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去深入讨论“义利之辨”，不是咬文嚼字，坐而论道。其现实意义，正如张其成先生所言，实质上关系到在今天，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全民的价值观，成为全民的道德规范。尤其是企业家更要树立这一价值观”。而“所谓树立价值观就是要真正成为一种信仰”，不仅仅是一种主流价值导向，一种高大上的榜样，一种理直气壮的要求，一种光明正大的向往。
　　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
　　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出了多少“大老虎”“小苍蠅”。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改革开放不对吗？不是。是我们党放弃了立党为公的宗旨和初心吗？不是。是我们没有在党员中对“糖衣炮弹”警钟长鸣、没有在社会上提倡正确的义利观和公私观吗？都不是。究其原因，“市场经济总体是趋利的，追求的是规模效率效益，而这又是由‘利’主导的，把‘利’与‘义’协调起来，很重要，但是也很不容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强调在义利冲突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先义后利，更加大声疾呼重义轻利，为义弃利，鼓励、向往大公无私、舍生取义的精神；同时也必须深入研究，义利之间能否“取中”？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悖论，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席地而来，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每一“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激烈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货币成了一般等价物，价值规律驱使人们不断追求和积累商品价值。市场经济当然要讲效率。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底线和边界，就是“适中”。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成功结合起来，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遵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中”“守中”“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只有这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与现代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进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课题，就是进入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推动人类进步却充满矛盾的历史阶段，物质富有起来了，为什么精神反而贫乏？道德到底该怎么搞，人有没有底线？恐怕不是简单地、反复地倡导先义后利、提倡舍身取义就能解决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在走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迷心逐物”“重利轻义”的挑战和考验。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它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容易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不少人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精神缺钙”的现代病。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一些经济主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贪污腐败也一度泛起。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还是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里。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带进市场经济。就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四个问题。
　　一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但他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其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曾经一度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可以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四是尝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成功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利者，义之和也”的义利兼顾与统一，“适中合义”的“市场伦理”与实践。这项研究是有难度的，概念需要厘清，理论需要创新，底线必须守住，“适中、时中、实中”；是要特别正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是要不懈追求“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是要向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不断努力的；是要“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这也就是主张研究“义利之辨的中庸之道”，其现实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