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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是有止境的，对瘦的渴望没有。
最瘦的时候，身高148厘米，体重24公斤，身体像根“火柴杆”，卢佳羽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瘦。
过去3年里，北京的这位中学生通过节食瘦了30多斤。“消瘦”不足以形容她。因为摄入脂肪过少，影响了雌激素的合成，她停过月经。
她对进食这件事斤斤计较。某种刻板程序遥控了她的进食：她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餐，一顿饭能吃一个小时;碗盘要按固定顺序摆放;水果要切成指甲大小;米饭几乎是一粒一粒咽下。她列过一份不容出错的食谱，打印后贴在墙上，家里请过2个阿姨最后都选择了辞职。她为了控制煮鸡蛋的时间而购买了计时器。家人给她的杯子里加多了牛奶，也会导致她的大喊大叫。就连在课堂上，她也常常为计算卡路里而走神。
这种状况在2016年——她13岁时出现。第二年，母亲在社交网络描述了她的情况，有人提醒要去就医。她确诊了。
官方定义是“进食障碍”。这个孩子符合医生对进食障碍基本特征的描述：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和体重、体型过度关注，多发于年轻女性——根据医学文献，女性与男性患者的比例超过了10：1。这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常人对它几近无知。在2019年3月之前，百度百科词条里，进食降碍还被列为消化内科疾病，主要症状被描述为，“营养不良，消化道及内分泌症状”。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学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三科病房主任李雪霓作为专家参与了词条的修改工作。更新后的版本是：“精神科疾病，由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造成”。
医生李雪霓见过不少进食障碍患者的死去。她所在的北大六院，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是国内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医院。
进食障碍本身并不致死，但过度消瘦会引起心律失常、器官衰竭，进而导致寿命缩短。通常情况下，患者会产生抑郁情绪。有人死于自杀。
据李雪霓介绍，按照医学论文公开报道的情况，进食障碍群体有个“四分之一”定律：不干预的话，1/4的人可以自行痊愈;1/4的人会好转，带着症状正常生活;1/4的人患病慢性化，生活受到影响;1/4的人可能会死掉。
过去很多年里，医学界没人认为中国存在进食障碍这种疾病。
1987年，中国大陆几乎没人听说过进食障碍时，张大荣的导师、精神病学家沈渔邨就提出，这将是未来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沈渔邨后来成为中国精神病学领域的第一位院士，她的预言已经部分成真。
北大六院综合三科统计，2002年到2012年，该院住院的进食障碍患者从年均20余例增长至180余例。开了专科病房之后，李雪霓曾以为会缺乏病源，可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说，进食障碍曾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世纪就有关于自我绝食的记载。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文化“以瘦为美”之风愈演愈烈，进食障碍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没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加上传统文化中孩子以胖为美的观念，进食障碍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然而今天，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吃饱了饭，进食障碍又多了。
吃不下饭的风险，很多人意识不到。
最瘦的时候，卢佳羽肋骨根根分明，后背骨节清晰可见，脸色蜡黄，头发干枯、掉落。有人形容她“瘦得就像筷子似的，一碰可能就折了”。她身体容易发冷，冬天在开了热风的房间，即使盖了两床被子，还是感到冷。
另一位患有进食障碍的学生描述，走路时，她总感觉脚悬着没着地，好像一阵风都能把自己吹倒。教室外一排柜子的柜门反弹力度有点儿大，她曾被弹倒在地。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陈伟为不少进食障碍患者做过胃镜，他见过的胃壁，有的跟“一张纸一样，几乎要破掉”。
进食障碍主要分为厌食症和贪食症。贪食症患者会出现反复发作、不可控制的暴食，并在暴食后采取诱导呕吐等代偿行为，避免体重增加。因为暴食，胃会被一点点撑大，胃壁也越来越薄。
陈伟认为，进食障碍由于多发于青少年成长发育期，对人的影响十分多元。直接的反应是，厌食症患者因为长期不吃东西，胃肠排空能力变差。他解释，瘦到一定程度后，人体产生“保护措施”，食物不会被快速消耗，有的患者48小时前吃下的东西还停留在胃里。
这位营养科医生指出，人体的许多功能能够跟随营养状况动态变化，但这些患者即使营养恢复，“仍有一些机能无法恢复到之前的健康水平”。
这些人或多或少地伴有便秘、脱发、失眠、骨质疏松、卵巢早衰等症状。长期营养不足，神经元的功能受到影响，也会造成精神抑郁、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出现。
即使是现在，进食障碍的确切病因也是未知的。一个共识是，生病的前提是极端减肥行为和个人、家庭、社会因素碰在了一起。
卢佳羽小时候，父母先是分居，后来离婚，她跟着母亲从国外回到中国，频繁地搬家，换学校。她觉得“交朋友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为了掩饰尴尬，一个人在学校食堂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午饭，之后就在教学楼绕圈打发时间。她成绩突出，当过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也曾在舞蹈大赛里斩获亚军，她同时抑制不住自己要去“讨人喜欢”。
李雪霓医生形容，就像是“一个个锁扣都扣在一起了”，要全部解开是件麻烦事。治病的同时，还得治人。
对卢佳羽来说，减肥是一切的开端。她13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服用激素药物，看着自己的脸“像馒头一样发起来了”。
她的想法是：只要瘦下来，一切都会变好的。
此后她视高热量为敌人。1千卡等于4.186千焦，她把卡路里对照表背得滚瓜烂熟。为了减少摄入油脂，这个少女告别了生日蛋糕和苹果派。
一般来说，人体BMI指数低于18.5属于过低，低于13就是高危。卢佳羽的BMI指数最低时只有11，令她的母亲忧心忡忡，因为很多医院不敢接收BMI低于13的患者。
卢佳羽记得，体重秤上递减的数字带来过成就感。家人觉得她有惊人的自制力，朋友的夸奖接踵而至。
她吃饭的缓慢也变得“全年级有名”。和同学一起用餐时，她会偷偷把肥肉和主食塞在餐巾纸底下，假装自己吃了。
有人甚至从家庭餐桌上退出，躲进自己的房间吃饭。在这些家庭里，围绕着吃饭产生的问题层出不穷：有人无法控制自己，经常摔东西骂人;有的患者自己吃不下去，喜欢看别人吃饭来“望梅止渴”，一位疼爱女儿的父亲因此连吃了5个馒头，等到第六个真的吃不下了，只能藏在裤兜里。
“为什么不吃饭？”这是厌食症患者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他们并不像这种疾病名称的字面意义那样“厌恶”食物。很多人都曾在网上搜索过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图片，將图片一张张划过，常常一看就是一下午，隔着屏幕“吸收养分”;有人的直播平台账号关注列表里，是一连串的“吃播”主播。
目前在中国，能为进食障碍患者提供专业化病房的医院，主要有北大六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许多外地患者出院后很难在家乡复诊。
生活在美国，何一了解到，仅在波士顿，这样的机构至少就有5家。
这两年来，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学组培训了来自各地的医护人员，有的学员回到当地后，开设了进食障碍门诊。
但是，门诊单一科室能做的很有限，要病房收治还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团队，懂营养的、研究心理的，需要时间。李雪霓曾去英国的进食障碍中心参观学习，她羡慕人家的治疗团队和硬件条件。她记得对方告诉她，是花了20年才变成这样。“我想我们也是有希望的，也许用不了20年。”
北大六院的医生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过去，患者要花3年-5年才能找到症结，但现在，这个时间被缩短为3个月到半年。
这些年，志愿者老曹看到，尽管医护力最日臻成熟，还有为数不少的患者徘徊在社会的边缘：有人消极不自救，有人接受了治疗但还是无法恢复社会功能，读不完高中。他们在与进食障碍的搏斗中，度过了青春期，迈入了成年。因为病情，只能应聘到一份工资低于自身能力或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小心翼翼地生活。“就像把一个沉重的龟壳背在身上，他们卡在中间，如履薄冰地负重前行。”
最瘦的时候，身高148厘米，体重24公斤，身体像根“火柴杆”，卢佳羽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瘦。
过去3年里，北京的这位中学生通过节食瘦了30多斤。“消瘦”不足以形容她。因为摄入脂肪过少，影响了雌激素的合成，她停过月经。
她对进食这件事斤斤计较。某种刻板程序遥控了她的进食：她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餐，一顿饭能吃一个小时;碗盘要按固定顺序摆放;水果要切成指甲大小;米饭几乎是一粒一粒咽下。她列过一份不容出错的食谱，打印后贴在墙上，家里请过2个阿姨最后都选择了辞职。她为了控制煮鸡蛋的时间而购买了计时器。家人给她的杯子里加多了牛奶，也会导致她的大喊大叫。就连在课堂上，她也常常为计算卡路里而走神。
这种状况在2016年——她13岁时出现。第二年，母亲在社交网络描述了她的情况，有人提醒要去就医。她确诊了。
官方定义是“进食障碍”。这个孩子符合医生对进食障碍基本特征的描述：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和体重、体型过度关注，多发于年轻女性——根据医学文献，女性与男性患者的比例超过了10：1。这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常人对它几近无知。在2019年3月之前，百度百科词条里，进食降碍还被列为消化内科疾病，主要症状被描述为，“营养不良，消化道及内分泌症状”。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学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三科病房主任李雪霓作为专家参与了词条的修改工作。更新后的版本是：“精神科疾病，由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造成”。
医生李雪霓见过不少进食障碍患者的死去。她所在的北大六院，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是国内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医院。
进食障碍本身并不致死，但过度消瘦会引起心律失常、器官衰竭，进而导致寿命缩短。通常情况下，患者会产生抑郁情绪。有人死于自杀。
据李雪霓介绍，按照医学论文公开报道的情况，进食障碍群体有个“四分之一”定律：不干预的话，1/4的人可以自行痊愈;1/4的人会好转，带着症状正常生活;1/4的人患病慢性化，生活受到影响;1/4的人可能会死掉。
过去很多年里，医学界没人认为中国存在进食障碍这种疾病。
1987年，中国大陆几乎没人听说过进食障碍时，张大荣的导师、精神病学家沈渔邨就提出，这将是未来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沈渔邨后来成为中国精神病学领域的第一位院士，她的预言已经部分成真。
北大六院综合三科统计，2002年到2012年，该院住院的进食障碍患者从年均20余例增长至180余例。开了专科病房之后，李雪霓曾以为会缺乏病源，可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说，进食障碍曾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世纪就有关于自我绝食的记载。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文化“以瘦为美”之风愈演愈烈，进食障碍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没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加上传统文化中孩子以胖为美的观念，进食障碍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然而今天，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吃饱了饭，进食障碍又多了。
吃不下饭的风险，很多人意识不到。
最瘦的时候，卢佳羽肋骨根根分明，后背骨节清晰可见，脸色蜡黄，头发干枯、掉落。有人形容她“瘦得就像筷子似的，一碰可能就折了”。她身体容易发冷，冬天在开了热风的房间，即使盖了两床被子，还是感到冷。
另一位患有进食障碍的学生描述，走路时，她总感觉脚悬着没着地，好像一阵风都能把自己吹倒。教室外一排柜子的柜门反弹力度有点儿大，她曾被弹倒在地。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陈伟为不少进食障碍患者做过胃镜，他见过的胃壁，有的跟“一张纸一样，几乎要破掉”。
进食障碍主要分为厌食症和贪食症。贪食症患者会出现反复发作、不可控制的暴食，并在暴食后采取诱导呕吐等代偿行为，避免体重增加。因为暴食，胃会被一点点撑大，胃壁也越来越薄。
陈伟认为，进食障碍由于多发于青少年成长发育期，对人的影响十分多元。直接的反应是，厌食症患者因为长期不吃东西，胃肠排空能力变差。他解释，瘦到一定程度后，人体产生“保护措施”，食物不会被快速消耗，有的患者48小时前吃下的东西还停留在胃里。
这位营养科医生指出，人体的许多功能能够跟随营养状况动态变化，但这些患者即使营养恢复，“仍有一些机能无法恢复到之前的健康水平”。
这些人或多或少地伴有便秘、脱发、失眠、骨质疏松、卵巢早衰等症状。长期营养不足，神经元的功能受到影响，也会造成精神抑郁、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情况出现。
即使是现在，进食障碍的确切病因也是未知的。一个共识是，生病的前提是极端减肥行为和个人、家庭、社会因素碰在了一起。
卢佳羽小时候，父母先是分居，后来离婚，她跟着母亲从国外回到中国，频繁地搬家，换学校。她觉得“交朋友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为了掩饰尴尬，一个人在学校食堂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午饭，之后就在教学楼绕圈打发时间。她成绩突出，当过辩论赛的最佳辩手，也曾在舞蹈大赛里斩获亚军，她同时抑制不住自己要去“讨人喜欢”。
李雪霓医生形容，就像是“一个个锁扣都扣在一起了”，要全部解开是件麻烦事。治病的同时，还得治人。
对卢佳羽来说，减肥是一切的开端。她13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服用激素药物，看着自己的脸“像馒头一样发起来了”。
她的想法是：只要瘦下来，一切都会变好的。
此后她视高热量为敌人。1千卡等于4.186千焦，她把卡路里对照表背得滚瓜烂熟。为了减少摄入油脂，这个少女告别了生日蛋糕和苹果派。
一般来说，人体BMI指数低于18.5属于过低，低于13就是高危。卢佳羽的BMI指数最低时只有11，令她的母亲忧心忡忡，因为很多医院不敢接收BMI低于13的患者。
卢佳羽记得，体重秤上递减的数字带来过成就感。家人觉得她有惊人的自制力，朋友的夸奖接踵而至。
她吃饭的缓慢也变得“全年级有名”。和同学一起用餐时，她会偷偷把肥肉和主食塞在餐巾纸底下，假装自己吃了。
有人甚至从家庭餐桌上退出，躲进自己的房间吃饭。在这些家庭里，围绕着吃饭产生的问题层出不穷：有人无法控制自己，经常摔东西骂人;有的患者自己吃不下去，喜欢看别人吃饭来“望梅止渴”，一位疼爱女儿的父亲因此连吃了5个馒头，等到第六个真的吃不下了，只能藏在裤兜里。
“为什么不吃饭？”这是厌食症患者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他们并不像这种疾病名称的字面意义那样“厌恶”食物。很多人都曾在网上搜索过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图片，將图片一张张划过，常常一看就是一下午，隔着屏幕“吸收养分”;有人的直播平台账号关注列表里，是一连串的“吃播”主播。
目前在中国，能为进食障碍患者提供专业化病房的医院，主要有北大六院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许多外地患者出院后很难在家乡复诊。
生活在美国，何一了解到，仅在波士顿，这样的机构至少就有5家。
这两年来，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学组培训了来自各地的医护人员，有的学员回到当地后，开设了进食障碍门诊。
但是，门诊单一科室能做的很有限，要病房收治还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团队，懂营养的、研究心理的，需要时间。李雪霓曾去英国的进食障碍中心参观学习，她羡慕人家的治疗团队和硬件条件。她记得对方告诉她，是花了20年才变成这样。“我想我们也是有希望的，也许用不了20年。”
北大六院的医生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过去，患者要花3年-5年才能找到症结，但现在，这个时间被缩短为3个月到半年。
这些年，志愿者老曹看到，尽管医护力最日臻成熟，还有为数不少的患者徘徊在社会的边缘：有人消极不自救，有人接受了治疗但还是无法恢复社会功能，读不完高中。他们在与进食障碍的搏斗中，度过了青春期，迈入了成年。因为病情，只能应聘到一份工资低于自身能力或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小心翼翼地生活。“就像把一个沉重的龟壳背在身上，他们卡在中间，如履薄冰地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