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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28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31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蒋最倚重的笔杆子
陈布雷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上世纪20年代，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
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周刊》转载。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民党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人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
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是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
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
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
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一叠书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做过一些违心事，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
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他身居高位，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9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任蒋秘书前后25年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精通儒学、经史。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20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倒，前后共达25年。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秦孝仪作风低调，他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
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等成为重要“文胆”，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当时已愈八旬的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8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至于李登辉在宋美龄过世隔天，批评她用金钱买美国外交，平常已不过问政治的秦孝仪也忍不住跳出来痛斥李登辉“无耻、无聊”。他并称，台湾今天时局变成这样，李登辉要负最大的责任和做最多的反省。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摘自《民国大腕》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28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31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蒋最倚重的笔杆子
陈布雷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上世纪20年代，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
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周刊》转载。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民党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人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
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是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
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
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
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一叠书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做过一些违心事，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
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他身居高位，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59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任蒋秘书前后25年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精通儒学、经史。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20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倒，前后共达25年。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秦孝仪作风低调，他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
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等成为重要“文胆”，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当时已愈八旬的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8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至于李登辉在宋美龄过世隔天，批评她用金钱买美国外交，平常已不过问政治的秦孝仪也忍不住跳出来痛斥李登辉“无耻、无聊”。他并称，台湾今天时局变成这样，李登辉要负最大的责任和做最多的反省。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摘自《民国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