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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斯特拉姆·贝斯特曼(Tristram Besterman)在英国多家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多年，现为博物馆、文化及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博物馆作为可信而民主的文化交流场所的社会功用。他在博物馆的职业道德、与来源社群的交流、管理和领导等方面的工作，集中于社会交往、文化身份、责任认定和可持续性等问题上。
最近两家英国机构所藏人体遗骸回到了塔斯马尼亚(Tasmania)各民族，这为回归实践提供了两个相互对照而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回归发生时，澳大利亚正在经历政治上的变化，过去和现在发生强烈冲撞。本文旨在探讨在历史、变动的当代权力结构及科学话语的背景下，归还英国各博物馆所藏澳大利亚原住民祖先遗骸中的政治机制。
调停和文化外交是两种相当不同的解决分歧的方式，被用于解决在价值、兴趣与取向各不相同的民族之间的争端。文化外交指的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政治利益以达到某些目标的手段。相比之下，调停则是一种和解的技巧，主要目的是在可能有很深隔阂的双方之间寻找共同点。
愤怒、怨恨、怀疑、畏惧是被疏离的人类常见的表情，在这方面没有科学家或原住民之分。要通过调停达成一种建立在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积极关系，需要勇气、良好的愿望、想象力的发挥和有效的交流。藏品管理员和科学家习惯于讲述他们的故事，但要成为出色的交流者，他们必须提高倾听的技巧并注意他们的语言。
在博物馆和来源社群之间的对话中，语言既可以制造障碍，也可以搭建桥梁。例如，如果使用“文化物品”这个词来指人体遗骸，就会极大地冒犯某个原住民群体。对来源社群来说，这是人而不是东西。我们知道，人类把对方降为物品时，就是犯下了很大的罪过。
科学的缺陷
对19世纪的博物馆来说，“土著人”的遗骸能够增加欧洲中心主义人类进化论的分量，其最高的表现就是欧洲白人。人类“样本”被当作“证据”来收藏。“达尔文将种族等级的概念和社会进化论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每个种族代表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阶段。”殖民定居的灾难性冲击，甚至在当时就有相关报道：
现在，只有在定居地的边缘，才会出现土著人造成的麻烦；随着文明的推进，他们似乎放弃了斗争。虽然我们偶尔听说有突袭和屠杀的事情，但那往往是定居者贪婪和不守信用的结果……人们努力把澳大利亚土著人变成文明人和基督徒，并保存这个种族，但从长期来看，似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再过几代，他们就会灭绝。。
就塔斯马尼亚的各民族而言，能证明他们在人类种族分类系统中所处位置的证据非常罕见，所以才会对之趋之若鹜，因为到1850年，殖民定居已将土著人口消灭殆尽。在违背原住民习俗和信仰的情况下，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遗骸被移走，并运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各博物馆。这些人体遗骸被取走时未经许可，保存在西方机构中又违背了在世的塔斯马尼亚人的意愿，使原来的侵犯行为更加严重。对于持有原住民遗骸，科学家们常常辩解说，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使人类能够“理解人类历史、人类多元性以及……人类进化。这不是一个信仰系统，而是有经验记录的东西，因此在科学上有一定的基础。”科学——所有优秀科学家都认可——不是关于某种已经揭示出来的、无可争辩的真相。所谓的“经验记录”，当然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最近，两位重要的生物人类学家检测了以前藏品中的一个颅骨，一位“确认”颅骨属于澳大拉西亚人，另一位则“确认”其为南美洲人。两人使用了相同的检测方法，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搜集证据，然后予以明显人性化的解释，以后还可以重新考查、重新解释。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验的，但是科学家的结论总是可以挑战的。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回归要求提出之前的几十年里，各博物馆中的人体遗骸在大多情况下都无人问津。而且，在我看来，就算认为它们具备实际的或潜在的科学用途，也不能说明你可以继续拥有不属于你的东西。在仍旧反对回归的科学家们的话语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所谓的科学的普遍性，科学要服务全人类，所以要超越任何群体的狭隘主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超越人类之上的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却有着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同样也表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追求，而正是这一追求首先驱使着人们移走人体遗骸。第二点是，有些科学家认为要求回归不过是“政治”活动，可以想见这背后暗含的意思是，“政治”活动就可以与邪恶、狡猾、自私等同，这种行为当然和实验室无关。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永不满足地追求进步的产物：它是人类进步的手段。如果把人体遗骸归还给民主社会是某个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旨在让受压迫的少数民族重新获得被他人用不民主的方式剥夺了的文化空间，那么，在文明、民主的世界中，谁又能予以反驳而不会良心不安呢?
重获尊严
英国收藏的很多——遗憾的是，不是全部——祖先遗骸最近已被送回到塔斯马尼亚及澳洲其他地方，回到了他们子孙后代的生活中。当初夺取遗骸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权力极度不平等的时代，因此现在回归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弥补。但权力的分配仍旧是不平等的：所有的牌都在西方机构的手里。交出这些权力，要求西方机构表现出领导风范、谦虚和大度。在归还来源社群的祖先遗骸时，我们也把权力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控制权交还了他们。这个简单的行为，让他们重获了一些尊严。送回遗骸的博物馆也有所收获：如果回归过程处理得当，博物馆的地位会提高，而且能从新型的文化交流中获益。藏有遗骸的机构如果没能与提出要求的社群进行积极接触，或者干脆拒绝，就是犯下滥用权力之罪，当今的时代与获取遗骸的年代相比更加文明，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不可原谅。
有时候要促进事态发展，需要国家政治推波助澜。2000年，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or)承诺要“更加努力地促进人体遗骸回归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社群。在这一行动中，双方政府认可原住民和祖先遗骸之间的特殊联系，尤其是在尚有后裔生活的地方。”。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首脑的联合声明导致了5年后英国成文法上的变化，使各国家博物馆能够将人体遗骸送回来源社群。2008年初，新当选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为“被偷走的一代”向澳大利亚各原住民民族公开道歉，“被偷走的一代”在20世纪持续了60年，是由政府主持的对人权的长期践踏。紧接着，英国议会49名议员在2月签名通过了一项提案，宣布：
本院反思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定居和早期治理中的角色；承认英国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遭受的苦难和衰退中应负的责任，包括移走原住民人体遗骸和物质文化；支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为“被偷走的一代”及其他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遭受的痛苦、损失、压迫和伤害而向他们道歉。
2006年，一位土著人把我带到怀巴莱纳(Wybalenna)，那是与塔斯马尼亚隔海相望的弗林德斯(Flinders)岛上一个荒凉而多风的地方。在这里，一排排没有标记的坟墓默默地见证着近乎种族灭绝的惨剧。旁边是艾达·韦斯特姨妈(Aunty Ida west)的纪念馆，她是个塔斯马尼亚人，死于1995年。铭文的结尾是她自己的话：“以前有恶的地方，我们总可以将它变为善。”还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好地表达文化外交呢?
(周小进译)
最近两家英国机构所藏人体遗骸回到了塔斯马尼亚(Tasmania)各民族，这为回归实践提供了两个相互对照而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回归发生时，澳大利亚正在经历政治上的变化，过去和现在发生强烈冲撞。本文旨在探讨在历史、变动的当代权力结构及科学话语的背景下，归还英国各博物馆所藏澳大利亚原住民祖先遗骸中的政治机制。
调停和文化外交是两种相当不同的解决分歧的方式，被用于解决在价值、兴趣与取向各不相同的民族之间的争端。文化外交指的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政治利益以达到某些目标的手段。相比之下，调停则是一种和解的技巧，主要目的是在可能有很深隔阂的双方之间寻找共同点。
愤怒、怨恨、怀疑、畏惧是被疏离的人类常见的表情，在这方面没有科学家或原住民之分。要通过调停达成一种建立在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积极关系，需要勇气、良好的愿望、想象力的发挥和有效的交流。藏品管理员和科学家习惯于讲述他们的故事，但要成为出色的交流者，他们必须提高倾听的技巧并注意他们的语言。
在博物馆和来源社群之间的对话中，语言既可以制造障碍，也可以搭建桥梁。例如，如果使用“文化物品”这个词来指人体遗骸，就会极大地冒犯某个原住民群体。对来源社群来说，这是人而不是东西。我们知道，人类把对方降为物品时，就是犯下了很大的罪过。
科学的缺陷
对19世纪的博物馆来说，“土著人”的遗骸能够增加欧洲中心主义人类进化论的分量，其最高的表现就是欧洲白人。人类“样本”被当作“证据”来收藏。“达尔文将种族等级的概念和社会进化论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每个种族代表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阶段。”殖民定居的灾难性冲击，甚至在当时就有相关报道：
现在，只有在定居地的边缘，才会出现土著人造成的麻烦；随着文明的推进，他们似乎放弃了斗争。虽然我们偶尔听说有突袭和屠杀的事情，但那往往是定居者贪婪和不守信用的结果……人们努力把澳大利亚土著人变成文明人和基督徒，并保存这个种族，但从长期来看，似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再过几代，他们就会灭绝。。
就塔斯马尼亚的各民族而言，能证明他们在人类种族分类系统中所处位置的证据非常罕见，所以才会对之趋之若鹜，因为到1850年，殖民定居已将土著人口消灭殆尽。在违背原住民习俗和信仰的情况下，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遗骸被移走，并运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各博物馆。这些人体遗骸被取走时未经许可，保存在西方机构中又违背了在世的塔斯马尼亚人的意愿，使原来的侵犯行为更加严重。对于持有原住民遗骸，科学家们常常辩解说，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使人类能够“理解人类历史、人类多元性以及……人类进化。这不是一个信仰系统，而是有经验记录的东西，因此在科学上有一定的基础。”科学——所有优秀科学家都认可——不是关于某种已经揭示出来的、无可争辩的真相。所谓的“经验记录”，当然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最近，两位重要的生物人类学家检测了以前藏品中的一个颅骨，一位“确认”颅骨属于澳大拉西亚人，另一位则“确认”其为南美洲人。两人使用了相同的检测方法，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搜集证据，然后予以明显人性化的解释，以后还可以重新考查、重新解释。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验的，但是科学家的结论总是可以挑战的。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回归要求提出之前的几十年里，各博物馆中的人体遗骸在大多情况下都无人问津。而且，在我看来，就算认为它们具备实际的或潜在的科学用途，也不能说明你可以继续拥有不属于你的东西。在仍旧反对回归的科学家们的话语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所谓的科学的普遍性，科学要服务全人类，所以要超越任何群体的狭隘主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超越人类之上的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却有着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同样也表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追求，而正是这一追求首先驱使着人们移走人体遗骸。第二点是，有些科学家认为要求回归不过是“政治”活动，可以想见这背后暗含的意思是，“政治”活动就可以与邪恶、狡猾、自私等同，这种行为当然和实验室无关。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永不满足地追求进步的产物：它是人类进步的手段。如果把人体遗骸归还给民主社会是某个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旨在让受压迫的少数民族重新获得被他人用不民主的方式剥夺了的文化空间，那么，在文明、民主的世界中，谁又能予以反驳而不会良心不安呢?
重获尊严
英国收藏的很多——遗憾的是，不是全部——祖先遗骸最近已被送回到塔斯马尼亚及澳洲其他地方，回到了他们子孙后代的生活中。当初夺取遗骸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权力极度不平等的时代，因此现在回归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弥补。但权力的分配仍旧是不平等的：所有的牌都在西方机构的手里。交出这些权力，要求西方机构表现出领导风范、谦虚和大度。在归还来源社群的祖先遗骸时，我们也把权力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控制权交还了他们。这个简单的行为，让他们重获了一些尊严。送回遗骸的博物馆也有所收获：如果回归过程处理得当，博物馆的地位会提高，而且能从新型的文化交流中获益。藏有遗骸的机构如果没能与提出要求的社群进行积极接触，或者干脆拒绝，就是犯下滥用权力之罪，当今的时代与获取遗骸的年代相比更加文明，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不可原谅。
有时候要促进事态发展，需要国家政治推波助澜。2000年，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or)承诺要“更加努力地促进人体遗骸回归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社群。在这一行动中，双方政府认可原住民和祖先遗骸之间的特殊联系，尤其是在尚有后裔生活的地方。”。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首脑的联合声明导致了5年后英国成文法上的变化，使各国家博物馆能够将人体遗骸送回来源社群。2008年初，新当选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为“被偷走的一代”向澳大利亚各原住民民族公开道歉，“被偷走的一代”在20世纪持续了60年，是由政府主持的对人权的长期践踏。紧接着，英国议会49名议员在2月签名通过了一项提案，宣布：
本院反思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定居和早期治理中的角色；承认英国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遭受的苦难和衰退中应负的责任，包括移走原住民人体遗骸和物质文化；支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为“被偷走的一代”及其他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遭受的痛苦、损失、压迫和伤害而向他们道歉。
2006年，一位土著人把我带到怀巴莱纳(Wybalenna)，那是与塔斯马尼亚隔海相望的弗林德斯(Flinders)岛上一个荒凉而多风的地方。在这里，一排排没有标记的坟墓默默地见证着近乎种族灭绝的惨剧。旁边是艾达·韦斯特姨妈(Aunty Ida west)的纪念馆，她是个塔斯马尼亚人，死于1995年。铭文的结尾是她自己的话：“以前有恶的地方，我们总可以将它变为善。”还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好地表达文化外交呢?
(周小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