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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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讲政治、立规矩、强作风、建制度,坚定不移地推进从严治党,开创了党建工作新局面。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价值,对全面提升新时代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基本经验;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4-0024-02
  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西柏坡时期虽然短暂,但却极为辉煌,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历史功绩。回顾和梳理这一时期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对于探索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有利于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路径和现实选择,进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一、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自觉,从思想理论、组织纪律、廉洁作风、制度体系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强从严治党工作,使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为全面执掌新中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坚持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优势。西柏坡时期,革命理论有了被忽视化的倾向,经验主义开始上升和抬头。为了克服这一党内思想中的主要危险,中央要求全党加强理论政策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以适应领导新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为此中央先后筹划成立了马列学院、华北军政大学和华北大学。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开班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革命理论关乎革命的成败,只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才会指引革命取得胜利,并要求“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西柏坡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并兴起了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习创新的高潮,“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不断丰富。”这一时期,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为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保障。
  (二)狠抓组织纪律建设
  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发展,党内、军内产生了无纪律、无政府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的倾向,并逐渐发展成为阻碍革命继续前进的重要障碍。毛泽东高度重视党的组织纪律问题,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在九月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凡属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指示者,各地必须严格遵守,正确执行。在执行中遇有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时,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同时,针对当时存在的个人包办和决断重要事项,党委形同虚设的问题,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明确要求:“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系统阐述了党委会的十二种工作方法。请示报告制度和党委制等的建立健全,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意志和纪律,切实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始终得到严格贯彻执行。
  (三)强化廉洁作风建设
  在全国革命形势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提出党内可能会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情绪,提醒全党要警惕資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并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形成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思想,构成了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容。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七届二中全会还做出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西柏坡时期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即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作风建设十分必要,而且尤为迫切。这一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也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角色和任务转变的时代特征,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准备条件。
  (四)注重制度体系建设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系统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管党治党的经验教训,并针对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这一时期,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1948年1月)、《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1948年6月)、《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1948年9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等一系列党内指示、决定和决议,成为调节党内关系和指导党内生活的重要制度依据,形成了党内必须共同遵守的制度准则,从而将党的建设纳入到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轨道,确保了党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并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
  二、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历史意义
  西柏坡时期党的自身建设表现出独具特色的长足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新中国党建工作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为执政党建设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仍被全党所铭记和遵循,在从严治党史上留下了划时代的浓重一笔。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中央在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2013年,习近平在参观西柏坡时强调,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并重提“两个务必”思想,“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可以说,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经验历久弥坚、弥足珍贵,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产生了重大的现实影响。
  三、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基本经验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西柏坡时期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和做法,对于探索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进而提升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实践中,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并举,教育和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当前,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建党管的是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使命担当这个“总开关”,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制度治党架的是刚性的、绝对的、不可碰触的“高压线”,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坚持同步实施、协同推进,做到刚柔并济、双管齐下,才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共同推动新時代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向纵深发展,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崭新局面。
  (二)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进京赶考”前,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因胜利而出现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情绪,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立下了“六条规定”,成为党员干部的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价值遵循。新时期党中央制定的“八项规定”与“六条规定”一脉相承,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发展,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了前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必须懂规矩,懂党的规矩,懂政治规矩,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得按规矩办,不能随心所欲、百无禁忌,更不能明知故犯、肆无忌惮。”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真正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始终坚持做到有纪可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只有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才能永葆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清醒地保持着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告诫全党,革命胜利“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并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所以在“进京赶考”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好成绩。但时至今日,党所面临的“赶考”还远未结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挑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新形势下,必须要继续弘扬和传承西柏坡反腐倡廉精神,大力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惩治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持续净化党的肌理,纯洁党员队伍,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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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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