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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第二代移民,“80后”的伍绮诗,凭借其出版的首部小说《无声告白》,在美国亚马逊斩获“2014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将斯蒂芬·金、村上春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大卫·米切尔等耳熟能详的文坛名家甩在了身后。随后,包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赫芬顿邮报》、《书目》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将此书封为2014年度最佳图书。
一夜之间,伍绮诗声名鹊起。这种横空出世般的冲击力,立刻吸引着读者的兴趣,也让读者欲罢不能地对这位有着亚洲面孔的女作家深感好奇。在《无声告白》推出中文版之际,伍绮诗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专访。
美田的“中国故事”
“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书在开头第一句,便宣告主人公死亡,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故事开头,然而在丝丝入扣的悬疑式情节背后,娓娓道来的却是一个和中国家庭有关的故事。
单看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没有一个是中文名,然而他们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中文姓——李;整个故事也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俄亥俄州。
这正是小说的深层意义所在一当读者跟着成熟而细致的笔触,抽丝剥茧地探求完一个16岁少女的死,最后不知不觉地反而对亚裔种族身份、文化冲突、自我追求、青春危机等不可避免的社会命题,有了豁然开朗的理解。
在小说中,一切的故事根源,都来自于这位第一代华人父亲詹姆斯·李与美国当地白人母亲玛丽琳的婚姻结合。正因如此,整个家庭气氛的温和与压抑、父母对孩子的学习高期待等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烙印”。
无可例外,作家的处女作品都与个人身世有关——小说的底色与作者伍绮诗的成长背景有着多重相似。“虽然我出生在美国,不说中文,也不做中国菜,但是我的成长过程在很多方式上都沿袭了中国传统。”
这位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华裔女作家,其父母是从香港移民美国的科学家,父亲曾经在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现为NASA约翰·H·格伦研究中心)工作,而母亲则曾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任教化学专业。“所以,在父母对我的教育中,科学和数学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也很自然地喜欢,同时也会做到最好,来满足我自己,也为了取悦他们。”而这也是小说中,孩子与父母的显性关系,甚至也是主人公自杀的部分原因。
像伍绮诗这样的华裔移民家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颇具代表性。由于中国留学生留学资金匮乏,当时往往只有理工科学生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学金,完成留学梦想;而掌握一门高科技,则更加可能找到工作留在美国。这样通过学术追求完成移民生活的华裔第一代,自然对第二代的学业要求不会放松。(即使到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华裔第二代移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在美国社会中颇为突出和惊人,最为熟知的例子莫过于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虎妈”的蔡美儿。)
尽管在欧美国家中,相比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亚裔所面临的问题显得更加边缘化,但身份寻根所带来的困扰,几乎是历代中国移民无法绕开的一堵墙,将异域文化中的自我认知,围困在多元化的社会迷宫中。
“《无声告白》中每一个种族歧视的情节,都或多或少地在我、我的家庭或者我认识的人身上发生过。”伍绮诗不曾经历过种族隔阂最为严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一切与此有关的种族“后遗症”,都在她的脑海中铭记,更何况她的家庭在当时确实是他们生活范围里唯一的亚洲面孔。
种种时代元素被集中而夸张地处理到小说中父亲詹姆斯·李的形象身上——身材矮小、不太擅长与白人打交道的亚裔学生、头脑“天才”却因为种族问题不能留教哈佛的大学教授、望子成龙且性格压抑的父亲。在面对女儿的意外死亡时,他一切内心最为不能释怀的心绪,再也不能掩藏下去,于是已经长痂的伤疤被一下子揭开……
“我姐姐告诉我,我们家搬到匹兹堡的时候(在我出生前不久),邻居家的小孩就往我们家的信箱里扔过鞭炮。一次,在陶尔城市郊,有个男人过来对我姑姑和我说话,朝我们吐唾沫,尖叫:‘滚回越南、朝鲜,从哪来的滚回哪去。’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幸运的是,它们在我所成长的生活中已不多见。但很多歧视以更微妙的方式出现:人们觉得你英语好或者没有口音是个奇迹,他们会问:‘你从哪里来?不——你真正从哪里来?’这些类型的所谓‘隐性冒犯’和更明显的歧视一样,也会让你觉得自己遭到同等程度的排斥。”
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以死亡的方式为她的不解与迷惑找到了出口,整个故事以叩问种族问题为核心;但如果你以为作品是在表达一种愤懑和控诉,那就大错特错了——书皮题目下方的那句发人深省的话,为所有“走投无路”的人找到了一个更加开阔的答案:“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伍氏的写作之路
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的不如意往往是宝贵的财富。“如果你(童年时期)经历过某种坎坷,你会变得对他人的情感或他人生活的遭遇更加敏感。”在伍绮诗看来,童年的不幸不一定是作家成功的必需品,但是不顺的经历却可以更加使人拥有同理心,而这种同理心则是作家写作的重要能力。
但要成为一个风靡欧美文坛的作家,仅有同理心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经过历代华裔作家总结,使用英文写作是融入欧美文学界的第一步。较之严歌苓、哈金这样的第一代华裔作家,使用英文写作,对于从小接受美国教育、母语为英语的伍绮诗来说,并不是门槛。
伍绮诗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童年时期全家从匹兹堡搬到夏克海茨,直到在波士顿上大学,一直接受一整套标准的美国教育。在高中期间,参加学生种族关系小组,让她以最好的方式认识了种族的差别,“我们到小学课堂上参观,讨论歧视和偏见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的小组每周都开会讨论这些问题,通过了解别人的观点,我得以深思并且比较‘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在出版《无声告白》之前,作家只是我理想中的副业。”受父母影响,伍绮诗从小的梦想是做一名宇航员。直到大学之后,从事文字出版工作,才让她觉得自己多年来或多或少的写作可能会有职业性用武之地。 她告诉记者,除了诱人的情节之外,“小说结构是我最费功夫的地方,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这个故事结构被我改过4版,直到最后一版的开头才确定下来。”
悬念式的开头,或许只是《无声告白》成功的一个偶然因素,但是伍绮诗自己确实承认,“喜欢直率的开头,有种一下子摊牌的感觉。”加之紧凑的故事发展,以及过去和现在巧妙地穿插,伍绮诗的风格恰好避免了中国本土作家在欧美文学中易犯的“毛病”,写就了一部伍式风格的欧美文学作品。
小说的取材也贯通中西——一场悲剧揭示整个家庭的秘密。就像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里两个女主人公的对话,大姐问二姐“你怎么了解我?”,这样的戏码也同时上演在英国名著《傲慢与偏见》中,熟悉的陌生人,是所有社会中关于“家”的一部分。
“在一个家庭中,秘密具备额外的重量。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思考身为家庭成员永远不会回答的那些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们经常想要如何重现——或者说重新构想——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当你失去某个人,尤其是突然或者在复杂的情况下失去,你或许马上会去想自己是否错过了什么、它们是否可能扭转现状。”虽然伍绮诗自己说,小说的构思只是来源于丈夫身边发生的一个女孩溺水的故事,但从东方文化中可以推想,它来自于对家庭本身的思考。
但一切都在故事里,毫无只言片语的情感描写。正如华裔作家严歌苓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作家往往抒情的部分过多。中国作家自己不觉得,但是对于老外来说,不好接受。”
而对于写作本身,伍绮诗的认知转变,也对中国作家们颇具借鉴意义。“人们往往坚称,写作是学不来的,但是我却从我的老师们那里,学到很多关于写作技巧和写作生活的知识。我认为,为了提高作家的专业素养,你必须花时间磨炼技艺、专注于实践。”
生来追求卓越
记者:你曾经回过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吗?如今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
伍绮诗:我去过香港三次和中国大陆两次。当我五岁的时候,我们拜访了在香港的家人,然后去了广东。1991年,当我十岁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到香港,然后去了广州、北京、桂林、西安,还有泰山脚下的小山村,那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最近一次访问是在2005年,我和我的丈夫、母亲、妹妹去了香港。我只去过几次,并没有待很长时间。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变化非常大,我的感觉是它变得更加全球化、快节奏。我很愿意再去,带上我的儿子,那样他能够将中国和他的身份建立起联系。
记者: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裔,虽然你出生后就一直远离中国,但在你的小说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描写反映出了中国的价值观。例如,关于父母对于孩子的高期望,这在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就是相当明显的。这样的关系是否是你成长的一种反映?你从你父母的教育和期望中受到了什么影响?
伍绮诗:没错,虽然我在美国长大,我在许多方面都体验着中国式的成长。我的父母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是对于我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学习。他们对于教育非常重视,都拥有博士学位,所以很显然,教育在他们那儿排在最优先的地位。同时,我是被教育着尊重父母长大的,所以我对于中国价值观在小说中的显现并不感到惊讶,这些价值观对我的灌输很深。但是,我天生也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我喜欢成为最棒的,所以取得一个好成绩不仅令我父母愉悦,也让我感到开心满足。
记者:你认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更像一个安静、勤奋的传统中国人,还是—个开放、随意的标准美国人,抑或是你觉得两者皆有?
伍绮诗:我两者皆有,不过我不确定我是否平衡得很好。我的父母真的灌输给我很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尊重长辈,敬业奉献,尊重历史和文化。同时,我的父母作为移民,他们必须在另一个国家开始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教我去为了自己相信的事情全力以赴,如果觉得这个社会系统不公平,就去改变它。我身上一直有反叛的精神,你可以认为这是我美式性格的一面,但我爸爸也这样,尽管他在中国农村长大,然后去了香港。他喜欢开玩笑,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他就会以此为目标去全力以赴。我也是这样的。
张宁据《凤凰周刊》整理
一夜之间,伍绮诗声名鹊起。这种横空出世般的冲击力,立刻吸引着读者的兴趣,也让读者欲罢不能地对这位有着亚洲面孔的女作家深感好奇。在《无声告白》推出中文版之际,伍绮诗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专访。
美田的“中国故事”
“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书在开头第一句,便宣告主人公死亡,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故事开头,然而在丝丝入扣的悬疑式情节背后,娓娓道来的却是一个和中国家庭有关的故事。
单看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没有一个是中文名,然而他们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中文姓——李;整个故事也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俄亥俄州。
这正是小说的深层意义所在一当读者跟着成熟而细致的笔触,抽丝剥茧地探求完一个16岁少女的死,最后不知不觉地反而对亚裔种族身份、文化冲突、自我追求、青春危机等不可避免的社会命题,有了豁然开朗的理解。
在小说中,一切的故事根源,都来自于这位第一代华人父亲詹姆斯·李与美国当地白人母亲玛丽琳的婚姻结合。正因如此,整个家庭气氛的温和与压抑、父母对孩子的学习高期待等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烙印”。
无可例外,作家的处女作品都与个人身世有关——小说的底色与作者伍绮诗的成长背景有着多重相似。“虽然我出生在美国,不说中文,也不做中国菜,但是我的成长过程在很多方式上都沿袭了中国传统。”
这位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华裔女作家,其父母是从香港移民美国的科学家,父亲曾经在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现为NASA约翰·H·格伦研究中心)工作,而母亲则曾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任教化学专业。“所以,在父母对我的教育中,科学和数学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也很自然地喜欢,同时也会做到最好,来满足我自己,也为了取悦他们。”而这也是小说中,孩子与父母的显性关系,甚至也是主人公自杀的部分原因。
像伍绮诗这样的华裔移民家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颇具代表性。由于中国留学生留学资金匮乏,当时往往只有理工科学生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学金,完成留学梦想;而掌握一门高科技,则更加可能找到工作留在美国。这样通过学术追求完成移民生活的华裔第一代,自然对第二代的学业要求不会放松。(即使到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华裔第二代移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仍然在美国社会中颇为突出和惊人,最为熟知的例子莫过于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虎妈”的蔡美儿。)
尽管在欧美国家中,相比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亚裔所面临的问题显得更加边缘化,但身份寻根所带来的困扰,几乎是历代中国移民无法绕开的一堵墙,将异域文化中的自我认知,围困在多元化的社会迷宫中。
“《无声告白》中每一个种族歧视的情节,都或多或少地在我、我的家庭或者我认识的人身上发生过。”伍绮诗不曾经历过种族隔阂最为严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一切与此有关的种族“后遗症”,都在她的脑海中铭记,更何况她的家庭在当时确实是他们生活范围里唯一的亚洲面孔。
种种时代元素被集中而夸张地处理到小说中父亲詹姆斯·李的形象身上——身材矮小、不太擅长与白人打交道的亚裔学生、头脑“天才”却因为种族问题不能留教哈佛的大学教授、望子成龙且性格压抑的父亲。在面对女儿的意外死亡时,他一切内心最为不能释怀的心绪,再也不能掩藏下去,于是已经长痂的伤疤被一下子揭开……
“我姐姐告诉我,我们家搬到匹兹堡的时候(在我出生前不久),邻居家的小孩就往我们家的信箱里扔过鞭炮。一次,在陶尔城市郊,有个男人过来对我姑姑和我说话,朝我们吐唾沫,尖叫:‘滚回越南、朝鲜,从哪来的滚回哪去。’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幸运的是,它们在我所成长的生活中已不多见。但很多歧视以更微妙的方式出现:人们觉得你英语好或者没有口音是个奇迹,他们会问:‘你从哪里来?不——你真正从哪里来?’这些类型的所谓‘隐性冒犯’和更明显的歧视一样,也会让你觉得自己遭到同等程度的排斥。”
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以死亡的方式为她的不解与迷惑找到了出口,整个故事以叩问种族问题为核心;但如果你以为作品是在表达一种愤懑和控诉,那就大错特错了——书皮题目下方的那句发人深省的话,为所有“走投无路”的人找到了一个更加开阔的答案:“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伍氏的写作之路
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的不如意往往是宝贵的财富。“如果你(童年时期)经历过某种坎坷,你会变得对他人的情感或他人生活的遭遇更加敏感。”在伍绮诗看来,童年的不幸不一定是作家成功的必需品,但是不顺的经历却可以更加使人拥有同理心,而这种同理心则是作家写作的重要能力。
但要成为一个风靡欧美文坛的作家,仅有同理心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经过历代华裔作家总结,使用英文写作是融入欧美文学界的第一步。较之严歌苓、哈金这样的第一代华裔作家,使用英文写作,对于从小接受美国教育、母语为英语的伍绮诗来说,并不是门槛。
伍绮诗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童年时期全家从匹兹堡搬到夏克海茨,直到在波士顿上大学,一直接受一整套标准的美国教育。在高中期间,参加学生种族关系小组,让她以最好的方式认识了种族的差别,“我们到小学课堂上参观,讨论歧视和偏见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的小组每周都开会讨论这些问题,通过了解别人的观点,我得以深思并且比较‘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在出版《无声告白》之前,作家只是我理想中的副业。”受父母影响,伍绮诗从小的梦想是做一名宇航员。直到大学之后,从事文字出版工作,才让她觉得自己多年来或多或少的写作可能会有职业性用武之地。 她告诉记者,除了诱人的情节之外,“小说结构是我最费功夫的地方,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这个故事结构被我改过4版,直到最后一版的开头才确定下来。”
悬念式的开头,或许只是《无声告白》成功的一个偶然因素,但是伍绮诗自己确实承认,“喜欢直率的开头,有种一下子摊牌的感觉。”加之紧凑的故事发展,以及过去和现在巧妙地穿插,伍绮诗的风格恰好避免了中国本土作家在欧美文学中易犯的“毛病”,写就了一部伍式风格的欧美文学作品。
小说的取材也贯通中西——一场悲剧揭示整个家庭的秘密。就像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里两个女主人公的对话,大姐问二姐“你怎么了解我?”,这样的戏码也同时上演在英国名著《傲慢与偏见》中,熟悉的陌生人,是所有社会中关于“家”的一部分。
“在一个家庭中,秘密具备额外的重量。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思考身为家庭成员永远不会回答的那些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们经常想要如何重现——或者说重新构想——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当你失去某个人,尤其是突然或者在复杂的情况下失去,你或许马上会去想自己是否错过了什么、它们是否可能扭转现状。”虽然伍绮诗自己说,小说的构思只是来源于丈夫身边发生的一个女孩溺水的故事,但从东方文化中可以推想,它来自于对家庭本身的思考。
但一切都在故事里,毫无只言片语的情感描写。正如华裔作家严歌苓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作家往往抒情的部分过多。中国作家自己不觉得,但是对于老外来说,不好接受。”
而对于写作本身,伍绮诗的认知转变,也对中国作家们颇具借鉴意义。“人们往往坚称,写作是学不来的,但是我却从我的老师们那里,学到很多关于写作技巧和写作生活的知识。我认为,为了提高作家的专业素养,你必须花时间磨炼技艺、专注于实践。”
生来追求卓越
记者:你曾经回过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吗?如今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
伍绮诗:我去过香港三次和中国大陆两次。当我五岁的时候,我们拜访了在香港的家人,然后去了广东。1991年,当我十岁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到香港,然后去了广州、北京、桂林、西安,还有泰山脚下的小山村,那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最近一次访问是在2005年,我和我的丈夫、母亲、妹妹去了香港。我只去过几次,并没有待很长时间。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变化非常大,我的感觉是它变得更加全球化、快节奏。我很愿意再去,带上我的儿子,那样他能够将中国和他的身份建立起联系。
记者: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裔,虽然你出生后就一直远离中国,但在你的小说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描写反映出了中国的价值观。例如,关于父母对于孩子的高期望,这在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就是相当明显的。这样的关系是否是你成长的一种反映?你从你父母的教育和期望中受到了什么影响?
伍绮诗:没错,虽然我在美国长大,我在许多方面都体验着中国式的成长。我的父母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尤其是对于我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学习。他们对于教育非常重视,都拥有博士学位,所以很显然,教育在他们那儿排在最优先的地位。同时,我是被教育着尊重父母长大的,所以我对于中国价值观在小说中的显现并不感到惊讶,这些价值观对我的灌输很深。但是,我天生也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我喜欢成为最棒的,所以取得一个好成绩不仅令我父母愉悦,也让我感到开心满足。
记者:你认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更像一个安静、勤奋的传统中国人,还是—个开放、随意的标准美国人,抑或是你觉得两者皆有?
伍绮诗:我两者皆有,不过我不确定我是否平衡得很好。我的父母真的灌输给我很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尊重长辈,敬业奉献,尊重历史和文化。同时,我的父母作为移民,他们必须在另一个国家开始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教我去为了自己相信的事情全力以赴,如果觉得这个社会系统不公平,就去改变它。我身上一直有反叛的精神,你可以认为这是我美式性格的一面,但我爸爸也这样,尽管他在中国农村长大,然后去了香港。他喜欢开玩笑,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他就会以此为目标去全力以赴。我也是这样的。
张宁据《凤凰周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