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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书根据大量原始档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武装暴动，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该书通过中国共产党初期农村暴动的实施与所遇到的情况以及暴动后的抉择及其在乡村的深入，强调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主要是个体的生存感受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从动员到割据的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介绍了党在处理宗族组织、会党、土匪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军队建设、乡村的深入问题，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的革命史画卷。现将其研究的新视角与传统视角进行对比梳理，并归纳出一些特点，仅供学界参考。
[关键词]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个体生存;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俞剑英（1985-），女，汉族，江西上饶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博馆员，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K25，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8-0055-03
《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复旦大学姜义华主持的《革命与乡村》系列丛书之一，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乡村社会变动。该书作者黄琨，从关注中国革命根据地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微观角度出发，对农民与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的诸多现象进行了重新审视，探究了革命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理路，采用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的跨学科运用，丰富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方式方法。
一、全新的研究视角
（一）避免了以往的宏大叙史方法，注重从微观角度去研究革命问题。在学界研究革命史一般对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采用宏观叙事法，形式一般都是在引入革命斗争的序幕时，先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展开介绍，然后再论及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其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等。多见文山会海，少见鲜活的历史人物;多见战争、革命、政治、政党、权力、非此即彼，少见和平、发展、经济、文化、和谐宽容。①从史学研究的客观层面上说，这种写史方法是从共产党建党、革命根据地的已有成功经验和意识出发，进而论证其走向成功的必然性。然而，革命实际上是充满了偶然性和风险性，从农民参加革命暴动的个体生存感受偶在性出发，来看待革命道路的发展过程。把视线转向底层民众的心理反映，从微观这一角度去分析农民的参与选择的心理层面，以微观角度去透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这是该书不同于以往各类历史研究的亮点。“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②该书汲取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革命史视角之精华，并以此为起点观察整个革命发展势态。如此一来，研究问题大大突破了以往突出政治事件高层角度的分析论述方法，打开了革命史研究的新视野。
（二）避免了传统的必然性因果关系式的解析，而注重了历史偶然性的研究。黄琨在该书研究中关注的不是根据地为何能建立起来，而是怎样建立起来。“为什么能建立起来”其实是在探究它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而“怎样建立起来”则其中包含了许多未知的偶然性因素。这一研究方式的基本确立，也使其在革命过程中的叙述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对农民的“个体生存性感受”的实际描述是这样，对革命的具体走向亦是如此。事实上，革命道路上没有定路。“不同的存在使革命过程中具有多种可能性，关键的时刻个人判断和选择决定了具体革命的走向和面貌。”③黄琨对那些固成说法的历史史实的解释的翻新，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洞察历史的变因。如此，作者把“前瞻性”研究方法運用得恰到好处。
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是史学研究的两个对立的研究方式。回顾性分析往往从事件的结果出发分析其发生的多种可能性，根据结果，这一连串的可能性被否定，从而证明结果发生的必然性。前瞻性分析不同于回顾性分析，它摆脱了目的论的社会理论，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以解释的”理念的基础。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二、独特的研究方法
（一）避免了以往重“前进性”轻“曲折性”的研究取向，而重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的研究。以往多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出发来看整个革命过程，对于其曲折性的一面则是一笔带过，或者淡化地去描写，因为“它已被成功的经验战胜”了。而该书中，黄琨则着手了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尝试着从共产党政策或实践的不成熟到成熟的曲折性角度来看，把党在革命时期乡村割据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变数提上了议程。他认为：“每阶段历史都是历史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正视历史需要正视历史中出现的曲折。”④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的过程实际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正是从失败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何人能言，它是按照成功的脚步走出来的？因此，正视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曲折性，反而证实了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的伟大性。从困难的角度去阐述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把党的组织建设、根据地建设、民主制度建设等创建过程中遇到的不同困难体现出来，根据不同情况探索不同路径和方法阐述，这样，历史的脉络会更清晰。黄琨重视“曲折性”这一研究取向，为研究党史提供了新视角。同时，这也是写革命史过程中反证法的运用，值得借鉴和学习。
（二）避免以往单纯的静态研究历史的方法，而采用了动态的研究历史方法。黄琨认为，在乡村很难用阶级观念来动员农民去参与革命，并且农民参加革命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了阶级意识。很多时候，农民参与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复杂性，而历史又是动态的、变化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是要展示一幅幅静止的照片，而是要展示一种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时在作研究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先验的形式对农民参与革命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这样的方法就像给历史定点拍照似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价值观念及其心理活动都定格不动了。所以，在革命史研究过程中，应该摒弃这种思维定式，把关注点适当转移，把历史人物的动态作为以及复杂的心理描绘出来，全局与具体细节兼顾，把历史写实、写准、写活。该书即抛开了先见研究思维的束缚，以农民自身为立足点，把其放在“自由状态下”进行分析和研究，去看农民的价值观念对革命变化的认识和取舍，这种动态的历史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学习和参考。 （三）避免强理论弱实践，而应重史料考察和多面观察，增强历史生动现实性。黄琨根据大量的原始档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到武装暴动，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从书中的注释可以看到黄琨的资料收集工作是做得相当扎实的，特别是对于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和运用方面，显示出本书的优势和扎实之处。其次，对回忆录、口述史、报告、讲话等资料的整理利用，黄琨做得也非常谨慎和细心。在挖掘大量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把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进行相互比照印证。该书罗列了大量引文出处，但其文并非对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恰如其分地使用。正如党史研究泰斗张静如所说：“材料引证的目的，是为作者的分析和结论找根据，这在写实性文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不要以为越多越好，有一个原则，叫做选材适当。不是编资料，而是写论文、专著，不能让材料淹没了观点。”⑤黄琨在分析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比较有分寸地把握了史料利用的尺度。此外，对黄琨如何查找资料与处理资料以及如何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的方法方面可以学习借鉴。
三、多元的跨学科运用
（一）避免了传统研究的诸多预设，把关注立足点突破性地从党转向农民群体身上及其心理层面。以往人们总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革命发展和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的反应，而黄琨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共产党的动员对象出发，以农民为主体，共产党为客体，来看革命的内在逻辑发展。黄琨认为，共产党应是以组织者身份进入农村发动革命的，而不是以发动者的身份去做农村动员工作的。以往认为农民具有天然的革命积极性，认为“愈贫者愈革命”。事实上，这只是一部分。群众热情与党的领导并非简单的“干柴遇到烈火，一点就燃”的情况。实际上对于宗族乡村来说，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外来者，农民有排斥心理这一点不容忽视。共产党作为外来组织者，用何种办法才能打动农民并使其追随革命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农民是主体，共产党是客体组织者，党要根据不同的农民个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和运用革命策略。农民有自己的利益取向，他们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革命取向。
例如，1927年到1929年，国共两党在农村各有军队占据。两军如何争取民众，民众如何抉择，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据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7月统计，湖南敌军合计20个师又2个教导团。⑥共产党在军备物资和军队数量上不敌国民党，那么就更需争取民众。但民众也不是完全无知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利害小算盘。作者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从农民自身的观念出发，解析他们的革命心理取向。老百姓判断红军的好坏，既要看共产党的政治宣言，还要看共产党的实际行动，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和实惠，还有能给他们带来多久的安全感。共产党提出和实行的方针政策都是围绕和考虑民众利益的，特别是土地政策，满足了广大农民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迫切要求，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然而，他们也有很强的小农自我保护的潜在意识，一旦情况有变，就不干了。如在“弋阳、横峰，共产党发现民众跟着自己的只有一部分，跟着国民党的也有一部分，其余大多数的农民尚在浑噩之中，谁武力占据葛源，即顺着谁走”。⑦由投机心理造成的宗族组织与暴动的结合是不牢固的，一旦面临国民党军队的“清乡”，形势不利时就极易反水，这是当时大量反水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⑧由此可以看出，黄琨这一立足点的转移，突破了革命史研究中政治革命斗争传统诸多主角预设的惯性思维，创新性地把关注点转移到农民这一群体身上，并且注重对农民群体的个体感受性研究，更深层次地解读革命需求的原动力。
（二）避免了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范式条框，把第三方农民的矛盾提上议程。以往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更加注重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主体和客体矛盾的阐释，考察和研究主要圍绕政治斗争来展开。研究的范式和框架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为主要分析范式，但是这样一来，很容易忽略人民群众的需求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和表现，及其与阶级斗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定位。这里面实际存在着很多关系的互动、冲突和矛盾，往往会因为分析范式的限制，没有列入到革命史的考察范围内，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中共革命史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出现了单一分析模式到多元化分析模式的转变，从中心化框架的“现代化”范式到去中心化的“后现代”范式，再到现在的多元化分析趋势，体现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科学化进一步增强。黄琨正是从研究内容和主体的多元化角度出发，打破常规，把农民的矛盾摆在研究主客体的重要位置，把乡村的社会经济背景、农民的需求矛盾与多方势力矛盾体现出来，从而从侧面凸显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优秀组织力和高超智慧。
（三）避免了单纯以时间为重大事件顺序叙述的逻辑，转向以重实践逻辑的顺序安排。该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到武装暴动，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黄琨从共产党如何进入乡村进行动员和组织以及暴动是怎样进行的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到革命道路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共产党是如何获得农民支持的，给人们展示了一条清晰的实践逻辑路线，即革命的内在逻辑理路，弥补了传统研究仅以时间为叙事逻辑可能会遗漏的问题与空白。这一从纯理论到实践过程研究的转变，实际上填补了党史研究的重要空白，这也是本书闪亮点和值得学习之处。
不可否认，该书也难免存在瑕疵，概括起来就是在内容分配上，涉及共产党中央和地方配合协调的篇幅比例较少。例如在组织研究方面，把目光集中于农村民众的个体心理反应上，从而去分析中央一级的组织工作就有点难度。但是从总体来看，黄琨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治学的精神，对于深入中国革命史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价值。
[注释]
①沈传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势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4（12）.
②[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62页.
③④⑧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第3页，第85页.
⑤张静如.引证和注释[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2）：70-71.
⑥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52-53页.
⑦弋阳、横峰工作报告（1928年8月）[G]//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96页.
[关键词]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个体生存;研究视角
[作者简介]俞剑英（1985-），女，汉族，江西上饶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文博馆员，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K25，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08-0055-03
《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复旦大学姜义华主持的《革命与乡村》系列丛书之一，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乡村社会变动。该书作者黄琨，从关注中国革命根据地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微观角度出发，对农民与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的诸多现象进行了重新审视，探究了革命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理路，采用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的跨学科运用，丰富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方式方法。
一、全新的研究视角
（一）避免了以往的宏大叙史方法，注重从微观角度去研究革命问题。在学界研究革命史一般对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采用宏观叙事法，形式一般都是在引入革命斗争的序幕时，先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展开介绍，然后再论及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其对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等。多见文山会海，少见鲜活的历史人物;多见战争、革命、政治、政党、权力、非此即彼，少见和平、发展、经济、文化、和谐宽容。①从史学研究的客观层面上说，这种写史方法是从共产党建党、革命根据地的已有成功经验和意识出发，进而论证其走向成功的必然性。然而，革命实际上是充满了偶然性和风险性，从农民参加革命暴动的个体生存感受偶在性出发，来看待革命道路的发展过程。把视线转向底层民众的心理反映，从微观这一角度去分析农民的参与选择的心理层面，以微观角度去透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这是该书不同于以往各类历史研究的亮点。“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②该书汲取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革命史视角之精华，并以此为起点观察整个革命发展势态。如此一来，研究问题大大突破了以往突出政治事件高层角度的分析论述方法，打开了革命史研究的新视野。
（二）避免了传统的必然性因果关系式的解析，而注重了历史偶然性的研究。黄琨在该书研究中关注的不是根据地为何能建立起来，而是怎样建立起来。“为什么能建立起来”其实是在探究它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而“怎样建立起来”则其中包含了许多未知的偶然性因素。这一研究方式的基本确立，也使其在革命过程中的叙述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对农民的“个体生存性感受”的实际描述是这样，对革命的具体走向亦是如此。事实上，革命道路上没有定路。“不同的存在使革命过程中具有多种可能性，关键的时刻个人判断和选择决定了具体革命的走向和面貌。”③黄琨对那些固成说法的历史史实的解释的翻新，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洞察历史的变因。如此，作者把“前瞻性”研究方法運用得恰到好处。
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是史学研究的两个对立的研究方式。回顾性分析往往从事件的结果出发分析其发生的多种可能性，根据结果，这一连串的可能性被否定，从而证明结果发生的必然性。前瞻性分析不同于回顾性分析，它摆脱了目的论的社会理论，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以解释的”理念的基础。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二、独特的研究方法
（一）避免了以往重“前进性”轻“曲折性”的研究取向，而重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实际困难的研究。以往多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出发来看整个革命过程，对于其曲折性的一面则是一笔带过，或者淡化地去描写，因为“它已被成功的经验战胜”了。而该书中，黄琨则着手了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尝试着从共产党政策或实践的不成熟到成熟的曲折性角度来看，把党在革命时期乡村割据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变数提上了议程。他认为：“每阶段历史都是历史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正视历史需要正视历史中出现的曲折。”④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的过程实际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正是从失败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何人能言，它是按照成功的脚步走出来的？因此，正视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曲折性，反而证实了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的伟大性。从困难的角度去阐述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把党的组织建设、根据地建设、民主制度建设等创建过程中遇到的不同困难体现出来，根据不同情况探索不同路径和方法阐述，这样，历史的脉络会更清晰。黄琨重视“曲折性”这一研究取向，为研究党史提供了新视角。同时，这也是写革命史过程中反证法的运用，值得借鉴和学习。
（二）避免以往单纯的静态研究历史的方法，而采用了动态的研究历史方法。黄琨认为，在乡村很难用阶级观念来动员农民去参与革命，并且农民参加革命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了阶级意识。很多时候，农民参与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正因为这一复杂性，而历史又是动态的、变化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是要展示一幅幅静止的照片，而是要展示一种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时在作研究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先验的形式对农民参与革命进行分析和讨论的，这样的方法就像给历史定点拍照似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价值观念及其心理活动都定格不动了。所以，在革命史研究过程中，应该摒弃这种思维定式，把关注点适当转移，把历史人物的动态作为以及复杂的心理描绘出来，全局与具体细节兼顾，把历史写实、写准、写活。该书即抛开了先见研究思维的束缚，以农民自身为立足点，把其放在“自由状态下”进行分析和研究，去看农民的价值观念对革命变化的认识和取舍，这种动态的历史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学习和参考。 （三）避免强理论弱实践，而应重史料考察和多面观察，增强历史生动现实性。黄琨根据大量的原始档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到武装暴动，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从书中的注释可以看到黄琨的资料收集工作是做得相当扎实的，特别是对于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和运用方面，显示出本书的优势和扎实之处。其次，对回忆录、口述史、报告、讲话等资料的整理利用，黄琨做得也非常谨慎和细心。在挖掘大量原始档案的基础上，把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进行相互比照印证。该书罗列了大量引文出处，但其文并非对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恰如其分地使用。正如党史研究泰斗张静如所说：“材料引证的目的，是为作者的分析和结论找根据，这在写实性文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不要以为越多越好，有一个原则，叫做选材适当。不是编资料，而是写论文、专著，不能让材料淹没了观点。”⑤黄琨在分析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比较有分寸地把握了史料利用的尺度。此外，对黄琨如何查找资料与处理资料以及如何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的方法方面可以学习借鉴。
三、多元的跨学科运用
（一）避免了传统研究的诸多预设，把关注立足点突破性地从党转向农民群体身上及其心理层面。以往人们总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革命发展和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的反应，而黄琨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共产党的动员对象出发，以农民为主体，共产党为客体，来看革命的内在逻辑发展。黄琨认为，共产党应是以组织者身份进入农村发动革命的，而不是以发动者的身份去做农村动员工作的。以往认为农民具有天然的革命积极性，认为“愈贫者愈革命”。事实上，这只是一部分。群众热情与党的领导并非简单的“干柴遇到烈火，一点就燃”的情况。实际上对于宗族乡村来说，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外来者，农民有排斥心理这一点不容忽视。共产党作为外来组织者，用何种办法才能打动农民并使其追随革命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农民是主体，共产党是客体组织者，党要根据不同的农民个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和运用革命策略。农民有自己的利益取向，他们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革命取向。
例如，1927年到1929年，国共两党在农村各有军队占据。两军如何争取民众，民众如何抉择，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据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7月统计，湖南敌军合计20个师又2个教导团。⑥共产党在军备物资和军队数量上不敌国民党，那么就更需争取民众。但民众也不是完全无知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利害小算盘。作者正是以农民为主体，从农民自身的观念出发，解析他们的革命心理取向。老百姓判断红军的好坏，既要看共产党的政治宣言，还要看共产党的实际行动，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和实惠，还有能给他们带来多久的安全感。共产党提出和实行的方针政策都是围绕和考虑民众利益的，特别是土地政策，满足了广大农民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迫切要求，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然而，他们也有很强的小农自我保护的潜在意识，一旦情况有变，就不干了。如在“弋阳、横峰，共产党发现民众跟着自己的只有一部分，跟着国民党的也有一部分，其余大多数的农民尚在浑噩之中，谁武力占据葛源，即顺着谁走”。⑦由投机心理造成的宗族组织与暴动的结合是不牢固的，一旦面临国民党军队的“清乡”，形势不利时就极易反水，这是当时大量反水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⑧由此可以看出，黄琨这一立足点的转移，突破了革命史研究中政治革命斗争传统诸多主角预设的惯性思维，创新性地把关注点转移到农民这一群体身上，并且注重对农民群体的个体感受性研究，更深层次地解读革命需求的原动力。
（二）避免了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范式条框，把第三方农民的矛盾提上议程。以往在中共革命史研究中，更加注重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主体和客体矛盾的阐释，考察和研究主要圍绕政治斗争来展开。研究的范式和框架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为主要分析范式，但是这样一来，很容易忽略人民群众的需求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和表现，及其与阶级斗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定位。这里面实际存在着很多关系的互动、冲突和矛盾，往往会因为分析范式的限制，没有列入到革命史的考察范围内，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中共革命史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出现了单一分析模式到多元化分析模式的转变，从中心化框架的“现代化”范式到去中心化的“后现代”范式，再到现在的多元化分析趋势，体现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科学化进一步增强。黄琨正是从研究内容和主体的多元化角度出发，打破常规，把农民的矛盾摆在研究主客体的重要位置，把乡村的社会经济背景、农民的需求矛盾与多方势力矛盾体现出来，从而从侧面凸显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优秀组织力和高超智慧。
（三）避免了单纯以时间为重大事件顺序叙述的逻辑，转向以重实践逻辑的顺序安排。该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到武装暴动，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黄琨从共产党如何进入乡村进行动员和组织以及暴动是怎样进行的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到革命道路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共产党是如何获得农民支持的，给人们展示了一条清晰的实践逻辑路线，即革命的内在逻辑理路，弥补了传统研究仅以时间为叙事逻辑可能会遗漏的问题与空白。这一从纯理论到实践过程研究的转变，实际上填补了党史研究的重要空白，这也是本书闪亮点和值得学习之处。
不可否认，该书也难免存在瑕疵，概括起来就是在内容分配上，涉及共产党中央和地方配合协调的篇幅比例较少。例如在组织研究方面，把目光集中于农村民众的个体心理反应上，从而去分析中央一级的组织工作就有点难度。但是从总体来看，黄琨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治学的精神，对于深入中国革命史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价值。
[注释]
①沈传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势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4（12）.
②[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62页.
③④⑧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第3页，第85页.
⑤张静如.引证和注释[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2）：70-71.
⑥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52-53页.
⑦弋阳、横峰工作报告（1928年8月）[G]//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