聊天，明天就被老板请到歌舞厅去了。但时时都别忘了自己做的这件事很有意思，更多的是用自己的照片和故事去打动他，只要我觉得他能和我说到一块儿去。比如有个机会跟臧天朔聊天，他坐在那儿不说话，半天了，就低头呆着，我就跟他说：“老臧呀，听说你前一段时间皈依佛门了。”他说：“是呀。”我说：“你对佛门有什么感受！”他说：“做善事呀。”我说：“那咱们有话说了。”一说这个，他就抬起头了，滔滔不绝地说，后来知道“大眼睛”是我拍的，马上上楼拿出1万块钱新票，说：“我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能力去盖学校，这1万块钱你拿到农村去，看谁穷就给谁。”希望工程到现在12年了，已经收到捐款19个亿了，极少发现贪污腐败的事情。230万个孩子回到了学校，还盖了8335所小学。
　　 问：可是十几年解决的，连10%都不到。
　　 解：虽然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你帮助几个孩子上学了，其他的稍微富一点的也就让孩子上学了，大家都认识到“莫为近利误前程，快速自立去读书”。上次我坐出租车，的哥认出我来了，说“我们一天工作8小时也就交个份钱，要想自己挣钱还得加班，一天就挣这一百多块钱，你看我们苦不苦？但是把这钱给孩子，我愿意，也别光我一人，北京有6万的哥呢！”后来就办了一个“北京的哥献爱心”活动，盖了好多希望小学。
　　 有一个教授，获得了“中华人口奖”的2万元奖金，获奖他是知道了，但奖金还没有收到就死了，得了癌症。临死之前留有一句话：“等我的奖金到了，一定要给那个记者打电话。”结果一个老太太，是人民大学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她家一趟。一进门就说：“这是我老伴刘宁，已经去世了。”（遗像）旁边摆着几个苹果，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那2万块钱。她说：“你把这钱拿走，这是我老伴的遗言。”你说你能不感动吗？有好多非常感人的故事，汇集在一起，确实是能让人思考。
　　 问：你最近又重新拍“大眼睛”了。
　　 解：只要是山里的孩子都上学了，“希望工程”也就达到目的了，最早我们说的口号就是“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上学，‘希望工程’的神圣使命就没有完结”。而且返贫的也有呀，这个困难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天灾人祸什么的。
　　 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是金牌子，一提就能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小偷一听，手都能缩回来，甚至会说：“咱们偷一天，都捐‘希望工程’。”咱们关起门来说，有的人曾经做过对不起社会的事，他也会通过这个“希望工程”来洗刷自己的灵魂，大有人在。所以“希望工程”不搞了，但这种公益事业还要搞，搞什么呢？远程教育，配合全国教育在全国任何一个村子都配一台电脑。
　　 问：所以您们就给“大眼睛”送了一台电脑去。
　　 解：对，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大眼睛”上大学了，新的渴望有了，要接受高科技教育，缩短城市和农村的数字鸿沟，因此就决定还拿苏明娟说事：昨天她要上学，今天她要上网了。
　　
　　 《纯粹·局部接触42位文化先锋人士》 弘泰武仕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8 定价：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