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浏览大部分底层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作品当中造成底层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关键所在，是法律意识的极其单薄。在那么多的同类描写中，几乎看不到作家以及评论者对造成底层民众“无知”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反思，而仅以一种肤浅的道德观照，以期赚取读者几滴同情的眼泪，再无他法。
　　关键词：底层文学 反思 批判性 人文情怀
　　我们无法想象，假如仅仅控诉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以底层的名义抒发文学在现实面前无力感的牢骚，却缺乏以严肃的批判精神直抵现实社会问题病灶的勇气的话，我们依然不难推测目前已有的底层书写仍将不可避免沦为与主流话语合谋的怪胎的命运。
　　丁帆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作家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群体是远远不够的，还缺乏那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那种欧洲18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清晰的理性批判眼光和锋芒。”[1]
　　此外，那些看似冷静深入的描写与分析，是否因为对底层民众缺乏情感体验的温度而显得过于冷漠？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叙述底层的代言人往往能平静地对待农民工的苦难，这种平静一般表现为客观的描写、深刻的揭示、冷静的分析。”[2]
　　从常理的角度推断，我们不难联想到，只有在主体内心没有情感激荡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以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观照对象本身，但问题是，“底层”作为一个掺杂了悲剧性生命体验的社会群体，其与琐碎的日常困境胶着不分的生存现状很难简单地用语言进行归纳总结。
　　如果作进一步的反思，或许最应当追问的并非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底层”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困境，而是“底层”这个概念命名及其相对应的社会群体如何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在号称民主和自由的时代，却有一个数目庞大的阶层以‘底层’的面目出现，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3]
　　结合上文论述，目前文学界以及理论研究界围绕“底层”、“底层文学”、“底层叙事”等文学现象展开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看似十分热闹，也确实将公众视线重新拉回到了社会生活存在的问题本身，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如果说贡献的话，那么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样一类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批评从一种更具逻辑理性与抽象概括的角度完成了对“底层”的构建，同时召唤出一大批作家与研究者的盲目跟风，二者一道就“底层”具体内涵的界定、其独特审美标准的确立、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即定位置等方面初步达成了共识——一个颇具本质性意义的“底层”呼之欲出。
　　在此，我们是否有必要对上述命名、定位、建构等一系列新的“造神”运动本身的意识形态诉求的合法性與现实可能性进行质疑？“底层”的出现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转嫁了紧张的现实生活矛盾与危机，从而使得各个“阶层”都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呼喊，以便营造一种看似“民主”的虚假幻象？“底层文学”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延续、改写甚至消费了曾经作为革命社会主义理想文艺形态的“人民文艺”所具有的理想性？
　　我们期待新的问题的提出，惟其如此，我们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讲，才有可能不断获得完善与丰富，相关文学史的写作也才可以更具历史的辩证与厚重。“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如果写不好‘底层’，也照样写不好‘中层’和‘上层’，搞不好现实主义，也别想搞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谁能指望连苦菜花都生长不出来的土地上，能够培育出真正芳香的玫瑰？”[4]做好“底层文学”研究，讲好“底层故事”，需要作家与研究者不断拓宽眼界，将目光从文学本身移至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复杂的现实语境之下，摆脱浮躁的市场化思维模式，在新世纪的时代环境之下，寻找我国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当中那些“反现代的现代性”话语资源，探索我国文学主体性构建的新的坦途。
　　参考文献
　　[1]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5，（04）：32-40.
　　[2]周水涛.论农民工题材小说——关于底层叙事的差异[J].文学评论，2010，（05）：65-70.
　　[3]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天涯，2004，（02）.
　　[4]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J].小说选刊，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