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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华北制药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在退休之后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创立了一家全新的生物技术公司,受到了投资机构的追捧。
2003年,时年59岁的吕渭川即将退休,他面临的选择是:从之前担任董事长的中国最大的制药商——华北制药集团退居二线,担任顾问;或者到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任主席。
但吕渭川毫不犹豫选择了自己创业。对他来说,在华北制药集团的40年中积累了各方面资源,早已想在生物新材料领域进行拓荒,于是创立了天津国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国韵”),尽管这家公司的聚羟基脂肪酸酯(下称“PHA”)产品还处在研发阶段,却已经以其产品在节能环保上的突破意义受到了帝斯曼风险投资、青云创投等机构的追捧,这位花甲创业者的另一段精彩才刚刚开始。
资源整合家
从生物技术领域进入新材料领域,吕渭川认为并不跨行,PHA的生产方式与生物医药类似。可降解并能够替代塑料的生物材料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有三类,即改性淀粉、聚乳酸(PLA)及PHA,与PLA相比,PHA的性能更好,且不需堆肥进行降解。
尽管PHA早在1925年就被人们发现,但产业化发展一直没有跟上。实际上,将菌类培养的PHA转化为可以为人类利用的新材料,绝非一时能为之,除对于应用性的深入探究并将生产规模扩大,还需要将涉及到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技术进行整合,这对于只在某方面精耕细作的技术人员是最大的难题。
但这在吕渭川眼里并不复杂。创业本就需要大量整合资源,他迅速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华北制药集团从技术员做到董事长,技术出身的他对相关学科都有所涉猎,曾经带领团队解决了生物技术的工程化,在实验室项目产业化方面经验丰富。而在新材料行业,各类技术的整合更是聚“人”的过程,“有些人才可以吸引进来,有些尽管永远不会成为公司的一员,但能够想办法建立合作。”
从2003年开始,吕渭川用“分期分批,为我所用”的方法,迅速组织起一系列技术精英。在PHA产业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实验室构建菌种和优化工艺,即“上游研发”,提高产率和转化率的人才组成了公司的技术中心。
之后将实验室里的成果放大规模的“成果转化”,以及针对不同加工需要的“应用性研究”,天津国韵都需要与一些院校进行委托研究。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汕头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是天津国韵的技术合作伙伴,由公司出资,这些机构进行研究并担任发明人,专利则归公司所有,对研究成果拥有独家使用权,而产品销售所得的利润又拿出来资助研究机构。
实际上,吕渭川本人就是1990年代初“产学研联合”的发起人之一。与医药不同,材料应用研究的产业链更长,天津国韵董事会秘书金明透露,公司聚集了10余家研究机构组织,“也只有吕总这么资深的人士才能与他们顺利对话”。吕渭川在其中既是技术组织人又是创新发起者。
“餐盒”战略
从“上游研发”做到“成果转化”,对于一家生物新材料制造商似乎已足够,但吕渭川考虑最多的是“应用性研究”。构建天津国韵的产业链初期,吕渭川几乎预想到新材料问世后的情况:下游的加工企业不了解这种新材料,对能否加工、能否获得满意的表现更需要反复尝试,由于PHA比其他材料普遍贵3倍左右,如果PHA适用性的实验几次不成功,加上时间成本和原料成本的双重阻碍,便很难进行下去,新材料的推广很容易胎死腹中。
适用性尚无法确定,成本问题又显而易见,这是PHA等新材料面临的最大难题。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无法回收的塑料制品已经被禁止使用,但目前还没有政策明确提出使用可降解材料。留给天津国韵需要自己摸索的,恰好是困扰同行们已久的问题。
在PHA原料基础上,添加改性剂或其它混料,成为粒料;再将粒料转变成膜、片、板、纤维等材料;最终将材料加工成终端制品。吕渭川最终的决定是,将传统塑料制造中的四步,即原料、粒料、材料和成品,有选择性地介入,做成示范线。其目的很简单,公司最主要的产品是原料和粒料,但等待量产之后再进行应用研究为时已晚,只有自己做出示范线,让合作者亲眼见识到PHA替代塑料的本领。
吕渭川第一个想到的成品是餐盒。传统餐盒需要的发泡塑料已经被淘汰,但曾经屡禁不止,说明了需求的旺盛,而以PHA替代后,耐热、不渗水油、与食物接触安全等特点可以超越其他材料。
而真正让餐盒成为天津国韵PHA的第一个项目的原因还是价格。PHA的成本是传统塑料的3倍,但发泡后的材料用量仅为后者的1/4,因而在成品价格上能够做到接近甚至更低。不过由于发泡和吹膜是塑料制品中最难的两种工艺,从2005年开始,天津国韵在发泡餐盒的试验中就开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吕渭川亲自带队研究发泡工艺,每周都会安排2～3次发泡试验,每次都会调整配方,甚至手把手帮员工试验。
天津国韵很快就将研制成功替代塑料的PHA发泡餐盒。而在加工技术方面,天津国韵和北京化工大学进行了长期合作,探寻材料的热稳定性,用以改变工艺,塑造熔体强度。
创业6年来,吕渭川构建了四条产品示范线:粒料加工、发泡、吹膜和单丝纤维,在成品车间为用户演示PHA的产业应用。“应用渠道也是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是新材料和原有材料不同的地方,即使产品线不能量产,但也要告诉对方,我们的材料有制造成品的能力。”
资本共舞
2009年第四季度,天津国韵位于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万吨PHA生产线刚刚投产,尽管晚于预期半年,但在行业中依然可算高速。吕渭川称:“如果是做IT行业,到第6年时还未进入市场,显然无法生存;如果是做生物医药,第6年投放市场,就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幸好我们是做新材料,现在的进程已经很令人满意。”
在员工眼中,这位老领导有种锲而不舍的力量,创业初期就做好了埋头研发多年的准备。吕渭川将他的思路归结为三个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应用研发平台,以及基于这两项的融资平台。在实验室阶段,他就开始着手构建融资平台,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后顾之忧。
2004以来,初创的天津国韵从国家科委、财政部、天津科委、开发区等各级机构获得了778万元的扶持,并且吸引了4家投资商的投资。虽然拥有了初期资金,吕渭川也发现了现实与预想的差距,他曾希望能够一次性融资到位,但在没有产品的情况下,只能按部就班。
2006年,天津国韵准备了第二轮融资,而在此之前,天津国韵已从实验室的规模扩大到1立方米的中试阶段,并在1年后变成158立方米的大罐,每批能产10多吨。实际上,产业化中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就已禁锢了不少同行的发展,有些技术人员并未做好产业化准备,甚至借用其他企业的厂房进行中试。
成果初现时,嗅觉灵敏的投资方已经准备好对天津国韵的资本协助。首先关注天津国韵的是世界化工原料巨头——荷兰帝斯曼集团旗下的帝斯曼风险投资,在从煤化工转向生命科学之后,对方很认同天津国韵的理念。之后,找上门来的风险投资商一家接一家,从崇德基金、青云创投“中国环境基金”,到北极光创投和凯鹏华盈,天津国韵迅速汇聚了7大股东。
吕渭川透露:“目前在一些资本高手的建议下,我们正准备上市。像美国的同行虽然还没有产品出现,但已经拥有了4亿美元市值。从发展的角度,这的确能够为公司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对话吕渭川:我向往自我挑战
创业邦:您在退休之后又开始创业,您对创业有怎样的理解?
吕渭川:创业看似从零开始,实际上与创始人的资源密切相关,你必须有能力去整合各类资源,从技术到人才以及资本。没有过经历的人成功率肯定会低一些,但我的优势就是资源整合。我觉得退休后创业没什么劣势,我和年轻创业者一样,自己开车上班,平时喜欢运动,乒乓球打遍公司无敌手,他们正在琢磨培养出个陪练和我对垒。
创业邦:您在大型国企里做到了最高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感悟?
吕渭川:创业之前,有朋友曾问过我退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在脱离国有体制的基础上做一些事儿。在国企那些年,虽然是企业家,但感觉更像职业经理人,国企在大的框架内业能给我们一定的发挥空间,而我真正向往的是能够挑战自我能力的自主创业。
创业邦:对于天津国韵这种需要长期研发的企业进行融资,您有哪些心得?
吕渭川: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生物技术企业融资的报告。有人说创业初期资金就来自3F——家人(family)、朋友(friends)、傻瓜(fools)才会给你钱,我在创业初期就符合这个定义,最早是亲友们资助的,完全是因为信赖我个人。
对于后续的融资,我想技术型企业应该有几点关注。首先,要从原来单纯依赖技术过渡为不仅靠技术,还要靠资本,这需要观念的改变。另外,技术出身的创业者需要与投资人用同样的话语体系沟通,对方关心的不止是你的产品卖出去再获得利润,还希望看到企业估值的增长,是否能够以高回报的方式退出。当然,对于生物技术领域,权威的投资评估机构不多,所以我的方式是摆正位置,按部就班。创业的伙伴必须得找志同道合者,而投资人只需找同路人即可。
创业邦:作为一家生物新材料企业的创始人,您如何看待创新?
吕渭川:创新就是超前意识,可以是新东西,例如你的产品是人们5～10年以后会用到的;也可以是老品种的改良,要考虑让其更有生命力,例如在生产方式上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让价格更便宜。
创业档案
姓名:吕渭川
年龄:66岁
公司成立时间:
2003年
2003年,时年59岁的吕渭川即将退休,他面临的选择是:从之前担任董事长的中国最大的制药商——华北制药集团退居二线,担任顾问;或者到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任主席。
但吕渭川毫不犹豫选择了自己创业。对他来说,在华北制药集团的40年中积累了各方面资源,早已想在生物新材料领域进行拓荒,于是创立了天津国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国韵”),尽管这家公司的聚羟基脂肪酸酯(下称“PHA”)产品还处在研发阶段,却已经以其产品在节能环保上的突破意义受到了帝斯曼风险投资、青云创投等机构的追捧,这位花甲创业者的另一段精彩才刚刚开始。
资源整合家
从生物技术领域进入新材料领域,吕渭川认为并不跨行,PHA的生产方式与生物医药类似。可降解并能够替代塑料的生物材料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有三类,即改性淀粉、聚乳酸(PLA)及PHA,与PLA相比,PHA的性能更好,且不需堆肥进行降解。
尽管PHA早在1925年就被人们发现,但产业化发展一直没有跟上。实际上,将菌类培养的PHA转化为可以为人类利用的新材料,绝非一时能为之,除对于应用性的深入探究并将生产规模扩大,还需要将涉及到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技术进行整合,这对于只在某方面精耕细作的技术人员是最大的难题。
但这在吕渭川眼里并不复杂。创业本就需要大量整合资源,他迅速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华北制药集团从技术员做到董事长,技术出身的他对相关学科都有所涉猎,曾经带领团队解决了生物技术的工程化,在实验室项目产业化方面经验丰富。而在新材料行业,各类技术的整合更是聚“人”的过程,“有些人才可以吸引进来,有些尽管永远不会成为公司的一员,但能够想办法建立合作。”
从2003年开始,吕渭川用“分期分批,为我所用”的方法,迅速组织起一系列技术精英。在PHA产业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实验室构建菌种和优化工艺,即“上游研发”,提高产率和转化率的人才组成了公司的技术中心。
之后将实验室里的成果放大规模的“成果转化”,以及针对不同加工需要的“应用性研究”,天津国韵都需要与一些院校进行委托研究。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汕头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是天津国韵的技术合作伙伴,由公司出资,这些机构进行研究并担任发明人,专利则归公司所有,对研究成果拥有独家使用权,而产品销售所得的利润又拿出来资助研究机构。
实际上,吕渭川本人就是1990年代初“产学研联合”的发起人之一。与医药不同,材料应用研究的产业链更长,天津国韵董事会秘书金明透露,公司聚集了10余家研究机构组织,“也只有吕总这么资深的人士才能与他们顺利对话”。吕渭川在其中既是技术组织人又是创新发起者。
“餐盒”战略
从“上游研发”做到“成果转化”,对于一家生物新材料制造商似乎已足够,但吕渭川考虑最多的是“应用性研究”。构建天津国韵的产业链初期,吕渭川几乎预想到新材料问世后的情况:下游的加工企业不了解这种新材料,对能否加工、能否获得满意的表现更需要反复尝试,由于PHA比其他材料普遍贵3倍左右,如果PHA适用性的实验几次不成功,加上时间成本和原料成本的双重阻碍,便很难进行下去,新材料的推广很容易胎死腹中。
适用性尚无法确定,成本问题又显而易见,这是PHA等新材料面临的最大难题。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无法回收的塑料制品已经被禁止使用,但目前还没有政策明确提出使用可降解材料。留给天津国韵需要自己摸索的,恰好是困扰同行们已久的问题。
在PHA原料基础上,添加改性剂或其它混料,成为粒料;再将粒料转变成膜、片、板、纤维等材料;最终将材料加工成终端制品。吕渭川最终的决定是,将传统塑料制造中的四步,即原料、粒料、材料和成品,有选择性地介入,做成示范线。其目的很简单,公司最主要的产品是原料和粒料,但等待量产之后再进行应用研究为时已晚,只有自己做出示范线,让合作者亲眼见识到PHA替代塑料的本领。
吕渭川第一个想到的成品是餐盒。传统餐盒需要的发泡塑料已经被淘汰,但曾经屡禁不止,说明了需求的旺盛,而以PHA替代后,耐热、不渗水油、与食物接触安全等特点可以超越其他材料。
而真正让餐盒成为天津国韵PHA的第一个项目的原因还是价格。PHA的成本是传统塑料的3倍,但发泡后的材料用量仅为后者的1/4,因而在成品价格上能够做到接近甚至更低。不过由于发泡和吹膜是塑料制品中最难的两种工艺,从2005年开始,天津国韵在发泡餐盒的试验中就开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吕渭川亲自带队研究发泡工艺,每周都会安排2～3次发泡试验,每次都会调整配方,甚至手把手帮员工试验。
天津国韵很快就将研制成功替代塑料的PHA发泡餐盒。而在加工技术方面,天津国韵和北京化工大学进行了长期合作,探寻材料的热稳定性,用以改变工艺,塑造熔体强度。
创业6年来,吕渭川构建了四条产品示范线:粒料加工、发泡、吹膜和单丝纤维,在成品车间为用户演示PHA的产业应用。“应用渠道也是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是新材料和原有材料不同的地方,即使产品线不能量产,但也要告诉对方,我们的材料有制造成品的能力。”
资本共舞
2009年第四季度,天津国韵位于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万吨PHA生产线刚刚投产,尽管晚于预期半年,但在行业中依然可算高速。吕渭川称:“如果是做IT行业,到第6年时还未进入市场,显然无法生存;如果是做生物医药,第6年投放市场,就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幸好我们是做新材料,现在的进程已经很令人满意。”
在员工眼中,这位老领导有种锲而不舍的力量,创业初期就做好了埋头研发多年的准备。吕渭川将他的思路归结为三个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应用研发平台,以及基于这两项的融资平台。在实验室阶段,他就开始着手构建融资平台,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后顾之忧。
2004以来,初创的天津国韵从国家科委、财政部、天津科委、开发区等各级机构获得了778万元的扶持,并且吸引了4家投资商的投资。虽然拥有了初期资金,吕渭川也发现了现实与预想的差距,他曾希望能够一次性融资到位,但在没有产品的情况下,只能按部就班。
2006年,天津国韵准备了第二轮融资,而在此之前,天津国韵已从实验室的规模扩大到1立方米的中试阶段,并在1年后变成158立方米的大罐,每批能产10多吨。实际上,产业化中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就已禁锢了不少同行的发展,有些技术人员并未做好产业化准备,甚至借用其他企业的厂房进行中试。
成果初现时,嗅觉灵敏的投资方已经准备好对天津国韵的资本协助。首先关注天津国韵的是世界化工原料巨头——荷兰帝斯曼集团旗下的帝斯曼风险投资,在从煤化工转向生命科学之后,对方很认同天津国韵的理念。之后,找上门来的风险投资商一家接一家,从崇德基金、青云创投“中国环境基金”,到北极光创投和凯鹏华盈,天津国韵迅速汇聚了7大股东。
吕渭川透露:“目前在一些资本高手的建议下,我们正准备上市。像美国的同行虽然还没有产品出现,但已经拥有了4亿美元市值。从发展的角度,这的确能够为公司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对话吕渭川:我向往自我挑战
创业邦:您在退休之后又开始创业,您对创业有怎样的理解?
吕渭川:创业看似从零开始,实际上与创始人的资源密切相关,你必须有能力去整合各类资源,从技术到人才以及资本。没有过经历的人成功率肯定会低一些,但我的优势就是资源整合。我觉得退休后创业没什么劣势,我和年轻创业者一样,自己开车上班,平时喜欢运动,乒乓球打遍公司无敌手,他们正在琢磨培养出个陪练和我对垒。
创业邦:您在大型国企里做到了最高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感悟?
吕渭川:创业之前,有朋友曾问过我退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在脱离国有体制的基础上做一些事儿。在国企那些年,虽然是企业家,但感觉更像职业经理人,国企在大的框架内业能给我们一定的发挥空间,而我真正向往的是能够挑战自我能力的自主创业。
创业邦:对于天津国韵这种需要长期研发的企业进行融资,您有哪些心得?
吕渭川: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生物技术企业融资的报告。有人说创业初期资金就来自3F——家人(family)、朋友(friends)、傻瓜(fools)才会给你钱,我在创业初期就符合这个定义,最早是亲友们资助的,完全是因为信赖我个人。
对于后续的融资,我想技术型企业应该有几点关注。首先,要从原来单纯依赖技术过渡为不仅靠技术,还要靠资本,这需要观念的改变。另外,技术出身的创业者需要与投资人用同样的话语体系沟通,对方关心的不止是你的产品卖出去再获得利润,还希望看到企业估值的增长,是否能够以高回报的方式退出。当然,对于生物技术领域,权威的投资评估机构不多,所以我的方式是摆正位置,按部就班。创业的伙伴必须得找志同道合者,而投资人只需找同路人即可。
创业邦:作为一家生物新材料企业的创始人,您如何看待创新?
吕渭川:创新就是超前意识,可以是新东西,例如你的产品是人们5～10年以后会用到的;也可以是老品种的改良,要考虑让其更有生命力,例如在生产方式上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让价格更便宜。
创业档案
姓名:吕渭川
年龄:66岁
公司成立时间: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