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探究教育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往往把教育的功能过多地定位在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续与弘扬的价值取向中。当然，正是因为教育的传承功能，印证了它是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绵延久长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更需要我们正视的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本身就含有优秀教育传统的元素。
　　说起中华传统教育智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在教育活动中的价值理念和对人生目标的设定。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教育亦然！中国传统教育旨在追求圣贤境界，实现修齐之道，立志成圣成贤。《弟子规》在结语处，清晰告诫年轻一代：“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只要明理自爱，不甘堕落，循序渐进地努力修学，就可以达成圣贤的品格。在《论语·泰伯》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士人、君子，必须要有宽广的胸怀、坚忍的品质，勇于用生命来践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则明确了君子修行的终极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经历的修行序列与步骤，“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正是儒家追求与倡导的君子人格——内圣外王，兼济天下。正是这种高品位的人生价值取向，深深影响了一代代士大夫，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普世性的家国情怀。
　　为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称颂的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志向的写照。范仲淹强调，不论身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这种“先忧后乐”不仅是范仲淹的政治理想，更寄托了中国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所以，有如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执着忠诚;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这才是中华传统教育智慧最深层的文化血脉，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尺，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内在动力。
　　同时，在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的引导下，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因此，“修身”就成为指向人性、塑造人格、表征中国传统教育智慧的重要因素。《论语·述而》中，“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復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无疑“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愿意实行仁，仁就可以达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这充分反映了孔子对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的高度肯定。孟子的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文献典籍和既成见解，强调不轻信、不盲从，而应经过自己的思考而有所取舍。显然，达成如此效果需要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庄子在《天下篇》中提出“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这样的认识活动，若没有主体性和能动性，又怎么能达成目标呢？至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期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若无识才、无史识，怎么能探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怎么能通晓从古到今的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道理？又怎么能形成自成一家的史学理论学说呢？由此可见，孔子、孟子、庄子、司马迁，都认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与人的认识水平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中国传统教育智慧中，对人的德行修养，先贤同样肯定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为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修养，就需要防止物欲的诱惑和腐蚀，不能成为“物的奴隶”。换句话讲，就是要超然于物外，而不被物所奴役，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能动性。
　　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智慧中，不论是在认识活动中，还是在德行修养中，关乎学思结合、教学相长、自求自得、反求诸己、改过迁善、启发引导、因材施教等诸多教育教学原则，都是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独立性的发现、认同和肯定，需要我们仔细品味，传承发扬。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同样充满教育智慧。在儒家的教育经验中，《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把学习过程具体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步骤。它是对先秦儒家学习过程思想的总结，是对孔子“学—思—行”思想的发挥和完整表述，反映了学习者成长的一般模式，对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建构知行合一的学习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的学习方式，即便在今天依然是行之有效的重要策略。
　　中国传统教育智慧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审视中国传统的教育智慧，主要是为了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传统教育以应有的客观公正评价。肯定中国传统的教育智慧，挖掘其间超越时空能够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使其呈现新价值，绽放新魅力，进而增加认同感，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同时，为应对复杂的国际竞争，我们要从中国传统的教育智慧中汲取力量，建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体系，使当下的中国教育既能扎根于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又能实现新的升华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