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头二十年里，英国文化中弥漫着一种恐惧气氛：英国军队在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的开始阶段表现实在太糟糕，英国正规军对南非的游击队束手无策，人们对此产生了诸多猜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英国人的体质和精力下降了。约翰·弗雷德雷克·莫里斯曾在英国军队里服役，后来成为军事问题方面的作家，他是当时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警告的人。他说，在报名参军的人当中，有60%体检不合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间谍小说的高潮出现在英国，这也许是一种补偿吧。毕竟，间谍小小说的源头在于战前英国国内普遍存在的焦虑。如果没有英国媒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大肆渲染出来的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一代人将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和文类来表达大英帝国衰落的惨淡心情。

　　莫里斯的话引起了“体质下降问题跨部门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Physical Deterioration）的注意，也影响了英国童子军运动。接着，英国作家，尤其是低俗小说和惊悚小说作家，纷纷在大英帝国政治和文化日趋败落、引发国民恐慌这一问题上做起了文章。
　　1871年，乔治·切斯尼的小说《多尔金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首开先河。在这部中篇小说里，作者设想英国崩溃，一个虚构的国家（看上去像是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成功入侵英国。作为一名陆军中校，切斯尼写作的目的很明显：为增加军费，特别是军事技术革新摇旗呐喊。这部小说对未来的间谍小说和科幻小说（例如H.G.威尔斯的《世界大战》）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切斯尼也许是英国作家中利用写小说这一手段呼吁大家提高警惕的第一人，但他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曾经做过外交官的威廉·鲁鸠紧跟切斯尼的步伐，写了两篇有关入侵的小说。《1897年在英格兰的伟大战争》（The Great War in England in 1897）描绘了一位俄罗斯间谍操纵法国入侵英国，将这两个国家视为英国最大的危险；《1910年大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德国描绘成入侵英国的元凶。
　　《1910年大入侵》于1906年首先在《每日邮报》上连载，后来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这充分说明英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着“恐德症”或反德情绪。威廉·鲁鸠在书中警告道：
　　那些退役的德国人来到英国，做起了服务员、文书、面包师、理发师和仆人。他们牢记当初的誓言，忠于自己的祖国，时刻为德国打探情报。
　　这些德国间谍的西服或夹克的翻领或纽扣形状特别，这是他们相互联络的暗号。威廉·鲁鸠说，每一位爱国的英国人都应该时刻警惕，注意观察这些间谍标志。
　　发动民众跟踪、监视的做法是从侦探小说里学的。侦探小说和鲁鸠等人的“入侵文学”一起，催生了间谍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期间，最具影响力的侦探小说出自阿瑟·柯南·道尔之手，夏洛克·福尔摩斯在1903年的《空屋子》（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中归来之后，迅速成为大英帝国最了不起的间谍。
　　在1912年的《布鲁斯—帕廷顿计划》（The Adventure of the Bruce-Partington Plans）和1917年的《谢幕演出》（His Last Bow）中，福尔摩斯和华生受命破案，以避免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在前一篇小说中，皇家军工厂的小职员陈尸伦敦地铁轨道旁，身上带着英国最新潜水艇的设计图；在后一篇小说中，福尔摩斯伪装成爱尔兰裔美国人，阻止德国间谍柏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携带有关英国的机密情报回国，是福尔摩斯退隐乡间前的最后一个案子。这篇小说是柯南·道尔所有作品中最明显的间谍小说，为20世纪50年代的同类小说确立了写作规范。
　　但是，在间谍小说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却是《布鲁斯—帕廷顿计划》。该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刚成立不久的德国海军想在规模和火力上超过英国皇家海军，就在德国人紧锣密鼓地建设海军时，英国却只有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上将一人在推行海军改革。费舍尔认为英国需要排水量更大、装备更优的战舰。不久，“无畏号”战列舰问世。德国则研制潜艇与英国抗衡。在英德两国海军军备竞赛日趋激烈之时，厄斯金·奇尔德斯写了《沙洲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这部小说常常被称为“第一部现代间谍小说”。

　　《沙洲之谜》有两个主要人物：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年轻白领卡拉瑟斯，航海爱好者、“达尔茜贝拉号”游艇的主人阿瑟·戴维斯。一开始，卡拉瑟斯只想着在深秋的波罗的海上体验一次轻松愉快的航行，后来才发现戴维斯的真正的目的是解开一个谜。两人来到德属北海弗里西亚群岛，那里的航道和沙洲错综复杂。戴维斯怀疑德国海军正在那里建潛艇洞库，为入侵英国做准备。两个男人的度假之旅瞬间变成了爱国青年投身于国际政治斗争。
　　《沙洲之谜》出版十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整个欧洲大陆（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拖进了战争的泥沼，战争的影响波及东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将间谍小说变成了独树一帜的文类，而且促进了世界情报机构的现代化。于是，《沙洲之谜》中的卡拉瑟斯和约翰·巴肯《三十九级台阶》（The Thirty-Nine Steps）中的理查德·汉内很快让位于勒卡雷《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中的英国间谍阿列克·利玛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明显影响了间谍小说中主要角色的人生态度。奇尔德斯笔下的爱国青年戴维斯喜欢夸夸其谈，说什么如果有人站在德国人一边，“那他对我们来说就是叛徒，我们英国人有权撕下他的伪装”；格林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则干脆抛弃了爱国主义，同时还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行为进行谴责：“我才不在乎什么忠诚—忠于金主，忠于组织……我认为我的国家也没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忠于爱，而不是忠于国家，这个世界还会像现在这样一团糟吗？”
　　（王海燕：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