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斥资千万美元的电影《白银帝国》高调登场了,该影片旨在重现晋商制度,弘扬晋商精神。
　　巧的是,一本关于反思晋商精神的新书——《晋商之死》也刚刚上市。
　　不巧的是,电视剧和书对晋商精神的解读,却有天壤之别。
　　《白银帝国》描述了在19和20世纪交替时的山西,“天成元”票号巨贾康老爷及儿子康三爷两代人的命运,重笔描绘了晋商的仁义精神,彰显晋商与其他商帮的不同之处。虽然立意不错,但影片给人感觉充满了矛盾和莫名其妙。矛盾的是:影片告诉人们,晋商是最讲仁义的商帮,但康老爷的仁义与康三爷的仁义是那样的不协调,矛盾重重;莫名其妙的是:这样讲仁义诚信的商帮怎么在忽然之间就集体崩塌了呢?影片结尾的戛然而止,都没有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晋商之死》一书却对晋商精神有不同的解读。该书作者认为:晋商驰骋中国历史数百年,固然有其值得总结的过人之处,但晋商与生俱来就具有一种死亡基因,该书更侧重于揭示晋商自身的死亡逻辑,读后更让人解渴。
　　该书首先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山西人之所以成就为晋商的原因,然后揭开了晋商仁义诚信的面纱,又从山西人的地域特征来分析晋商的局限性,层层剥笋,最后指出晋商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晋商的消亡是自杀或病故,不是他杀。
　　《晋商之死》一书并没有满足于找到晋商之死的原因,也不是为了弘扬似是而非的“晋商精神”,更不是为了满足山西老乡“祖上曾经阔过”的虚荣心,而是试图通过剖析传统晋商的死因,为“新晋商”的命运把脉,想以古喻今。针对遍地崛起的“新晋商”各级组织,作者发现,对照传统晋商,山西商人很难扛起“新晋商”的大旗。
　　原因何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些事实。
　　一方面,“新晋商”组织的牵头人们依然沉浸在对传统晋商的无限怀念之情中无法自拔,至今没有认识到老晋商的死是自杀或病故。“新晋商”祭出的仍然是“诚信”、“仁义”的大旗,认为山西票号的没落是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牺牲品,现在赶上了好时代,只要挥舞起“诚信”、“仁义”的大旗,就能一呼百应。可惜,山西的商人们并不争气,不“诚信”的事情做得太多,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大义灭亲的事:不让煤老板加入新晋商的行列,让煤老板来顶雷。但是在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煤老板居然被排斥在全省性的商帮之外,这肯定不是小事。要知道,2007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山西占了11席,这11席中又有10席与煤炭资源相关。作为一个全省性的商会组织,把第一大“分商帮”排除在“组织”之外,这样一来事情就摆不平,非得有过得硬的理由不可。我们知道,传统晋商因为是依托资源起步的,虽然那时依靠的是盐业资源,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传统晋商依靠盐业资源发家之后,很快就创新发展了“票号”,而煤老板的“创新”之处是:北京高档住宅的三分之一被山西人买走了,买了车展上的名车,还想连同名模一起买走。新晋商联合会把“煤商”排斥在外,台面上的理由就是煤老板的名声不好,所以这样做也就有了合理性。
　　对山西老乡来说,他们不认同煤老板,还在于传统晋商“思进”,而煤老板“思退”,老晋商恋家,煤老板恋外;老晋商虽然衰败了,但毕竟把家乡变成了旅游胜地,而煤老板寅吃卯粮,还把污染了的环境留给了乡亲。
　　另一方面,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煤老板居然不屑于与“新晋商”为伍。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是煤老板低调行事的作风使然。煤老板既想巴结权势,内心又特别厌恶这些权势,加入新晋商的行列,等于又多了被盘剥的机会,因此不如“闷着头发财”。这是一种高明的自我保护之道,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之道。另外,煤老板的整体低调似乎也暴露出他们也有不少难言之隐。
　　其实,把板子都打在煤老板身上,这种做法并不厚道。《晋商之死》一书披露了很多山西人自毁名声的事情,其中诸多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案例也并不是煤老板惹的祸,山西老乡的整体形象也不光鲜。比如,山西商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之低也令人瞠目结舌。在山西,超过80%的“希望工程”的捐助来自省外;至于砖窑童工的惊天黑幕、怨天尤人的怨妇表情、官商勾结传统手法等等声音和骂名当然不能都由煤老板来一肩挑。
　　煤老板的表现的确差劲,但是,如果新晋商联合会等各级山西商人组织认为,把煤老板一脚踢开或与煤老板划清界限就能扛起“新晋商”的大旗,其实是过于天真了。我们认为,在煤商完成漂亮的转身之前,奢谈“新晋商”的崛起,只能说“太原”离现实太远,要想扛起“新晋商”的大旗还为时过早,只能作为美好愿景来展望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还有人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煤老板干的,山西的任何商帮就更没有资格奢谈自己是“新晋商”的代表了,因为,谁丢了“诚信”,谁就颠覆了传统晋商精神血脉的合法性了!
　　看这样的书,是不是比看电影更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