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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始皇、大流士在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为巩固统治采取了许多文化改革措施。但在为政治国方略的实施过程中，前者对统一中国后思想文化过于严苛，后者对被征服地区的文化政策比较宽容。两人不同的文化政策成为秦帝国速亡而波斯帝国长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秦始皇；大流士；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4-0047-1.5
在古代东方出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帝王秦始皇和大流士一世。秦始皇结束七国争雄局面，一统天下，开创了中国古代的新帝国时代，成为争雄一方的强国。然而秦二世而亡，仅存十几年时间，成为中国古代最短命的王朝。在大流士统治期间波斯帝国由初创进而迅速的走向极盛，为波斯帝国维持二百多年的时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存在时间最长的上古帝国之一。本文试从文化统治政策异同的比较，来寻求秦帝国速亡而波斯帝国长远的原因。秦始皇与大流士都实行了类似的文字或语言改革政策，从而确立一种通用文字或官方语言，促进了文化的极大发展。而在思想文化控制上，秦始皇的政策表现出了排斥、残忍的特点，这显然有别于大流士的宽容政策。
一、秦始皇的文化政策
秦建立不久，秦始皇就开始扫荡各种文化差异，并针对各国文字异形的状况，统一各地文字的字形、书体，即书同文。首先推行的是小篆。小篆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以西周以来通行于周地、秦国的大篆为蓝本，并吸收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修改而成。秦始皇将李斯、赵高、胡元敬等人以小篆编写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字体的模范文本。这种字体形象匀圆、字体齐整、笔画简略，且以官方规范颁行全国。秦始皇简化汉字，统一字形，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乡音差别很大，而有了统一的文字即汉字，基本上可以克服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方言障碍、乡音隔阂。同时统一文字也促进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迅速发展和汉族的形成。与书同文并行的是行同伦，即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秦始皇以政令、法律等方式，统一道德和法律规范，诸如“依法为教”、“禁止淫逸”等。秦始皇统一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初步形成统一的行为方式和民族心理。“书同文、行同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建立初，秦始皇在思想文化方面是比较慎重的。后来却发展到明令人们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强令禁止普通百姓读《诗》、《书》、《百家语》，用焚书、诛杀、灭族等暴力手段禁止异端，例如“焚书坑儒”事件。它源自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以排斥其它学术观点。它是中国古代史中手段最残忍、后果最惨重的文化专制行为。它不仅无益秦朝的统治反而有害，不但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而且更不利于统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焚书坑儒事件标志着秦始皇已经开始由一位雄才大略的的政治英雄蜕化为专横暴虐的“无道之君”。它显示出秦朝败亡的征兆。
二、大流士的文化政策
大流士在文字方面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大流士为解决境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的问题，曾将当时流行西亚的阿拉米亚语确定为波斯帝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来发布诏令、公文，同时又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来处理本地的各种日常事务。例如在帝国中央的波斯，就发现波斯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与希腊文字被同时使用。贝希斯敦铭文中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对照书写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语文字并未成为整个帝国的通用文字，在政府中并不具有特殊地位，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是宽大的，他并不强迫所有的臣民使用波斯语文字。
大流士继承居鲁士的传统，实行宽容政策，尊重被征服者的宗教习俗。他拨款在埃及的哈尔加绿洲和埃德福新建了两座神庙，并下令继续修复其他地方的神庙。他遵照居鲁士的办法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神庙，继续给予希腊人的圣殿以特权。波斯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虽为国教，却仅流行于波斯社会的上层分子和部分民众之中。在巴比伦地区依然流行古代巴比伦宗教，腓尼基与叙利亚的传统宗教此时也未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叙利亚总督加达塔曾因向马格尼西亚阿波罗神庙园丁征税、命令人们耕作非神庙的土地，违反国王关于保护该神庙的指示而遭到大流士的训谕：“如果你不幡然悔改你就将感到我内心的愤怒”。这正说明大流士虽然尊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但是并不禁止被征服地区居民保留信奉自己原来的宗教的自由。同时大流士还有意识地笼络各地宗教界上层分子，利用宗教来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这种宗教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例如在希波战争的关键时刻，希腊最著名的特尔斐神庙竟然站在波斯人一边，警告希腊人必须放弃希腊，逃到大地的尽头去。正是由于大流士采取文化宽容的政策，从而使波斯帝国时代形成了第一次文明大汇合。欧洲人自波斯帝国兴起后，从波斯人手中获得了东方文明。波斯帝国的文化承前启后，既融汇了东方文化，又启迪了西方文化。虽然波斯帝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而大流士这种宽容的文化政策却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习俗，增强了被统治者的认同感，为波斯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两者文化政策的异同比较
秦始皇与大流士的文化政策从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文明的发展。然而在思想领域秦始皇坚决排斥异端思想。秦始皇将人们的思想言论禁锢在严酷的法令之内，使他们完全丧失了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从而把他们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秦始皇文化专制和思想独尊政策的必然结果。它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这种残暴的思想文化政策不仅没有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当然秦始皇的大一统文化政策也初步造就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心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大流士也因为采用宽容的文化政策为其帝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但却并没有在其统治疆域内形成共同的民族与文化心理。
四、小结
造成秦帝国速亡而波斯帝国长远这一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无法忽视文化政策的差异对其形成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也正是秦始皇的文化政策加速了其统治的灭亡。秦始皇与大流士文化政策的异同比较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分田．秦始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陈德正．大流士与秦始皇治国方略辨异兼论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之原因［J］．齐鲁学刊，2002．06．
[3]张玉书．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J］．管子学刊，2001．03．
[4]徐虎．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J］．天中学刊，1996．02．
[5]李忠存．试析波斯帝国时代的文明大汇合［J］．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
【作者简介】王凯超：男，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硕士，研究方向：世界史。
【关键词】秦始皇；大流士；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4-0047-1.5
在古代东方出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帝王秦始皇和大流士一世。秦始皇结束七国争雄局面，一统天下，开创了中国古代的新帝国时代，成为争雄一方的强国。然而秦二世而亡，仅存十几年时间，成为中国古代最短命的王朝。在大流士统治期间波斯帝国由初创进而迅速的走向极盛，为波斯帝国维持二百多年的时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存在时间最长的上古帝国之一。本文试从文化统治政策异同的比较，来寻求秦帝国速亡而波斯帝国长远的原因。秦始皇与大流士都实行了类似的文字或语言改革政策，从而确立一种通用文字或官方语言，促进了文化的极大发展。而在思想文化控制上，秦始皇的政策表现出了排斥、残忍的特点，这显然有别于大流士的宽容政策。
一、秦始皇的文化政策
秦建立不久，秦始皇就开始扫荡各种文化差异，并针对各国文字异形的状况，统一各地文字的字形、书体，即书同文。首先推行的是小篆。小篆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以西周以来通行于周地、秦国的大篆为蓝本，并吸收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修改而成。秦始皇将李斯、赵高、胡元敬等人以小篆编写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字体的模范文本。这种字体形象匀圆、字体齐整、笔画简略，且以官方规范颁行全国。秦始皇简化汉字，统一字形，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乡音差别很大，而有了统一的文字即汉字，基本上可以克服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方言障碍、乡音隔阂。同时统一文字也促进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迅速发展和汉族的形成。与书同文并行的是行同伦，即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秦始皇以政令、法律等方式，统一道德和法律规范，诸如“依法为教”、“禁止淫逸”等。秦始皇统一的文化政策，有利于初步形成统一的行为方式和民族心理。“书同文、行同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建立初，秦始皇在思想文化方面是比较慎重的。后来却发展到明令人们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强令禁止普通百姓读《诗》、《书》、《百家语》，用焚书、诛杀、灭族等暴力手段禁止异端，例如“焚书坑儒”事件。它源自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以排斥其它学术观点。它是中国古代史中手段最残忍、后果最惨重的文化专制行为。它不仅无益秦朝的统治反而有害，不但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而且更不利于统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焚书坑儒事件标志着秦始皇已经开始由一位雄才大略的的政治英雄蜕化为专横暴虐的“无道之君”。它显示出秦朝败亡的征兆。
二、大流士的文化政策
大流士在文字方面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大流士为解决境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的问题，曾将当时流行西亚的阿拉米亚语确定为波斯帝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来发布诏令、公文，同时又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来处理本地的各种日常事务。例如在帝国中央的波斯，就发现波斯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与希腊文字被同时使用。贝希斯敦铭文中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对照书写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语文字并未成为整个帝国的通用文字，在政府中并不具有特殊地位，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是宽大的，他并不强迫所有的臣民使用波斯语文字。
大流士继承居鲁士的传统，实行宽容政策，尊重被征服者的宗教习俗。他拨款在埃及的哈尔加绿洲和埃德福新建了两座神庙，并下令继续修复其他地方的神庙。他遵照居鲁士的办法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神庙，继续给予希腊人的圣殿以特权。波斯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虽为国教，却仅流行于波斯社会的上层分子和部分民众之中。在巴比伦地区依然流行古代巴比伦宗教，腓尼基与叙利亚的传统宗教此时也未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叙利亚总督加达塔曾因向马格尼西亚阿波罗神庙园丁征税、命令人们耕作非神庙的土地，违反国王关于保护该神庙的指示而遭到大流士的训谕：“如果你不幡然悔改你就将感到我内心的愤怒”。这正说明大流士虽然尊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但是并不禁止被征服地区居民保留信奉自己原来的宗教的自由。同时大流士还有意识地笼络各地宗教界上层分子，利用宗教来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这种宗教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例如在希波战争的关键时刻，希腊最著名的特尔斐神庙竟然站在波斯人一边，警告希腊人必须放弃希腊，逃到大地的尽头去。正是由于大流士采取文化宽容的政策，从而使波斯帝国时代形成了第一次文明大汇合。欧洲人自波斯帝国兴起后，从波斯人手中获得了东方文明。波斯帝国的文化承前启后，既融汇了东方文化，又启迪了西方文化。虽然波斯帝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而大流士这种宽容的文化政策却能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习俗，增强了被统治者的认同感，为波斯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两者文化政策的异同比较
秦始皇与大流士的文化政策从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文明的发展。然而在思想领域秦始皇坚决排斥异端思想。秦始皇将人们的思想言论禁锢在严酷的法令之内，使他们完全丧失了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从而把他们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秦始皇文化专制和思想独尊政策的必然结果。它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这种残暴的思想文化政策不仅没有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当然秦始皇的大一统文化政策也初步造就了中华文化共同体和民族心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大流士也因为采用宽容的文化政策为其帝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但却并没有在其统治疆域内形成共同的民族与文化心理。
四、小结
造成秦帝国速亡而波斯帝国长远这一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无法忽视文化政策的差异对其形成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也正是秦始皇的文化政策加速了其统治的灭亡。秦始皇与大流士文化政策的异同比较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分田．秦始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陈德正．大流士与秦始皇治国方略辨异兼论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之原因［J］．齐鲁学刊，2002．06．
[3]张玉书．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J］．管子学刊，2001．03．
[4]徐虎．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J］．天中学刊，1996．02．
[5]李忠存．试析波斯帝国时代的文明大汇合［J］．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
【作者简介】王凯超：男，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硕士，研究方向：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