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目前发表文章称，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他在文章中提议，为了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1月29日《中国经济周刊》)
　　正如网友所评价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声音太珍贵了，犹如一声棒喝，敲在那些无良官员、无良商人的头上。”在人们日渐对“经济学家”失去信心的时候，公众尤为期盼能有更多像成思危这样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出来说话，掀起一场关于“资本无道德”的大讨论。
　　市场经济进行到今天，我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与便捷、自由与进步等“市场红利”同时，也越来越严重地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在逐渐增多。其中，“资本无道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赚钱方面，什么钱都敢赚、都要赚，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不择手段；另一个是花钱方面，想尽办法逃税避税，环保项目不肯投入，公益事业难觅身影，奢侈品消费却异常红火。
　　其实在纯理论意义上，就像吃饭之于人类是一个生存必须，道德之于资本也应该是一个生存必须。这正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说的，“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也都能增强企业实力，带给企业繁荣与利润。”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本是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的，企业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过来，企业给社会带来损害，也就是在给自己带来灾难，因为任何企业均无可能生存于真空之中。这个意义上，“资本无道德”更多的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本质——是其他更本质性的因素激活了资本的无道德基因，为之提供了水分、氧气和土壤，打败了资本内含的道德基因，以至形成一种逆向淘汰机制，这才让“资本无道德”大行其道起来。
　　“资本无道德”首先是一种“制度无道德”。制度不能有效保证有道德的资本在市场上获利，却让无道德的资本在市场上获利颇丰，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没道德的驱逐有道德的。“资本无道德”也是一种“监管无道德”。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指标，执法不严，让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蜕变成非法生产企业的保护伞。 “资本无道德”还是一种“官僚无道德”。既然在贿赂官员方面的投入要比在投资环保方面的投入小很多，效果却非常明显，以逐利为本性的资本怎么可能集体“守身如玉”?
　　如果要用百分比来衡量的话，我看“资本无道德”可能有30％是资本自身的问题，剩余70％应该是制度的问题与政府的问题。可以选择、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现阶段，“资本道德”不可能来源于资本自身大而虚幻的实质道德，而只能是基于制度与政府力量的形式道德。我们没有自信奢望通过道德感召的方式让“道德”取代“无道德”，让唯利是图的“经济人”大跃进成大公无私的“道德人”，而是要通过制度建设与严格执法的方式让“道德”取代“无道德”成为资本的显性基因，并逐渐上升为一种传统、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