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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国海证券发布“拟购买办公用楼”的公告。公告显示，国海证券购买的土地为上海绿地外滩中心C1栋写字楼（预售许可证记载的建筑面积约15209.2平方米，最终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作为办公用途，预算金额合计13.8亿元，并相应追加公司2020年度非电子设备类投资预算。
根据公告，此次国海证券拟购置的写字楼为上海绿地外滩中心C1栋，购置用途为办公用途。这一项目预售许可证记载的建筑面积约微15209.2平方米，折合每平米90734.56万元。
国海证券表示，由于此次交易的对手方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次豪掷13.8亿元购买办公楼也算是大手笔，与国海证券的业绩相比，这也不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根据国海证券7月15日披露的2020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上半年预计实现盈利6.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尽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但国海证券上半年实现的盈利还不及此次拟购买办公楼的购房款预算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同时，国海证券还发布了计提资产减值公告，上半年，国海证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1.88亿元，将减少本期净利润1.41亿元，导致减值的主要原因是4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再把时间往前推，国海证券2017-2019年三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4.31亿元、1.12亿元、5.44亿元，此前三年实现的净利润总和为10.87亿元，不足此次13.8亿元的购房金额。
根据国海证券2019年年报，截至2019年年底，公司有货币资金113亿元，其中客户存款90.48亿元，固定资产1.51亿元，投资性房地产为0.17亿元。也就是说，13.8亿元购房金额是国海证券当前固定资产的9倍多。如果此次办公楼购买计划成行，那么，国海证券账面上的固定资产金额将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工作计划中，国海证券曾提出公司要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更注重稳健经营，积极防范风险;更强化资本配置的有效性，牢固树立投入产出观念，继续推进多渠道融资，降低资金成本，前瞻性开展资本负债期限匹配;同时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合理控制成本。
截至2019年年末，国海证券账上货币资金为113.01亿元，在39家上市券商中排第29位，资产负债率为78.11%，排名第6。与同业相比，货币资金总额排名靠后，而资产负债率排名却靠前，国海证券经营情况差强人意由此可见一斑。
从公司业务开展情况来看，国海证券近年各项业务收入中规中矩。数据显示，2017-2019年，国海证券经纪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4.87亿元、3.36亿元和4.15亿元，投行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4.62亿元、2.62亿元、3.57亿元，信用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4.24亿元、-6.14亿元、4.46亿元，资管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1.62亿元、1.87亿元、2.87亿元。
至于为何在此时购买办公楼，国海证券在公告中提到“本次购买办公用楼为业务发展需要”，但查询相关资料显示，从国海证券目前业务分情况来看，上海地区2019年主营收入为3142.63万元，收入占比仅为0.88%，远不及广西地区4.29亿元收入和12.05%的收入占比。目前来看，上海地区的业务收入对国海证券的业绩贡献较小。
截至2019年年底，国海证券在全国共有15家分公司、128家证券营业部。其中，上海有1家分公司、5家营业部。2017-2019年，国海证券上海地区的主营业务营业利润分别为786万元、297万元、627万元，虽然高于有12家营业机构的广东和同属一线城市、有4家营业机构的北京，但总体占比仍然较低。
公开资料显示，国海证券目前在上海仅布局了分公司和基金公司，并无业务总部在上海。国海证券的3家子公司分别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海基金”）、国海富兰克林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盈禾（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地均位于上海;其中，国海基金2019年实现净利润1.08亿元。
此外，根据相关报道，早在2019年1月，国海证券还与上海一家公司签订了《科技赋能投行业务全面合作协议》。国海证券在“2020年工作计划”中提到，将在投行业务、资管业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对国海基金的发展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8月7日，国海证券披露最新一期财报数据，2020年7月实现营业收入3.22亿元，实现净利润1.06亿元，期末净资产为178.89亿元。而根据此前7月15日国海证券披露的上半年业绩预告，当期实现盈利6.04亿元，同比增长56%。同日，国海证券还发布了计提资产减值的公告，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1.88亿元，将减少本期净利润1.41亿元，而导致减值的主要原因是4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4月28日，国海证券发布另类子公司设立公告称，国海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在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3月28日，國海证券正式发布2019年年报，当期实现营业收入35.6亿元，同比增长67.73%;归母净利润为4.88亿元，同比飙升566.80%。也就是说，前述13.8亿元的购房款项，相当于国海证券2019年度净利润的2.83倍。
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国海证券竟然拿出这么多现金买楼，自然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
实际上，除了国海证券，近期有多家上市券商涌入上海楼市。作为圈内人士公认的金融重地，对金融机构而言，寸土寸金的上海一直是其青睐的首选之地，在券商行业景气度逐渐上升的背景下，上海成为越来越多的包括券商在内的金融机构购置或租赁办公楼的目标地。
4月28日，西部证券发布公告称，已租赁位于上海浦东前滩的“晶耀商务广场”3号写字楼，用作上海总部及子公司办公。这一总楼层为12层，总面积约1.80万平方米的项目，西部证券拟委托城投置地代为装修。项目投资总额约1.24亿元，由西部证券及旗下子公司西部利得和西部期货自筹资金完成，代建费用合计为477.22万元。 与此同时，西部证券拟向西部信托转租部分闲置面积，年租金为303.13万元。而西部信托和城投置地均为西部证券关联方。与国海证券类似，西部证券2020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仅为2.54亿元，同比下降56.41%，这也意味着西部证券拿出了一季度近五成的利润用来装修新办公楼。
更早些时间，2019年12月30日，海通证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购置并装修办公楼的议案》。而在2020年年初，来自绿地集团的公告称，海通证券将购买上海董家渡绿地外滩中心3栋写字楼物业（B1、B2、B3栋）。但截至目前，这一事项并未有更多细节的披露。
总之，从国海证券最近几年的经营情况来看，对于财力并不充裕的国海证券而言，公司动用近14亿元资金用于购楼的预算并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如果不是为了转变业务发展重心，这笔开支对公司而言确实有一定的财务压力。即使有在上海发展的打算，但从目前国海证券的业务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转变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除了此次大手笔购买办公用楼以外，上一次国海证券在业界引起轰动之事还要追溯到4年前。2016年年底爆发的“萝卜章”事件曾让国海证券“名声鹊起“，此次事件造成未了结合约金额200亿元，涉及20多家金融机构。随后在2017年，受“蘿卜章”事件的影响，国海证券三大业务被监管叫停，包括暂停资产管理产品备案一年、暂停新开证券账户一年、暂不受理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一年，这些直接导致国海证券后两年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来看，国海证券的业务发展仍在缓慢的恢复期。
除此之外，尤其令人关注的还有，最近几年，国海证券总裁频繁更换，2016年至今共经历了四位总裁或代总裁。
2020年7月，国海证券新总裁卢凯就位。此前卢凯曾任职于申万宏源资产管理部，2016年加入国海证券，在被聘为总裁之前，卢凯从2020年1月起代为履行总裁职权。卢凯的前任为刘世安，从上任到离任仅一年半时间即离职。
资料显示，何春梅在担任国海证券董事长前即一直担任总裁职务，项春生于2016年9月接替何春梅成为国海证券总裁。项春生刚上任三个月，上述“萝卜章”事件爆发，2018年1月4日，国海证券公告称，1月3日，公司总裁项春生在任职仅一年零四个月后，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国海证券总裁一职又重新由董事长何春梅代为履行，按照规定代为履行职务时间同样不能超过6个月。直到2018年6月，国海证券公告聘任刘世安为总裁。
刘世安担任国海证券总裁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恢复公司被暂停的业务资格。上任三个月后的2018年9月，监管部门决定解除对国海证券采取的相关限制业务措施，恢复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备案、新开证券账户及受理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
根据公告，此次国海证券拟购置的写字楼为上海绿地外滩中心C1栋，购置用途为办公用途。这一项目预售许可证记载的建筑面积约微15209.2平方米，折合每平米90734.56万元。
国海证券表示，由于此次交易的对手方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购楼款为半年净利2倍多
一次豪掷13.8亿元购买办公楼也算是大手笔，与国海证券的业绩相比，这也不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根据国海证券7月15日披露的2020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上半年预计实现盈利6.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尽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但国海证券上半年实现的盈利还不及此次拟购买办公楼的购房款预算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同时，国海证券还发布了计提资产减值公告，上半年，国海证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1.88亿元，将减少本期净利润1.41亿元，导致减值的主要原因是4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再把时间往前推，国海证券2017-2019年三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4.31亿元、1.12亿元、5.44亿元，此前三年实现的净利润总和为10.87亿元，不足此次13.8亿元的购房金额。
根据国海证券2019年年报，截至2019年年底，公司有货币资金113亿元，其中客户存款90.48亿元，固定资产1.51亿元，投资性房地产为0.17亿元。也就是说，13.8亿元购房金额是国海证券当前固定资产的9倍多。如果此次办公楼购买计划成行，那么，国海证券账面上的固定资产金额将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工作计划中，国海证券曾提出公司要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更注重稳健经营，积极防范风险;更强化资本配置的有效性，牢固树立投入产出观念，继续推进多渠道融资，降低资金成本，前瞻性开展资本负债期限匹配;同时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合理控制成本。
截至2019年年末，国海证券账上货币资金为113.01亿元，在39家上市券商中排第29位，资产负债率为78.11%，排名第6。与同业相比，货币资金总额排名靠后，而资产负债率排名却靠前，国海证券经营情况差强人意由此可见一斑。
从公司业务开展情况来看，国海证券近年各项业务收入中规中矩。数据显示，2017-2019年，国海证券经纪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4.87亿元、3.36亿元和4.15亿元，投行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4.62亿元、2.62亿元、3.57亿元，信用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4.24亿元、-6.14亿元、4.46亿元，资管业务实现收入分别为1.62亿元、1.87亿元、2.87亿元。
至于为何在此时购买办公楼，国海证券在公告中提到“本次购买办公用楼为业务发展需要”，但查询相关资料显示，从国海证券目前业务分情况来看，上海地区2019年主营收入为3142.63万元，收入占比仅为0.88%，远不及广西地区4.29亿元收入和12.05%的收入占比。目前来看，上海地区的业务收入对国海证券的业绩贡献较小。
截至2019年年底，国海证券在全国共有15家分公司、128家证券营业部。其中，上海有1家分公司、5家营业部。2017-2019年，国海证券上海地区的主营业务营业利润分别为786万元、297万元、627万元，虽然高于有12家营业机构的广东和同属一线城市、有4家营业机构的北京，但总体占比仍然较低。
公开资料显示，国海证券目前在上海仅布局了分公司和基金公司，并无业务总部在上海。国海证券的3家子公司分别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海基金”）、国海富兰克林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盈禾（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地均位于上海;其中，国海基金2019年实现净利润1.08亿元。
此外，根据相关报道，早在2019年1月，国海证券还与上海一家公司签订了《科技赋能投行业务全面合作协议》。国海证券在“2020年工作计划”中提到，将在投行业务、资管业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对国海基金的发展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经营仍在恢复期
8月7日，国海证券披露最新一期财报数据，2020年7月实现营业收入3.22亿元，实现净利润1.06亿元，期末净资产为178.89亿元。而根据此前7月15日国海证券披露的上半年业绩预告，当期实现盈利6.04亿元，同比增长56%。同日，国海证券还发布了计提资产减值的公告，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1.88亿元，将减少本期净利润1.41亿元，而导致减值的主要原因是4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4月28日，国海证券发布另类子公司设立公告称，国海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在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3月28日，國海证券正式发布2019年年报，当期实现营业收入35.6亿元，同比增长67.73%;归母净利润为4.88亿元，同比飙升566.80%。也就是说，前述13.8亿元的购房款项，相当于国海证券2019年度净利润的2.83倍。
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国海证券竟然拿出这么多现金买楼，自然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
实际上，除了国海证券，近期有多家上市券商涌入上海楼市。作为圈内人士公认的金融重地，对金融机构而言，寸土寸金的上海一直是其青睐的首选之地，在券商行业景气度逐渐上升的背景下，上海成为越来越多的包括券商在内的金融机构购置或租赁办公楼的目标地。
4月28日，西部证券发布公告称，已租赁位于上海浦东前滩的“晶耀商务广场”3号写字楼，用作上海总部及子公司办公。这一总楼层为12层，总面积约1.80万平方米的项目，西部证券拟委托城投置地代为装修。项目投资总额约1.24亿元，由西部证券及旗下子公司西部利得和西部期货自筹资金完成，代建费用合计为477.22万元。 与此同时，西部证券拟向西部信托转租部分闲置面积，年租金为303.13万元。而西部信托和城投置地均为西部证券关联方。与国海证券类似，西部证券2020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仅为2.54亿元，同比下降56.41%，这也意味着西部证券拿出了一季度近五成的利润用来装修新办公楼。
更早些时间，2019年12月30日，海通证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购置并装修办公楼的议案》。而在2020年年初，来自绿地集团的公告称，海通证券将购买上海董家渡绿地外滩中心3栋写字楼物业（B1、B2、B3栋）。但截至目前，这一事项并未有更多细节的披露。
总之，从国海证券最近几年的经营情况来看，对于财力并不充裕的国海证券而言，公司动用近14亿元资金用于购楼的预算并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如果不是为了转变业务发展重心，这笔开支对公司而言确实有一定的财务压力。即使有在上海发展的打算，但从目前国海证券的业务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转变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除了此次大手笔购买办公用楼以外，上一次国海证券在业界引起轰动之事还要追溯到4年前。2016年年底爆发的“萝卜章”事件曾让国海证券“名声鹊起“，此次事件造成未了结合约金额200亿元，涉及20多家金融机构。随后在2017年，受“蘿卜章”事件的影响，国海证券三大业务被监管叫停，包括暂停资产管理产品备案一年、暂停新开证券账户一年、暂不受理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一年，这些直接导致国海证券后两年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来看，国海证券的业务发展仍在缓慢的恢复期。
除此之外，尤其令人关注的还有，最近几年，国海证券总裁频繁更换，2016年至今共经历了四位总裁或代总裁。
2020年7月，国海证券新总裁卢凯就位。此前卢凯曾任职于申万宏源资产管理部，2016年加入国海证券，在被聘为总裁之前，卢凯从2020年1月起代为履行总裁职权。卢凯的前任为刘世安，从上任到离任仅一年半时间即离职。
资料显示，何春梅在担任国海证券董事长前即一直担任总裁职务，项春生于2016年9月接替何春梅成为国海证券总裁。项春生刚上任三个月，上述“萝卜章”事件爆发，2018年1月4日，国海证券公告称，1月3日，公司总裁项春生在任职仅一年零四个月后，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国海证券总裁一职又重新由董事长何春梅代为履行，按照规定代为履行职务时间同样不能超过6个月。直到2018年6月，国海证券公告聘任刘世安为总裁。
刘世安担任国海证券总裁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恢复公司被暂停的业务资格。上任三个月后的2018年9月，监管部门决定解除对国海证券采取的相关限制业务措施，恢复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备案、新开证券账户及受理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