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户”，中国古代对流徙之人的雅称。
　　据《辞源》注释，“雁户”是古代指居于异乡之民户，雁因时迁徙，故以为喻。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使君扶侍赴唐州》就有：“洛苑鱼书至，江村雁户归。”按照这种比喻，古之雁户便是今之农民工，不过古人风雅胜今人，不称流动的农民为“盲流”，而称“雁户”。这称呼形象还准确，不似“农民工”之名偏狭而薄情。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体制在劳动力的控制上甚至比对产品控制更紧，非计划流动的农民被称为“盲流”，他们虽艰难地穿越了城乡之间的种种社会篱笆，但还是成为城市中多次“清退”工作的目标。8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期，90年代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期，直至今日，方兴未艾。
　　雁是候鸟，喜欢迁徙。每年秋分后飞向南方，春分后又飞回北方。候鸟这种特殊的迁徙行为，激发了善感多情文人的思绪，于是，雁们便成了诗人笔下情景交融的诗行，有诗为证——
　　朔风飘胡雁，惨澹带沙砾。（杜甫《遣兴五首》）
　　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李白 《菩萨蛮》）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刘禹锡《秋风引》）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李颀《送魏万之京》）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白居易《题岳阳楼》）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一剪梅》）
　　这类诗句不少。古代诗人咏雁，多是借景抒情，言物喻志，大多是表达离愁别绪、思归想家的。
　　雁因时而迁，人因势而徙。中国的农民工如大雁一般，在东与西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迁徙流转。国家统计局5月27日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而且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7.3岁。没有关于农民工有多少背井离乡的数字统计，但气氛是可以感知的。
　　其实，当今农村家庭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一笔家庭收支账目决定的。
　　今年4月，在安徽寿县驻村调研时，我听一位农民算过一笔账：他家6口人有3.5亩地，请人的工钱，加上农药、肥料、种子等钱，成本2200多元，打了2600斤谷子，100斤卖120块钱，即便把谷子都卖掉也就3120元，扣去成本才赚820元。事实上家里还要吃1000斤，也就是说他家只能卖出1600斤谷子，合1920元，去除劳资和雇工成本还亏280元。如果只种粮食，儿女不外出打工，就没有家用钱，更别说小孩读书、家人就医之类的大额开支了。
　　于是，“农民伯伯”不种田了，种田的都是“农民爷爷”和“农民奶奶”，青山绿水间只剩些白发人，青壮年离开家乡，奔向城里的工厂、工地。
　　假如在家种地能过上好日子，谁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孩子，夫妻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雁，自古以来是人们寄托思乡情的鸟类。很多古诗，由于诗人情绪悲凉，便给天上的飞雁也添加了悲凉的色彩。如“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的“寒雁”，“归云飞带雨，凉雁过留声”的“凉雁”，“残霞忽变色，游雁有余声”的“游雁”。
　　品味之余，心生凉寒。户籍的藩篱、城乡的二元，还将造就多少“寒雁”“凉雁”“游雁”？
　　“雁奴辛苦侯寒更，梦破黄芦雪打声”，叙说着一种无怨无悔、任劳任怨。面对数亿当代“雁户”，是该顺应时代的节奏，迈出实在的步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