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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集体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组成。这个团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国际视野。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在20世纪初的那场勤工俭学活动中走出国门的。这批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在异国他乡经历了艰苦的生活磨练，接受了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并借此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段”到国外求知，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感受了日本和苏联的崛起，形成了开放性的思维和世界眼光。
陈独秀：
五赴东洋探索救国之路
陈独秀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于1901年至1914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赴日留学是他思想启蒙的开始。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组织“励志会”。1902年3月回国后，陈独秀与一批进步青年在他家乡安徽怀宁姚家口北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1902年9月，陈独秀遭清政府通辑，被迫二次东渡日本，进入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陆军科。不久，他与章太炎、邹容、蒋百里等人发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将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文甫的辫子剪掉，使姚文甫威信扫地。为此，陈独秀遭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后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他们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了更加广阔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据《陈独秀传》的作者唐宝林介绍，“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从‘康梁党’（指康有为、梁启超）到‘革命党’的转变”。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这段时间里，他在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并探讨新的救国之路。
其实，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而“独秀”是他的笔名。1914年11月，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此文一登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纷纷斥责陈独秀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但在数月后，当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发生时，惊醒了国人。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了接受和推崇。所以，章士钊在代替他答读者问时，盛赞陈独秀是最早起来鸣叫天亮的一只“晨鸡”。
《甲寅》激战过后，陈独秀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于是，便有了1915年的《青年杂志》的诞生。从此，人们不再知道“仲甫”“乾生”，只知道“陈独秀”。
李大钊：
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3年冬，24岁的李大钊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1914年1月，李大钊抵达东京。此时，距早稻田大学开学还有好几个月。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位于东京牛込区下户冢町520号的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这座三层的小楼是留学“早大”的中国学生经常聚集的地方。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根据早稻田大学的规定，新生入学应先读预科，预科期满通过考试才能读本科。而李大钊因为具有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6年基础，被允许直接进入本科。
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月11日下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青年会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牍干事，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后，李大钊积极投身于反袁斗争中。1916年1月底，李大钊由日本横滨乘船回到上海，为支持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他奔走呼吁，筹募军饷。在上海停留两个星期后，李大钊又匆匆赶回东京。
在早稻田大学的众多教师中，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就是安部矶雄和河上肇。而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就是先由河上肇翻译成日文，再翻译成中文，最后被李大钊引用的。同时，李大钊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参照河上肇的。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前，虽然参加过中国社会党，但没有谈过社会主义，而留学归国后不到一年，便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明确指出：“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既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产生，也必将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最终取胜。那时能提出这些进步观点，与他留学日本时所受到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思想产生巨变的一个契机。这为他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周恩来：
留学欧洲追求真理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船，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到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
旅欧之前，周恩来曾求学日本。此前在国内时，周恩来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必须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但通过在日本观察军国主义，他推翻了这一想法。而周恩来旅日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已传到日本，随之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学界。然而，最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影响了阴霾下的周恩来，正如他在诗中写道的，这仿佛是“模糊中偶然看见一点光明”，所以他决定“回国图他兴”。
1920年8月，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在巴黎，周恩来结识了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
张申府是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赴法，又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责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及其夫人刘清扬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早期组织。 翌年，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信中说：“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德国，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他们与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而1920年至1924年，周恩来旅居欧洲的4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德国，还是比利时，他一直担任了进步团体和旅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都与共产党在欧洲的活动有密切联系。
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在较为系统的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陈毅：
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60余名四川籍学生搭乘法国“麦浪号”轮船起航。经过近2个月的航行，这些学生于10月10日抵达法国第一大港马赛。之后不久，陈毅和其他勤工俭学生又来到了巴黎。
因为勤工俭学生大都法文差，陈毅与蔡和森等人一面补习法文，一面等待工作。随着法文程度的提高，陈毅同法国社会各方面的接触也逐步扩大。这时，他开始热心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3个多月后，陈毅终于进入了一家炮厂当杂工。做工之余，他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一般法国平民的基本情况。通过调查研究，陈毅逐步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回忆：“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通过到工厂做工谋生以及社会调查，陈毅“逐渐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认识到“法国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当时，在留法的学生中，对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也十分激烈。而随着斗争阅历的丰富，特别是与蔡和森相识交往之后，陈毅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蔡和森的引导和带领下，陈毅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同时还经常与蔡和森、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王若飞等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在这里，他“经历了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过程，很快就站到了无产阶级的一边，“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陈毅在思想上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便积极投入到为民族求生存和寻出路的斗争洪流之中。
邓小平：
从“油印博士”到职业革命家
从1922年2月至1923年3月，为了维持生计，赴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曾两度以邓希贤的名字注册，在“哈金森”橡胶厂的制鞋车间从事艰苦的劳作。
在哈金森工厂劳动期间，邓小平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讨论世界和中国。不久，他们还认识了在这里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那时，邓小平经常去蔡和森家吃饭。在法国艰苦求学和做工的经历，使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探索新的个人出路。
1922年夏，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也是这个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此后，邓小平在巴黎认识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1924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那段时间，他非常认真地在蜡纸上刻写着每一篇文章，同时还撰写文章并负责油印等工作，由此他还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雅号。那时，他一面在工厂做工赚钱，一面利用夜晚休息时间为《赤光》刊物服务。
邓小平搞革命活动不仅靠勇气，还要利用头脑。当时旅欧支部的活动经费一直不够。于是邓小平提议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坊”，靠卖豆腐来支持革命活动。为了向法国人介绍这种独特的东方美食，他亲自到餐馆用豆腐炒菜，吃过的客人个个啧啧称道。经过口口相传，中华豆腐名震巴黎，供不应求，为旅欧支部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经费。
1924年7月，邓小平被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6月，党派邓小平从巴黎到里昂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6月至9月，他参与组织了旅法华人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多次大规模示威和集会。
邓小平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8日凌晨，警察突然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处。不过，此时的邓小平等人已经遵照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悄悄地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1926年初，离开法国的邓小平来到莫斯科。此时，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不断锤炼，22岁的邓小平已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了。
青年时代游学欧陆的经历对邓小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之所以能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扮演决定性角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造性地提出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理论，是与他的上述经历分不开的。
朱德：
德国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德国小城格廷根城东普朗克街3号，是一幢二层带阁楼的别墅，正面红墙上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格外醒目，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20世纪20年代，朱德留学欧洲时，就曾住在这幢别墅里。
1922年9月初，36岁的朱德开始了欧洲留学之旅。
这年11月，在柏林，他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5月朱德移居到德国小城格廷根。初到德国，语言不通一直困扰着他。特别是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于是，年近不惑之年的朱德下决心要攻克语言关。 对于学德语，朱德并不是靠死背，他喜欢拿着地图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在一路见闻之中学习。经过刻苦学习，他的德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时，有的留学生对学德语有畏难情绪，朱德便鼓励他们说：“困难不可怕，困难是砺石，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东西，把革命的道理学懂弄通，只有这样，回去才能派上用场，大干一场。”
在格廷根期间，朱德最为得益的是参加党小组的活动。每周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的一项重要活动。那一时期，德国社会正处于一战战败后的动荡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容易得到。在学习中，他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于是，旅欧学生组织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
朱德等人在《明星》杂志上撰写文章批评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他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国内，发表演说，散发传单。
当时的驻德公使魏宸组对留学生的这种游行活动恨之入骨，他要求德国政府驱逐相关留学生。朱德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也就在这时，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朱德赴苏联学习。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1925年7月4日，朱德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苏联。
朱德后来在自传中回忆，留德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他说：“在格廷根，我读了不少马列方面的书籍，在这段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进行了检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刘少奇：
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取回马列主义“真经”
1921年春，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一起，从上海搭乘邮轮，踏上了赴俄求学的旅程。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刘少奇和他的同学被邀请出席旁听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刘少奇一行见到了列宁，还聆听了列宁震撼人心的报告。
刘少奇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见到列宁感到非常高兴。由于他的俄文水平较低，列宁报告中的内容还难以听懂，但见到列宁让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些留学生兴奋至极，有的站到椅子上，有的站到桌子上，尽情地鼓掌欢呼着，他们觉得能与列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商讨大事，仿佛是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列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适应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共产国际要转变策略，由直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转为争取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创造对资本主义最后进攻的必要条件。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列宁还提出了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改变，对刘少奇影响很大。此后刘少奇回国工作时，特别注意到了要争取群众中的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还提出了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1921年，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阅读了《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反杜林论》《共产主义ABC》等著作。遇上俄文原版书，他就一边看一边翻字典，学习中，他对照世界革命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反复进行着思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刘少奇得知后异常激动。他主动找到负责中国班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诉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愿望。这年冬天，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一起，成为第一批在东方大学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学员。
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大会。刘少奇能作为正式的代表参加这次庄严、隆重的国际盛会，心情格外激动。这次会议，使刘少奇进一步领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这为他后来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春，刘少奇在参加这次会议后不久，便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提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到上海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刘少奇又被派往湖南，参加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
刘少奇在苏联留学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通过这次留学，他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关于建立坚强的工人阶级政党和依靠党去进行革命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到西天取经，只有一年就回来了。在苏联时间不长，也算取了经。由此确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
刘伯承：
从苏联军校走出的军事家
作为中共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理论的第一批军事干部，1927年11月，刘伯承从上海到了苏联。在由上海到海参崴的船上，他被告知他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别看刘伯承是个带兵打仗的名将，但他一句俄文都不懂，一路上念佛似的不断暗暗念叨着自己的新名字——阿法纳西耶夫。
1928年暑期，刘伯承以各科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的全部课程，旋即被选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在这里，刘伯承走遍图书馆和博物馆，饱读了世界战争史及各国军事家的著作和传记。
来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首先被一条大标语所吸引：“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都是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将所学习的军事理论同当时的国内革命实际情况相联系，力争运用到实际中去。有一次，在进行图上作业时，教官出题问道：“派通信兵从山上向山下送信，是该派骑兵还是步兵？”刘伯承答道：“根据地形，山地陡峭，所以结合实际情况，还是应该派步兵。”他的回答得到了教官的肯定。
1928年春，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对他的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还是光明的。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此时正在留苏的刘伯承参加了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报告中，刘伯承提出“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在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他呼吁全党“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0年4月，刘伯承回到了中国。他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国军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之中；他借鉴苏联军校的经验，成功地创办了1949年后我军最早的军事院校。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为我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题图 （从左至右）陈独秀、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朱德、刘少奇、刘伯承
责任编辑 马永义
陈独秀：
五赴东洋探索救国之路
陈独秀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于1901年至1914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赴日留学是他思想启蒙的开始。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组织“励志会”。1902年3月回国后，陈独秀与一批进步青年在他家乡安徽怀宁姚家口北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1902年9月，陈独秀遭清政府通辑，被迫二次东渡日本，进入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陆军科。不久，他与章太炎、邹容、蒋百里等人发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将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文甫的辫子剪掉，使姚文甫威信扫地。为此，陈独秀遭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后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他们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了更加广阔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据《陈独秀传》的作者唐宝林介绍，“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从‘康梁党’（指康有为、梁启超）到‘革命党’的转变”。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这段时间里，他在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并探讨新的救国之路。
其实，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而“独秀”是他的笔名。1914年11月，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此文一登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纷纷斥责陈独秀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但在数月后，当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发生时，惊醒了国人。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了接受和推崇。所以，章士钊在代替他答读者问时，盛赞陈独秀是最早起来鸣叫天亮的一只“晨鸡”。
《甲寅》激战过后，陈独秀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于是，便有了1915年的《青年杂志》的诞生。从此，人们不再知道“仲甫”“乾生”，只知道“陈独秀”。
李大钊：
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3年冬，24岁的李大钊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1914年1月，李大钊抵达东京。此时，距早稻田大学开学还有好几个月。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位于东京牛込区下户冢町520号的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这座三层的小楼是留学“早大”的中国学生经常聚集的地方。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根据早稻田大学的规定，新生入学应先读预科，预科期满通过考试才能读本科。而李大钊因为具有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6年基础，被允许直接进入本科。
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月11日下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青年会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牍干事，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后，李大钊积极投身于反袁斗争中。1916年1月底，李大钊由日本横滨乘船回到上海，为支持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他奔走呼吁，筹募军饷。在上海停留两个星期后，李大钊又匆匆赶回东京。
在早稻田大学的众多教师中，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就是安部矶雄和河上肇。而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就是先由河上肇翻译成日文，再翻译成中文，最后被李大钊引用的。同时，李大钊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参照河上肇的。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前，虽然参加过中国社会党，但没有谈过社会主义，而留学归国后不到一年，便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明确指出：“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既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产生，也必将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最终取胜。那时能提出这些进步观点，与他留学日本时所受到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思想产生巨变的一个契机。这为他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周恩来：
留学欧洲追求真理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船，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到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
旅欧之前，周恩来曾求学日本。此前在国内时，周恩来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必须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但通过在日本观察军国主义，他推翻了这一想法。而周恩来旅日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已传到日本，随之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学界。然而，最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影响了阴霾下的周恩来，正如他在诗中写道的，这仿佛是“模糊中偶然看见一点光明”，所以他决定“回国图他兴”。
1920年8月，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到欧洲留学，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在巴黎，周恩来结识了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
张申府是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赴法，又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责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及其夫人刘清扬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早期组织。 翌年，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信中说：“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1922年3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等由巴黎迁居德国，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旅德期间，他们与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而1920年至1924年，周恩来旅居欧洲的4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德国，还是比利时，他一直担任了进步团体和旅欧学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都与共产党在欧洲的活动有密切联系。
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在较为系统的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陈毅：
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60余名四川籍学生搭乘法国“麦浪号”轮船起航。经过近2个月的航行，这些学生于10月10日抵达法国第一大港马赛。之后不久，陈毅和其他勤工俭学生又来到了巴黎。
因为勤工俭学生大都法文差，陈毅与蔡和森等人一面补习法文，一面等待工作。随着法文程度的提高，陈毅同法国社会各方面的接触也逐步扩大。这时，他开始热心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3个多月后，陈毅终于进入了一家炮厂当杂工。做工之余，他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一般法国平民的基本情况。通过调查研究，陈毅逐步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回忆：“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通过到工厂做工谋生以及社会调查，陈毅“逐渐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认识到“法国并不比中国好多少”。
当时，在留法的学生中，对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也十分激烈。而随着斗争阅历的丰富，特别是与蔡和森相识交往之后，陈毅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蔡和森的引导和带领下，陈毅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同时还经常与蔡和森、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王若飞等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在这里，他“经历了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逐渐靠拢马克思主义，靠拢无产阶级”的过程，很快就站到了无产阶级的一边，“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陈毅在思想上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便积极投入到为民族求生存和寻出路的斗争洪流之中。
邓小平：
从“油印博士”到职业革命家
从1922年2月至1923年3月，为了维持生计，赴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曾两度以邓希贤的名字注册，在“哈金森”橡胶厂的制鞋车间从事艰苦的劳作。
在哈金森工厂劳动期间，邓小平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讨论世界和中国。不久，他们还认识了在这里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人。那时，邓小平经常去蔡和森家吃饭。在法国艰苦求学和做工的经历，使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探索新的个人出路。
1922年夏，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也是这个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此后，邓小平在巴黎认识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1924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那段时间，他非常认真地在蜡纸上刻写着每一篇文章，同时还撰写文章并负责油印等工作，由此他还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雅号。那时，他一面在工厂做工赚钱，一面利用夜晚休息时间为《赤光》刊物服务。
邓小平搞革命活动不仅靠勇气，还要利用头脑。当时旅欧支部的活动经费一直不够。于是邓小平提议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坊”，靠卖豆腐来支持革命活动。为了向法国人介绍这种独特的东方美食，他亲自到餐馆用豆腐炒菜，吃过的客人个个啧啧称道。经过口口相传，中华豆腐名震巴黎，供不应求，为旅欧支部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经费。
1924年7月，邓小平被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6月，党派邓小平从巴黎到里昂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6月至9月，他参与组织了旅法华人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多次大规模示威和集会。
邓小平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8日凌晨，警察突然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处。不过，此时的邓小平等人已经遵照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悄悄地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1926年初，离开法国的邓小平来到莫斯科。此时，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不断锤炼，22岁的邓小平已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了。
青年时代游学欧陆的经历对邓小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之所以能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扮演决定性角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造性地提出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理论，是与他的上述经历分不开的。
朱德：
德国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德国小城格廷根城东普朗克街3号，是一幢二层带阁楼的别墅，正面红墙上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格外醒目，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20世纪20年代，朱德留学欧洲时，就曾住在这幢别墅里。
1922年9月初，36岁的朱德开始了欧洲留学之旅。
这年11月，在柏林，他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5月朱德移居到德国小城格廷根。初到德国，语言不通一直困扰着他。特别是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于是，年近不惑之年的朱德下决心要攻克语言关。 对于学德语，朱德并不是靠死背，他喜欢拿着地图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在一路见闻之中学习。经过刻苦学习，他的德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时，有的留学生对学德语有畏难情绪，朱德便鼓励他们说：“困难不可怕，困难是砺石，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东西，把革命的道理学懂弄通，只有这样，回去才能派上用场，大干一场。”
在格廷根期间，朱德最为得益的是参加党小组的活动。每周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的一项重要活动。那一时期，德国社会正处于一战战败后的动荡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容易得到。在学习中，他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于是，旅欧学生组织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
朱德等人在《明星》杂志上撰写文章批评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他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国内，发表演说，散发传单。
当时的驻德公使魏宸组对留学生的这种游行活动恨之入骨，他要求德国政府驱逐相关留学生。朱德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也就在这时，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朱德赴苏联学习。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1925年7月4日，朱德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苏联。
朱德后来在自传中回忆，留德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他说：“在格廷根，我读了不少马列方面的书籍，在这段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进行了检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刘少奇：
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取回马列主义“真经”
1921年春，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一起，从上海搭乘邮轮，踏上了赴俄求学的旅程。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刘少奇和他的同学被邀请出席旁听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刘少奇一行见到了列宁，还聆听了列宁震撼人心的报告。
刘少奇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见到列宁感到非常高兴。由于他的俄文水平较低，列宁报告中的内容还难以听懂，但见到列宁让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些留学生兴奋至极，有的站到椅子上，有的站到桌子上，尽情地鼓掌欢呼着，他们觉得能与列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商讨大事，仿佛是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列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适应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共产国际要转变策略，由直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转为争取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创造对资本主义最后进攻的必要条件。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列宁还提出了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改变，对刘少奇影响很大。此后刘少奇回国工作时，特别注意到了要争取群众中的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还提出了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1921年，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阅读了《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反杜林论》《共产主义ABC》等著作。遇上俄文原版书，他就一边看一边翻字典，学习中，他对照世界革命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反复进行着思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刘少奇得知后异常激动。他主动找到负责中国班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诉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愿望。这年冬天，刘少奇与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一起，成为第一批在东方大学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学员。
1922年1月，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大会。刘少奇能作为正式的代表参加这次庄严、隆重的国际盛会，心情格外激动。这次会议，使刘少奇进一步领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这为他后来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春，刘少奇在参加这次会议后不久，便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提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到上海党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刘少奇又被派往湖南，参加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
刘少奇在苏联留学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通过这次留学，他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关于建立坚强的工人阶级政党和依靠党去进行革命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到西天取经，只有一年就回来了。在苏联时间不长，也算取了经。由此确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
刘伯承：
从苏联军校走出的军事家
作为中共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理论的第一批军事干部，1927年11月，刘伯承从上海到了苏联。在由上海到海参崴的船上，他被告知他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别看刘伯承是个带兵打仗的名将，但他一句俄文都不懂，一路上念佛似的不断暗暗念叨着自己的新名字——阿法纳西耶夫。
1928年暑期，刘伯承以各科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的全部课程，旋即被选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在这里，刘伯承走遍图书馆和博物馆，饱读了世界战争史及各国军事家的著作和传记。
来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首先被一条大标语所吸引：“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都是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将所学习的军事理论同当时的国内革命实际情况相联系，力争运用到实际中去。有一次，在进行图上作业时，教官出题问道：“派通信兵从山上向山下送信，是该派骑兵还是步兵？”刘伯承答道：“根据地形，山地陡峭，所以结合实际情况，还是应该派步兵。”他的回答得到了教官的肯定。
1928年春，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对他的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还是光明的。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此时正在留苏的刘伯承参加了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报告中，刘伯承提出“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在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他呼吁全党“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0年4月，刘伯承回到了中国。他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他学习外国军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之中；他借鉴苏联军校的经验，成功地创办了1949年后我军最早的军事院校。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为我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题图 （从左至右）陈独秀、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朱德、刘少奇、刘伯承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