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9月，说起来有点遥远了，留在记忆里的，是一片温暖。有时候湮没在时间中的记忆常常有着刻骨铭心的亲切，《党员生活》留给我的，就是这样。
　　1981年，对于年仅24岁的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我17岁中师毕业，被分配在海拔2000米的大深山洞河小学教书，一干就是7年。此前我已经受了两次高考不第的打击，第三次高考又被县文办以“不安心工作”为由拒绝，就在此时，感情也开始经受煎熬。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开始学习写作，想以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缪斯之神也还是不肯眷顾。我一篇篇地写，一次次地投，结果都是一个字：退。
　　想起来，关键时刻还是党好啊。那年3月，我因扎根山区、勤奋好学的精神引起了公社教育组党总支书记的关注，在他的极力推荐下，我被批准入党。全县仅仅7人，可见其难度之大。宣誓是在全县教师大会上进行的，而我恰在宣誓前几天住院，对入党的事全然不知。会后，还是这位书记亲自到医院看我，并通知了我这一消息。那个夜晚，我失眠了。光荣加入党组织，似乎给我的理想插上了翅膀，人生有了新的坐标。出院后，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那晚的感受写成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做《入党之夜》。我把这篇署名沙耘的散文，按照《党员生活》的地址交给了乡村邮递员。时间慢慢地流逝，我仍在坚持练笔。然而9月1日开学的那天，我的精神支柱完全被一大堆退稿击倒了。愤急之时，我把所有的小说、散文稿件连同编辑部的或书写或铅印的退稿信付之一炬。然后登上山顶，放声大喊：就让我扎根农村教一辈子书吧！
　　奇迹恰在万念俱灭时出现。那天，我正在上课，邮递员气喘吁吁地在通向学校的小路上喊道：好消息……包裹……《党员生活》，还有，汇款单……从他激动的语气中，我感到奇迹肯定是在我身上发生了。果然如此，因为山高路远，我们学校半个月才通一次邮，这次他一下子给我送来了4件邮件，全是《党员生活》的。一份用稿通知，一份12元的稿费单，一封装有两本样刊的牛皮纸信封，一个装着活页夹的包裹。除了12元稿费被我消费掉以外，其余的3件一直珍藏至今。
　　应该说，我的政治与写作人生就是从1981年第9期《党员生活》开始的。这种说法决不夸张，也并不过分。那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百废待兴，而在大山深处竟然还有一个能在省刊发表作品的“才子”，那是何等了得的事情！旋即我就被看中，被调下山，进入公社教育组，很快又被调进县教育局，不久就进入了县委组织部。就在《党员生活》发表我的处女作的第二年，我的小说也上了《长江文艺》。从此，我就在党务与写作两条平行线上同步前行。
　　由于工作需要，《党员生活》一直是我必备的刊物，而且还做一些通联的事情。后来，还在上面发表了许多其它类型的稿件，尤其是1984年春夏之交，我与襄樊市委组织部的几名同志奉命撰写了保康县委书记李远继的长篇通讯《大山的儿子》。文章写出来后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省里与襄樊的报刊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党员生活》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党员生活》在保康是党员人手1册，因此这篇文章在保康也就家喻户晓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都30多年了，如今那些伴着《党员生活》成长的人都已是年过半百了，而《党员生活》却如一棵立足于荆楚大地的常青树，枝繁叶茂，更加坚劲、成熟。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党员生活》写稿了，因为早早地调离了组织部门，也没有去拜访过《党员生活》那对我有恩的编辑部，但《党员生活》在我心中的地位绝对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党员生活》于我，无论是写作还是工作，都是人生中的一师一友一园圃。早就想对《党员生活》说一声感谢的话，现在借此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