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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历代和亲史与统治阶层实行的和亲政策，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亲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时期，历代统治者实行的同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具有不同的性质。西汉和匈奴国力对比的变化，对双方实行不同的对外政策以及变更和亲政策有着直接影响。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极大推动了古代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融。
关键词：西汉；匈奴；和亲；和亲政策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68-02
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之下，不断向包括西汉在内的其它政权展开军事行动，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使匈奴帝国步入了鼎盛时期，对新生的西汉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
白登之围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的事件。刘邦不顾大臣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结果中了冒顿单于的诱兵之计。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行贿，才得脱险。
此后，叛将韩王信等与匈奴勾结导致西汉边患频仍，刘邦遂求计于刘敬。和亲政策就是刘敬在“西汉和匈奴力量对比“汉弱匈强”的历史背景下，于白登之围以后向刘邦提出的。刘敬建议刘邦将女儿嫁给匈奴单于，并且赠送大量财物，以换取和平。
刘邦很可能与匈奴在和亲之外还签订了非常严苛的城下之盟，这对立国不久的西汉政权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西汉朝廷每年要送给匈奴大量的金器、棉絮、布缯、美酒、食物等等，特别是在实施和亲政策之下，每次皇帝将公主嫁到匈奴去的时候，还要再进行额外赠送。这种赠送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初年才告停止。西汉朝廷接受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匈奴的臣属，与其说是和亲，倒更像是供女。
白登之围是汉高祖刘邦对匈奴作战的一次重大失败，刘邦除了使用和亲政策对其进行安抚之外，似乎并未拿出任何有效手段来解决北方边境问题。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除了白登之围前对冒顿单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外，以后都是靠和亲政策维系北方边境的和平。白登之围迫使西汉朝廷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开创了以和亲方式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这是西汉和匈奴之间和亲的开端。
汉高祖刘邦死后，在孝帝、惠帝和吕后掌权时期，西汉对匈奴主要实行的仍然是避战求和政策。惠帝时期，“三年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冒顿单于对于西汉则更加骄横无礼。汉文帝即位后，依然积极维持与匈奴的和亲关系。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此时，虽然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未曾主动出兵，向匈奴进贡的物品也非常丰厚，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要求，“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打破以前双方的和平状态，违背盟约，进犯西汉边境，进行烧杀抢掠。于是汉文帝派遣丞相灌婴引兵八万击退右贤王。
次年，冒顿单于给汉朝回信表示：“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
文帝收到信之后，便和群臣讨论反击与和亲何。大臣都倾向选择继续与匈奴和亲，“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大臣们普遍认为冒顿单于刚刚打败月氏，士气正旺，不适合和匈奴开战，就算取胜，匈奴的土地也不适宜居住。因此，和亲更为有利，于是汉同意与匈奴再度和亲。
冒顿单于死后，其子稽粥继位，称为老上单于。汉文帝又遣送宗室内的公主出嫁匈奴，作为老上单于的阏氏，这次和亲由宦官中行说负责护送。“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
和亲作为一种妥协求和的政策，并不可能换来长久的和平，取得实际效果。这次和亲之后，匈奴又开始破坏和亲。汉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仅仅过了3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侵攻入了朝那和萧关，杀死北地都尉卬，掠夺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而且火烧会中宫，进军至雍县和甘泉。文帝又调动车骑步兵展开防御，将匈奴逐出塞外，不过并未追击，匈奴方面并未遭受损失。此后，匈奴日渐骄横，每年派兵骚扰边境，杀掠众多人口。汉朝忌惮匈奴实力，再度遣使送信，与匈奴谈判和亲。“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文帝后二年，文帝又给老上单于写了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後，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这段通信文字表明文帝请求与匈奴和亲的诚恳态度。老上单于收到来信之后，同意和亲。文帝于是让御史颁布诏书表示：“匈奴大单于给朕来信，和亲之事已经确定，匈奴不进入长城以内，汉朝不要出塞，如果有违反合约的人就要处死，这样才能保证与匈奴的长久和亲，对双方都有好处。朕已经答应，现在布告天下，让大家知道这件事。”诏书的内容表明和亲符合西汉和匈奴双方的利益以及文帝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珍惜和亲的诚意。 这次和亲之后，直到老上单于死时的4年时间里，西汉和匈奴之间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的态势，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后四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汉复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即位第二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秋，与匈奴和亲。”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遣公主嫁匈奴单于。此后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统治者仍一直奉行和亲政策，和亲成为西汉前期对待匈奴的主要政策。
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日益强盛，武帝开始由和亲向武力征伐转变。“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武帝初期仍延续和亲政策，后改武力征伐，与匈奴断绝和亲，并派张骞出使西域，西通月氏和大夏，以公主嫁乌孙王，断匈奴右臂。
汉武帝即位之初还能“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同时，武帝也在积极准备出征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联合月氏，“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马邑之谋是西汉与匈奴关系的重要转折点。“马邑之谋”失败后，西汉与匈奴之间开始断绝和亲关系，“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步入长期的战争阶段。
公元前133年，一直都是西汉方面卑躬屈膝向匈奴政权请求和亲。汉武帝即位以后，以“文景之治”近40年积累的雄厚国家财富为基础，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匈奴国力严重受损，转而多次向西汉提出和亲请求。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以后，西汉和匈奴的国力对比，已由汉初的“汉弱匈强”逆转成“汉强匈弱”。从伊稚斜到握衍朐鞮单于68年间，匈奴共经历九位单于。除公元前105年至前101年先后在位的两位单于情况特殊外，其它七位单于先后都曾经向西汉请求和亲。汉武帝除建元六年（前135年）与匈奴进行一次和亲之外，直到他死的近50年间再也没有同匈奴和亲。但是，在这期间匈奴向西汉请求和亲的次数倒不少，武帝均未同意。根据文献记载，主要有如下几次：
元狩四年（前119年），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敞使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票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匈奴自卫、霍度幕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单于爱之，阳许曰：“吾为遣其太子入质于汉，以求和亲。”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自冒顿单于围汉高祖于白登之后，文景时期均对匈奴奉行和亲，这种状况持续到汉武帝初年。西汉初期根本无法以武力与匈奴相抗衡，所以只有用讨好，甚至卑躬屈膝的方式，缓和匈奴的敌意，赠送大量财物，以换取和平，求得发展机会。所谓的和亲，其实质就是在一种比较体面的说辞下，屈辱地去向匈奴求和。
文帝时期，与匈奴总体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亲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年之后（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继位，史称景帝。景帝继续奉行先辈制定的和亲政策，尽量保持着与匈奴的和平联姻关系，不断地馈赠匈奴财物以及降嫁公主。所以，景帝在位的16年中（前157年—前141年），西安与匈奴之间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就为西汉政权的修养生息争取了时间，也为其后武帝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汉与匈奴对待双方的和亲政策，随着双方国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变更。西汉在对匈奴的政策上，无论是纳贡和亲，还是战争，都是由西汉和匈奴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经济条件是实施国家政策的基础，如若没有当时雄厚的国力作为支撑，汉武帝纵使有再大的雄才大略，也无力征伐匈奴。
在匈奴政权造成的强大压力和威胁之下，对于匈奴政权的入塞掳掠行为，西汉朝廷一方面卑辞甘言请求和亲，纳贡开关市，以争取单于对其部下的约束，从而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和掠夺，其实质是用大量的物资和金钱去换取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安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西汉统治集团内部把握住时机，发展生产，注重农桑，繁殖人口，逐渐增强自身国力，形成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但从侧面观察，西汉统治者在初期敌强我弱、立国未稳的情势下，始终在执行着以进贡物资、金钱、美女为主，卑辞甘言向匈奴政权请求和亲的政策。
仔细分析汉朝期间对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和亲，其性质各有不同。西汉初期在“汉弱匈强”的形势下与匈奴的和亲，是为了避免战争、保存政权、修养生息和增强国力，被迫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西汉中期与西域乌孙、鄯善、龟兹等的和亲是为了借和亲同盟关系加强军事力量以孤立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借机控制西域，开拓疆土，具有军事同盟和政治外交的性质；西汉末年对已经归附的呼韩邪单于的和亲则是一种安抚政策。和亲极大推动了古代中国各民族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互通关市，有利于推动各自的生产发展，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
参考文献：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2]《汉书》卷2《惠帝纪》。
[3]《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4]《汉书》卷4《文帝纪》。
[5]《汉书》卷5《景帝纪》。
[6]《史记》卷30《平准书》。
[7]《汉书》卷96《西域传》。
[8]《资治通鉴》卷21。
[9]《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作者简介：朱佳和（1991-），男，汉族，浙江常山人，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研究方向：民族学。
关键词：西汉；匈奴；和亲；和亲政策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68-02
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匈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之下，不断向包括西汉在内的其它政权展开军事行动，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使匈奴帝国步入了鼎盛时期，对新生的西汉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
白登之围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的事件。刘邦不顾大臣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结果中了冒顿单于的诱兵之计。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行贿，才得脱险。
此后，叛将韩王信等与匈奴勾结导致西汉边患频仍，刘邦遂求计于刘敬。和亲政策就是刘敬在“西汉和匈奴力量对比“汉弱匈强”的历史背景下，于白登之围以后向刘邦提出的。刘敬建议刘邦将女儿嫁给匈奴单于，并且赠送大量财物，以换取和平。
刘邦很可能与匈奴在和亲之外还签订了非常严苛的城下之盟，这对立国不久的西汉政权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西汉朝廷每年要送给匈奴大量的金器、棉絮、布缯、美酒、食物等等，特别是在实施和亲政策之下，每次皇帝将公主嫁到匈奴去的时候，还要再进行额外赠送。这种赠送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初年才告停止。西汉朝廷接受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匈奴的臣属，与其说是和亲，倒更像是供女。
白登之围是汉高祖刘邦对匈奴作战的一次重大失败，刘邦除了使用和亲政策对其进行安抚之外，似乎并未拿出任何有效手段来解决北方边境问题。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除了白登之围前对冒顿单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外，以后都是靠和亲政策维系北方边境的和平。白登之围迫使西汉朝廷改变了对匈奴的策略，开创了以和亲方式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这是西汉和匈奴之间和亲的开端。
汉高祖刘邦死后，在孝帝、惠帝和吕后掌权时期，西汉对匈奴主要实行的仍然是避战求和政策。惠帝时期，“三年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冒顿单于对于西汉则更加骄横无礼。汉文帝即位后，依然积极维持与匈奴的和亲关系。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此时，虽然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未曾主动出兵，向匈奴进贡的物品也非常丰厚，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要求，“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打破以前双方的和平状态，违背盟约，进犯西汉边境，进行烧杀抢掠。于是汉文帝派遣丞相灌婴引兵八万击退右贤王。
次年，冒顿单于给汉朝回信表示：“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
文帝收到信之后，便和群臣讨论反击与和亲何。大臣都倾向选择继续与匈奴和亲，“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也。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大臣们普遍认为冒顿单于刚刚打败月氏，士气正旺，不适合和匈奴开战，就算取胜，匈奴的土地也不适宜居住。因此，和亲更为有利，于是汉同意与匈奴再度和亲。
冒顿单于死后，其子稽粥继位，称为老上单于。汉文帝又遣送宗室内的公主出嫁匈奴，作为老上单于的阏氏，这次和亲由宦官中行说负责护送。“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
和亲作为一种妥协求和的政策，并不可能换来长久的和平，取得实际效果。这次和亲之后，匈奴又开始破坏和亲。汉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仅仅过了3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14万骑兵入侵攻入了朝那和萧关，杀死北地都尉卬，掠夺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物，而且火烧会中宫，进军至雍县和甘泉。文帝又调动车骑步兵展开防御，将匈奴逐出塞外，不过并未追击，匈奴方面并未遭受损失。此后，匈奴日渐骄横，每年派兵骚扰边境，杀掠众多人口。汉朝忌惮匈奴实力，再度遣使送信，与匈奴谈判和亲。“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文帝后二年，文帝又给老上单于写了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後，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这段通信文字表明文帝请求与匈奴和亲的诚恳态度。老上单于收到来信之后，同意和亲。文帝于是让御史颁布诏书表示：“匈奴大单于给朕来信，和亲之事已经确定，匈奴不进入长城以内，汉朝不要出塞，如果有违反合约的人就要处死，这样才能保证与匈奴的长久和亲，对双方都有好处。朕已经答应，现在布告天下，让大家知道这件事。”诏书的内容表明和亲符合西汉和匈奴双方的利益以及文帝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珍惜和亲的诚意。 这次和亲之后，直到老上单于死时的4年时间里，西汉和匈奴之间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的态势，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后四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汉复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即位第二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秋，与匈奴和亲。”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遣公主嫁匈奴单于。此后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统治者仍一直奉行和亲政策，和亲成为西汉前期对待匈奴的主要政策。
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日益强盛，武帝开始由和亲向武力征伐转变。“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武帝初期仍延续和亲政策，后改武力征伐，与匈奴断绝和亲，并派张骞出使西域，西通月氏和大夏，以公主嫁乌孙王，断匈奴右臂。
汉武帝即位之初还能“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同时，武帝也在积极准备出征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联合月氏，“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马邑之谋是西汉与匈奴关系的重要转折点。“马邑之谋”失败后，西汉与匈奴之间开始断绝和亲关系，“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步入长期的战争阶段。
公元前133年，一直都是西汉方面卑躬屈膝向匈奴政权请求和亲。汉武帝即位以后，以“文景之治”近40年积累的雄厚国家财富为基础，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匈奴国力严重受损，转而多次向西汉提出和亲请求。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以后，西汉和匈奴的国力对比，已由汉初的“汉弱匈强”逆转成“汉强匈弱”。从伊稚斜到握衍朐鞮单于68年间，匈奴共经历九位单于。除公元前105年至前101年先后在位的两位单于情况特殊外，其它七位单于先后都曾经向西汉请求和亲。汉武帝除建元六年（前135年）与匈奴进行一次和亲之外，直到他死的近50年间再也没有同匈奴和亲。但是，在这期间匈奴向西汉请求和亲的次数倒不少，武帝均未同意。根据文献记载，主要有如下几次：
元狩四年（前119年），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敞使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票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匈奴自卫、霍度幕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单于爱之，阳许曰：“吾为遣其太子入质于汉，以求和亲。”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自冒顿单于围汉高祖于白登之后，文景时期均对匈奴奉行和亲，这种状况持续到汉武帝初年。西汉初期根本无法以武力与匈奴相抗衡，所以只有用讨好，甚至卑躬屈膝的方式，缓和匈奴的敌意，赠送大量财物，以换取和平，求得发展机会。所谓的和亲，其实质就是在一种比较体面的说辞下，屈辱地去向匈奴求和。
文帝时期，与匈奴总体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亲政策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年之后（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继位，史称景帝。景帝继续奉行先辈制定的和亲政策，尽量保持着与匈奴的和平联姻关系，不断地馈赠匈奴财物以及降嫁公主。所以，景帝在位的16年中（前157年—前141年），西安与匈奴之间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就为西汉政权的修养生息争取了时间，也为其后武帝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汉与匈奴对待双方的和亲政策，随着双方国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变更。西汉在对匈奴的政策上，无论是纳贡和亲，还是战争，都是由西汉和匈奴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经济条件是实施国家政策的基础，如若没有当时雄厚的国力作为支撑，汉武帝纵使有再大的雄才大略，也无力征伐匈奴。
在匈奴政权造成的强大压力和威胁之下，对于匈奴政权的入塞掳掠行为，西汉朝廷一方面卑辞甘言请求和亲，纳贡开关市，以争取单于对其部下的约束，从而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和掠夺，其实质是用大量的物资和金钱去换取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安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西汉统治集团内部把握住时机，发展生产，注重农桑，繁殖人口，逐渐增强自身国力，形成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但从侧面观察，西汉统治者在初期敌强我弱、立国未稳的情势下，始终在执行着以进贡物资、金钱、美女为主，卑辞甘言向匈奴政权请求和亲的政策。
仔细分析汉朝期间对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和亲，其性质各有不同。西汉初期在“汉弱匈强”的形势下与匈奴的和亲，是为了避免战争、保存政权、修养生息和增强国力，被迫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西汉中期与西域乌孙、鄯善、龟兹等的和亲是为了借和亲同盟关系加强军事力量以孤立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借机控制西域，开拓疆土，具有军事同盟和政治外交的性质；西汉末年对已经归附的呼韩邪单于的和亲则是一种安抚政策。和亲极大推动了古代中国各民族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互通关市，有利于推动各自的生产发展，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
参考文献：
[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2]《汉书》卷2《惠帝纪》。
[3]《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4]《汉书》卷4《文帝纪》。
[5]《汉书》卷5《景帝纪》。
[6]《史记》卷30《平准书》。
[7]《汉书》卷96《西域传》。
[8]《资治通鉴》卷21。
[9]《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
作者简介：朱佳和（1991-），男，汉族，浙江常山人，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研究方向：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