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区域战略似乎多年未有太大变动,而日本则不断推陈出新。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大国姿态就倍受赞许。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由于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强有力的财政政策而再次成为区域复苏的希望,韩国与日本都受益于中国的内需市场。在2009年12月签署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中,中国大陆连同中国香港共占32%的份额,与日本同为最大出资国,表现出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与影响区域合作模式的能力。但是,自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引领东亚区域合作走向后,中国的区域战略似乎并无太多建树,而日本则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设想与新框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区域成员则处于应对的被动地位,因此,借鉴日本的战略规划并善加利用,对于我们来说实属必要。
　　以前的日本以美国“亚太战略”棋子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这种马前卒的非独立色彩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淡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政治对立格局的消失,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从全球化、多边化到地域化、次多边化的政策转变。1999年,中国启动与东盟的自贸区协议协商过程,就更加促使日本重归亚洲,构建自己的区域周边战略圈。
　　以1999年通商白皮书为界,日本开始采取积极的区域化政策。与中国较为宽松的政策意图相比,日本的区域政策就显得原则明确、布局完整。
　　与中国的FTA(自贸区)政策不同,日本在推行自贸区政策时使用的是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虽然日本政府认为FTA和EPA差不多,但无论是最初与新加坡签订的“新时代贸易伙伴关系协定”,还是之后与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签订的贸易协定,都分明使用与FTA不同的协定框架。EPA是日本对FTA的基本设定,反映出其对于非贸易领域的重视以及推行“日本化”政策的意图。
　　与一般的FTA协定相比,EPA走得更远。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定义,FTA是指“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之间削减或撤除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关税与贸易壁垒,是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其中一项内容”;EPA是指“促进特定的两国或多国之间贸易以及投资的自由化,撤除规制,协调各种经济制度,强化各领域的经济关系”。从内容上看,日本与菲律宾签订的EPA协定包括商品贸易、原产地规则、海关手续、无纸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的移动、知识产权、竞争和投资环境等条款,其涵盖范围远远超过了一般的FTA协定。
　　在贸易领域之外,日本也积极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框架的构建,现正在实施的金融区域化举措几乎都是日本提议的。从亚洲货币基金到“清迈倡议”的转变,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以及亚洲货币单位的研究,日本的建议都付诸实施了。
　　在抢先开始亚洲货币单位的研究以及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形成的同时,日本通过主导经济协力开发机构、外汇储备共同基金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也在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力争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
　　日本也试图通过尽可能多的EPA伙伴国来获得这一框架的支持,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的加入都有这样的意义。其中,日本出资10亿日元建立的经济协力开发机构就是模仿OECD的架构,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动向、贸易、投资、产业政策、能源环境、人才培养、国家标准、知识产权以及开发援助等进行研究和监控,2007年设立的东亚与东南亚经济研究中心就是这个东亚版OECD的第一步。
　　当然,与中国的韬光养晦风格不同,日本的战略规划有些缺乏外交技巧,有时与美国形成直接对立格局。但是,无论是区域合作战略的全面性,以及本文尚未提及的政府政策的延续性与各部门的协调性方面,日本的战略都表现出足够的前瞻性特征,可以为我们这个大国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